《自然》：在欧洲，转基因之争是政治问题

在肯尼亚，作为主粮的木薯在被研究应用转基因技术对两种病毒产生抗性。

欧洲的科学家、政客、工业界代表以及环保主义者，在看待转基因作物时，常常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它是解决世界饥荒的关键；另一种则认为它毫无意义，反而是健康与安全的巨大威胁。以上两种观点的理由都不充分。

近来，包括法国、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过去20年里关于转基因作物的激烈讨论也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出现。印度政府正在考虑禁止未来十年间所有关于转基因作物的田间试验。这项举措将会对印度大大小小的农户造成伤害，使得他们无法获得那些专门进行过基因改良，在当地生长更好的作物品种，其中包括各种棉花、大豆和番茄。而在超过四分之一人口营养不良的肯尼亚，政府于去年底禁止了转基因食品进口，虽然未禁止转基因作物研究。这些决策，正如欧洲有些国家的类似决定，似乎是部分出于对转基因技术的情绪化反应。

让科学有机会改善世界最贫困人群的生活，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就不应被欧洲的政治化争论摆布。欧洲是一片不存在广泛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不良问题的大陆。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从具体问题着手，把转基因作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评估所有可行方案的风险与收益，而不是简单的拿出一个支持或者反对转基因的态度。

转基因技术，应对亚非粮食与营养问题的一个途径

50年来，育种改善的作物品种贡献了每年增加的全球农业产能的1%。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伴随着水与肥料利用、土壤和作物管理、储存运输基础设施等的改善，新栽培品种将成为应对在气候变化下养活增长的人口这个挑战的关键。 不少增产、防病虫害、提高营养价值、耐旱涝等的改良作物品种，没有使用基因工程，又或基因工程是能得到相同结果的不同方法之一。在基因工程有效的时候，也经常是补充了传统育种的，而不是替代传统育种。

但在我们想要的作物性状的遗传变异很有限时，基因工程就会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拿在非洲草原上广泛种植的豇豆来说，为了让它免于被豆荚螟（Marucavitrata）这种害虫侵害，研究人员已经在传统育种上耗费了多年时间。而土壤细菌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thuringiensis）可以产生一种毒素（Bt），杀灭包括豆荚螟在内的一些害虫。尼日利亚研究人员把产生Bt的基因导入了当地豇豆品种，在小规模的田间试验中，使得95%的作物产生了抵抗力。Bt豇豆能提高非洲豇豆大概70%的产量。Bt豇豆抗虫试验正在布基纳法索、加纳和尼日利亚持续进行，抗虫种子将从2017年开始向提供给当地农民。

基因改造也为多个性状纳入一种植物提供了一种途径，而且比传统育种能够的速度快的多。就拿木薯，这种非洲数百万人的主粮作物来说。阻碍生长的木薯花叶病与腐烂根系的褐条病这两种病毒疾病，影响着整个非洲大陆尤其是东非的木薯作物。虽然有些木薯品种能够抵抗其中某一种病，但是东非许多地方两种病毒疾病都非常普遍。木薯每两年开一次花，所以想依靠常规育种同时获得拥有这两种病的抵抗力的木薯将是一项巨大挑战。因此在乌干达和肯尼亚，研究人员目前正在研究相关的转基因方法。

生物强化（Biofortification），以提高作物营养价值为目的，是基因工程发挥作用的又一领域。例如，维生素A缺乏症会引发严重的问题，比如增加儿童感染麻疹死亡的危险。在应对维生素A缺乏症上，传统育种也在抢着发挥作用。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正致力于提高莫桑比克和乌干达的营养水平，他们将富含维生素A前体的橙色番薯介绍给了部分人群。这一举措已经提升了这些人群体内的维生素A的含量。

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并不把番薯作为主食，这时基因改良会用来改进其他主粮作物。没有转基因技术，富含维生素A前体的基因改造大米品种“黄金大米”，是无法生产出来的。食用此种米饭150克，就能提供中国6至8岁人群推荐营养摄入中大约60%的维生素A。不幸的是，黄金大米仍未在任何国家批准大规模使用，所以还没有办法直接监测出它对人类健康的改善。

转基因，采纳与否，需要理性权衡 如果还有其他选择，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当然可以质询相关的转基因方案。有时非转基因作物的经济效益也许会更好，如果使用转基因品种会让农民受制于专利种子或农用化学品、如果使用转基因品种让他们无法出口到欧洲、如果使用转基因品种意味着他们的作物只能作为动物饲料供应时。例如欧盟目前高度控制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进口，进口的大豆和玉米多用做动物饲料。此外，人们害怕转入的基因会从一个物种进入到另一个物种，从而引发不可预见的后果。这种担忧也是正当的，虽然它经常被夸大。

然而发展中经济体的决策者要小心提防在另一些国家上演的政治化争论。在这些国家，改良的作物品种对社会潜在的收益不大；其民众对待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也不能算作一种看待科技及其替代品的成熟观点。

在欧洲，许多对转基因的反对，都号称仅出于安全的考量，但实际上还源自另外一种忧虑，那就是担心小规模农户被大规模耕种的欺压，以及生物技术公司形成垄断。事实是，各种生物技术在欧洲都常常遭受如基因工程一般的待遇，包括组织培养、标记辅助育种在内各种改进作物的先进的非转基因技术，被欧洲的群众统统归为“无法接受”的范畴，尽管以上这些技术能够极大地促进常规育种工作。

针对转基因技术的情绪化争辩，就像从拿倒了的望远镜看出去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应当从面临的具体问题着手，以生物安全立法为指导，在当地环境条件下权衡不同方案的利弊，做出自己的决定。

饥饿与营养不良人群目前集中于非洲与亚洲，同时这两个大洲还有很高比例的人口生计仰赖于农业。这意味着亚非国家如果让自己在转基因作物上的决策深受欧洲视角影响，是很不合理的。首先，联合国估计到本世纪末，生活在欧洲的世界人口仅有不到10%。其次，在欧洲粮食增产的好处很小，这时（仅仅是理论上的、有些时候可以算作非理性的）风险会主导风险-效益分析。值得提及的是，在欧洲一些比较缺乏的产品，例如一些药品，其生产是离不开转基因技术的。

并非对于所有作物改良，基因工程都是必须或者有用的。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它有助于提高作物产量及营养价值，并减少因过度使用肥料、农药和水带来的风险与成本。要排斥一项帮助人们获取所需食物和营养的技术，必须得是建立在有力的、理性的、与当地情况相关的理由之上。

注：本文作者ChristopherJ.M.Whitty是位于伦敦的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的首席科学顾问，以及英国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的国际卫生教授；MontyJones是位于加纳阿克拉的非洲农业研究论坛的常务理事长；AlanTollervey是DFID的农业研究主管；TimWheeler是DFID副首席科学顾问，以及英国雷丁大学作物科学教授。

本文编译自Nature：Africa and Asian eeda rational debate on GM cro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