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转基因专家怕被骂而不敢说
“像转基因这样在全球都引起广泛争议的，在整个科学发展史上并无前例。”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研究员姜韬昨日在武汉表示。
由中国科学院与美国科学院共同主办的“全球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现状和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16日至17日在武汉举行。
昨天上午，与会的农业部科技教育司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与知识产权处处长寇建平表示，中国粮食产量增速不够，需要发展转基因。
对于转基因非法种植的担忧，他表示中国转基因作物种植总体可控，不存在“滥种”问题。
“转基因技术能有效增产粮食”
寇建平向媒体就转基因基础知识、中国转基因安全管理等情况进行了说明。
寇建平列举数据称，201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6亿余吨，但粮食消费量已达6.8亿吨。当年中国进口粮食9000万余吨。其中进口大豆约6300万吨，国内自给率降至18%，使得粮食供应的安全风险急剧上升。
另一方面，中国的耕地、水资源又均面临不足的窘境：中国耕地总面积已接近18亿亩的“红线”，“能种的地基本上都种完了”；约60%的耕地缺乏灌溉。传统方法是用化学制剂来增加产量，但这会对环境产生较大影响。中国的化肥年使用量已为世界第一；农药施用量、农膜使用量也均为世界前列。
寇建平表示，在增加产量方面，转基因技术能带来显著变化。因为种植转基因玉米，十余年间美国的玉米单产就提高了50%，在阿根廷，粮食平均增产38%；在南非、印度，因为种植转基因玉米和棉花，很快从这些作物的进口国变成出口国。而在这些领域，中国“越来越弱”。
他向会议提供的材料显示，在全球范围内，总体来讲，从1996年到2012年间，因为种植转基因而产生的成本降低、产量增加，农场收益高达1170亿美元。不止如此，还减少了4.97亿千克农药的使用。
“中国不存在转基因作物滥种问题”
在一些转基因反对者看来，科学家鼓吹转基因的优势、推动转基因产业化，是因为受到了利益集团的控制，比如为了科研经费或企业利润。
对于这种说法，寇建平在向会议提供的材料中予以否认。他从转基因作物的研发、评审、审批三个阶段进行了解释：转基因的安全性研究工作是由国家财政资金资助；评审阶段由政府组织第三方权威机构和科学家团体进行评估；安全证书、品种审定证书的审批权也掌握在政府相关部门手中。因此不存在受利益集团控制的情况。
他在当天会议上进一步解释称，如果转基因作物没有获得安全证书和品种审定证书，是不允许进行商业化种植的。农业部对此有严格的监管：每年会开展并指导各地农业部门进行安全监管执法工作，所有进入开放环境的种植试验都需要批准，所有研究试验都在严格监管情况下进行。如果发现有违规情况，会立即取消品种审定资格。
寇建平表示，没有转基因种子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种植，而如果查出有个别违规行为，农业部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总体来讲，中国不存在转基因作物“滥种”的问题。
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不符合伦理原则
在反对转基因的阵列中，有反转基因技术商业化，有反转基因技术本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转基因技术并不反对，它体现的是国家的科技水平。“但是把转基因技术商业化，变成大规模生产我反对，因为这需要更多实验检验其安全性。”
转基因食品上市前必须先经过安全性评价，常见的方法是用动物如大鼠进行喂养实验。不少人质疑，老鼠与人不同，为什么不做人体试验？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吴孔明表示，用动物学的实验来推测人体，是国际科学界的通行做法。而不做人体试验是因为人的食物多种多样，很难排除其他食物成分的干扰。另外，做人体试验也不符合伦理原则。
一些转基因支持者常以试吃的方式试图说服公众，转基因是安全的，但反对者则认为，现在吃没事不能说明将来没事。吴孔明解释称，转基因食品在进行安全性评价时已采取大大超过常规食用剂量的超常量进行实验，完全可以推算长期使用对人是否存在安全性问题。
对转基因作物的担忧，既有来自食品安全领域的，也有环境安全的。抗虫转基因作物能高效地杀死害虫，广受农民欢迎。但如果这种作物被大量推广，是否可能导致害虫灭绝？害虫也是生物链中重要的一环，如果灭绝同样可能引起生态灾难。吴孔明表示，转基因的生态影响非常复杂，科研界一直在重视这一问题，在推广前会做好相应的风险管理。
“政府一犹豫，机会就会丧失”
此次研讨会中国、美国、巴西、墨西哥等国20多名生物技术领域知名专家围绕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现状与趋势”“各国发展状况”和“生物安全管理及争议话题”等主题进行研讨。
转基因是否安全？是否影响生育能力？是否违背生物进化规律？这些问题，姜韬认为，在科学共同体内，其实并不存在争议。
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研究员杨晓光，以及美国科学院院士Peter Raven均用实验数据说明，至今中国和国际上都没有发现任何一例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产生急性、亚急性以及慢性等各种危害。如果一个转基因食品通过了安全验证，那么它就是安全的。
而英国独立调查顾问机构PG Economics调查则显示，从1990年以来，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减少了5.03亿千克杀虫剂的用量。在2012年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当于马路上的汽车减少了1188万辆。
生物学家、原北京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许智宏表示，关于转基因一些争议并不都是基于科学评价和理性的，而有关转基因争议如此广泛，导致政府的决策有时候并不能仅仅基于科学评价，也要综合考虑政治，包括贸易、经济等因素。他认为，在转基因产业化的问题上，政府的犹豫也会带来困惑，并丧失发展的机会。
科学家怕被骂而沉默
转基因一直是网络上争论经久不息的热点，但在争论中权威专家的声音并不多。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研究员朱桢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很多“反转”言论，不少科学家其实存在一种“懒得跟你讲”的心态，因为在他们看来，“反转”的理论依据完全不成立，甚至往往犯“低级错误”。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陈晓亚告诉早报记者，目前在转基因话题上，专家“怎么说都要被骂”。究其原因，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缺少沟通、不同部门对转基因生物缺乏有效的监管、推进技术不果断、部分媒体的不实报道对目前这种局面都难辞其咎。许智宏也认为，不少科学家确实不善于用通俗的语言跟大家沟通，而且学术界有一些科学家也怕，怕一争论之后被人家骂，有的甚至被骂汉奸、卖国贼。
如果因为社会上有争议，就不去发展转基因技术，在吴孔明看来，这是不合适的：“如果转基因技术都不研究了，将来粮食产量跟不上，农民赚不到钱，不愿意种，就只能到外面去买别的国家的种子，这是大家愿意看到的吗？”(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