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权威答记者问：莫让创新成空话

2014年10月16日-17日，中国科学院与美国科学院联合主办的“全球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现状和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在华中农业大学举行。来自美国、英国、巴西、比利时、南非、荷兰、印度、瑞士、墨西哥、中国等10个国家的18名全球生物技术研发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专家参加了活动，其中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密苏里植物园荣誉主席彼特•雷文教授，转基因技术发明人之一、2013年世界粮食奖得主马克•冯•蒙塔谷以及美国科学院、墨西哥科学院、英国独立调查顾问机构PG Economics、巴西农业科学院、非洲绿色革命联盟、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疾控中心等权威机构的代表。

在一天半报告的基础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专家和学者经过广泛讨论，对转基因作物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形成了以下共识，并在17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共识，同时回答记者提问。以下为答记者问实录：

北京科技报记者：在网上看到所谓的中药学教授，他对转基因抗虫水稻安全证书有一定的质疑，对毒理学的评价有一定的质疑，因为两张证书毒理学评价是一样的，对毒理学评价的指标也提出了一些质疑。

杨晓光（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研究员，营养标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FAO／WHO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咨询组专家、国际营养科学联合会（IUNS）执行理事）：我来回应一下，我也看了这个问题，可能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话可以说清楚的，可能有四个问题要说清楚。

第一，中国对转基因安全评价有法可依，各国多少都是依照国家食品法律委员会制定的关于转基因产品评价的原则和具体规定进行评价的。我国有专门的关于农业转基因生物的食品安全条例（国务院定的），农业部根据这个条例制定了专门的规定和标准，包括急性毒性90天喂养的标准，都是农业部颁布的专门对转基因食品的标准，农业部的标准就相当于转基因的国家标准。

关于急性毒性实验，为什么用蛋白不用食品，这也是各个国家的专门规定。我们都知道，转基因产品不是一个化学物质，评价整个食品和化学物质有很大的差别。关于如何评价，大家有一个基本原则叫做实质等同，或者叫做比较性原则，也就是把转基因产品和非转基因产品进行比较，看哪些地方不一样，一样的地方就不存在安全问题，只有不一样的地方才会出现安全问题。

最大的关注应该是我们转进去的蛋白，所以要做蛋白急性毒性实验。一般在已经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中，所有转基因表达的蛋白含量都非常低，基本上都是百万分之几，如果要全用食品做急性毒性实验根本没有意义，因为大米里的BT蛋白只是百万分之几，怎么做得出来？用外蛋白做急性毒性实验，这是各个国家关注的重点和目标。

关于毒理指标问题，转基因食品蛋白只要不是毒性蛋白，都是会被消化，我们做急性毒性实验没有发现一只动物死亡，但传统的急性毒性实验是为了确定所有的半数致死量，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急性毒性可以发现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害，它有害的靶标是什么，比如说是消化系统、泌尿系统，但我们做的实验都没有发现任何无作用剂量，无作用剂量远远小于半数致死量，所以不存在擦边球等问题。我想他虽然是做毒理的，现在的法规是按照专门评价转基因的法规进行的，并不是按照传统产品的四个阶段进行的。

蝌蚪五线谱：我首先说一下，我是中性立场，我下面的问题要提给来自瑞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顾问，因为我的老家是湖南衡阳，黄金大米测试事件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我想请问来自瑞士的Adrian Dubock，你们没有用非法的手段。谢谢！

Adrian Dubock（黄金大米人道主义委员会执行秘书，黄金大米工程负责人兼职瑞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顾问）:谢谢！你需要澄清这个问题，在您家乡做的黄金大米是违法或者是合法的，是这样的问题吗？这是您的问题对吧？它并不是违法的。2003年在中国已经获得了这个实验的批准，03年和08年都获得了批准，它的临床实验包括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以及美国的大学，我们都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做了其他类型的测试，包括β-胡萝卜素，还有儿童参与其中。2009年我们也做了同样的测试（在美国），在这些过程中，都没有遭到任何的批评。

您刚才提到的您家乡的是08年完成的项目，我们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两年都是风平浪静，在2012年科学家在美国营养杂志上公布了研究成果，也就是说项目完成了四年之后，绿色和平组织发布了这样一个消息，认为这是非法出口到中国的，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同时他们指出，这些研究和程序，尽管中国政府叫停了，然后还是在进行，这个观点也是不对的。

蝌蚪五线谱:我今天上午和昨天听到所有的专家给我的科普知识，我听进去了，而且我听懂了，而且我认为转基因科学是很伟大的发展方向。但问题是黄金大米为什么在媒体的报道之下被叫停了，当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的孩子以及他的家长有很多人是不知情的，为什么在做这样重要的实验时，不把这个问题做得很公开、透明，减少公众舆论的风险呢。这个问题可以提给国内的专家，谢谢！

Adrian Dubock:还是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根据我的理解，老师和他们的家长，按您的说法他们事先不知情，这是信息的不对称，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往往是负面的报道，对这个问题咱们有不同的看法。我要具体谈这个问题。

描述黄金大米的语言，我们有一个伦理委员会，有一个文件，他们是能读懂的，翻译成中文，而且翻译也公正，同时在美国告诉这些试吃对象，这会增加获得维生素A的来源，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多数人往往不太清楚什么是遗传物质改良，此外转基因生物有时候也会遭到反基因人士的垢病，所以我们所使用的一些语言是大家同意的，双方都同意了这些东西，他们也知道黄金大米是转基因的。过去两天时间里，我们不要去担心它会不会对人类、动物、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不要担心它会更危险于传统的育种方式，我们使用的语言是他们同意的，我们也遵循这个语言，这跟我们在美国做的时候所使用的语言是一模一样的。可能人们被绿色组织的言论吓破了胆，这是我的解释。

杨晓光:我要做一个补充，我本人参加过黄金大米去美国的调查，我同意你的观点，从研发角度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任何好的东西，我们应该遵循着一开始的设计，包括伦理知情。美国明确规定，一定要做到自愿参加，应该告诉你，你要摄入的是什么东西，你可能承担什么风险。可惜当时的现场，包括他的课题负责人，没有充分按照课题的设计，做到充分的告知，所以会产生我们“被实验”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教训。好的东西要按照设计的规程一丝不苟地做，这样才能使好的东西有好的结果，不然的话，反而欲速不达。

基因农业网记者:请问许智宏教授，在中国的新闻报道当中，尤其是2013年到现在，比如说方舟子和崔永元的争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关注，我们感觉科学家，尤其是很权威的科学家，在争论当中的声音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加强科学家在类似的事件当中发出声音，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科学家与公众怎么加强沟通。

许智宏（生物学家，原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经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这是中国存在的问题，不光是转基因作物。这几年发生了很多食品安全的问题，往往政府表态滞后。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譬如几年前海南种的香蕉，有一家媒体说它使用了激素处理，引起了恐慌，使海南生产香蕉的农民当年损失了30%的收益。实际上大家知道，农业上用的技术是几十年来惯用的技术，以期促进果实的成熟，是惯用的方法，最后还是请专家出来说明，平息了此次风波。

我觉得的确中国的科学家应该更多地来参与与公众的沟通，以科学的证据、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想，来进行科普宣传。我在很多场地讲了，首先研发的科学家首先要自律，为什么去年中国科学家发布了一个倡议，中国种植转基因研发的科学家有一个倡议，怎么更好地从伦理、从法规，更好地自律，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同时我们也鼓励，应该倡导更多的科学家与公众沟通。多年前，在武大一次跟媒体沟通时，我讲过，要以公众懂得的语言跟公众沟通。

科学家不善于用通俗的语言跟大家沟通。以科学名词跟大家沟通，可能大家也不一定能理解。在中国的科普过程中，我想这是一个存在的问题。当然我也知道，学术界有一些科学家也怕，怕一争论之后被人家骂，有的骂汉奸、卖国贼，我一看，有很多科学家的脑袋做成了汉奸的头，我很奇怪，有一天我也看到别的国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国际上有很多的共同点。

我平时很少看网络上的消息，我发现世界各国反对转基因的理由都很类似，比如吃了转基因作物会引起肿瘤、引起不孕等等。2010年广西出现过大学生体检过，一般的男生精子数目减少，广西种了转基因作物，幸好广西农业很快辟谣，广西是买了外国的种子，但不是转基因，是真正的杂交种。第二个，大学生体检跟吃玉米毫无关系。

山西省的耗子减少，我听到外国也有这样的事情，山西并没有种转基因玉米，他们种植了玉米，但不是转基因的玉米。我在北大问了山西来的教授和学生，都说没听说山西的耗子少了，这一类的传闻在公众中引起了不必要的恐慌。更多的人都说转基因食品吃了引起肿瘤，到目前为止，这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在学术界认为没有严格的科学论证，这些消息却广为传播，即使后来科学家进行了否定，但这样的结果翻来覆去地在公众中传播。

这当然说明了一个问题，目前公众需要更多地普及这些基本知识，但我也觉得，的确科学家需要反复讲，不能讲了一次就完了，这几年我都在好多地方讲，因为干部也换得很快，如果干部都不清楚，如果大学老师、中学老师都不清楚（我也知道有些中学老师本身就不清楚），你传播转基因食品很可怕，这样我们的学生肯定受影响。所以说要提高公众对这一事物的认识，包括各个层次。更重要的是，首先是我们的干部、是我们的老师要了解，是我们的同学们要了解。

这两天我在华中农大就讲了，农大是搞农业的，希望农大的学生都能够了解转基因作物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也说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个新的科学技术也有两面性，他对人类有益的时候我们预防可能的风险，这种风险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我们可以说转基因的风险是可控的范围，是可以避免的。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做的2S albumin蛋白，西方把这个基因转到大豆中去了，可以满足营养需求，但很快就发现，2S albumin蛋白对一部分来说是过敏源，我们吃巴西坚果不一定每天都吃，但吃大豆中国人有很多人吃，于是就终止了这个工作。

有些人认为这是转基因的负面，但这确实是科学家跟企业本身的社会责任感。因为做坚果的人有的都不知道巴西坚果的2S albumin蛋白过敏。实际上任何食品都不是绝对安全的，大家知道，中国也有花生，很多人都对花生过敏。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同事甚至对苹果过敏。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把这种可能风险控制到最低，这一点，科学家必须要向公众进行说明。我就回答到这里。

果壳网: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包括很多人也这样讨论，转基因项目，特别是转基因新品种的审批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时间周期越来越长，成本越来越高，张院士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这个情况导致了一个现象的发生，就是转基因相关研究特别是产业化的相关研究正在越来越集中向大公司靠拢，这样的一种现象对于整个领域来说，或者对于这个行业来说，您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现象吗？如果它不是一个健康的现象，它有什么会被扭转吗？

第二个问题，随着审批的难度越来越大，很多人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美国，转基因技术正在陷入一个困境当中。生物农业技术包括很多方面，转基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把眼光看得更长远一些，其他的生物农业技术会不会在将来面临到更转基因现在面临的困局一样的状况？如果可能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

Marc Van Montagu（比利时人，2013年世界粮食奖获得者，和J. Schell为根癌农杆菌质粒的发现者及农杆菌转化技术的发明人）:我认为科学家有这样的信心，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使我们的管制更加严苛，所以变得极其昂起，如果要做各种研究成本很高，它的成本远远高于传统的杂交，包括绿色和平组织，导致了我们现在的困境。还有大家担心有些大公司会造成垄断，数以百亿，成百上千的植物品种本来可以成功，并且它们有非常好的性状，利于小农户在小农田上生产，但这些已经无法进行，这就是后果，这就是对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

科学家并不知道如何进行社会活动，改变这些的情况，但我们希望加大我们的声音，您刚才所谈到的丑闻，包括刚才说的黄金大米的风波，实际上这些项目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我们作为科学界，我们有这样工具，是政府用得上的，我们希望未来政府可以使用这些技术，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原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沟通，能够把这些信息传达给社会，真正地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科学界的贡献。

朱祯（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研究员）:刚才你提的问题还是很重要的，我认为转基因技术，一个技术要变成一个产业，需要有几个特点，技术的复杂性以及它在材料中的主要作用。随着技术的发展，转基因技术已经由发达国家向比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可以看到，像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且在转基因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所以，相对来说，就技术来说，它的成本不是很高。在本世纪初，当争论转基因的安全性时，我记得有个欧洲科学家曾经谈过，很多发展中国家担心自己的种业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而采取了反对转基因的态度，当时这个欧洲的科学家就说，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过分地使反对，然后增加安全检测的成本，最后使整个研发过程成本过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跨国公司能越过这个沟壑，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越不过。

这个问题在我国愈演愈烈，转基因的环境我个人认为还是很恶化的，不是很好的。这样的话，安全检测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随着民众以及媒体对转基因问题的质疑越来越强烈，检验的项目和检验的程序也将越来越多。西方一些科学家已经建议，如果要能够使转基因技术造福于全世界，尤其是造福于发展中国家的话，那么一方面技术转移的成本应该降低，另一个安全检测的成本也应该大幅度降低。目前可以举个例子，有些检测和有些管理可以说是过多地管理。现在科学界有很强烈的一种认识，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去监管化。

举个例子，现在控制害虫使用的是化学农药，多少具有一定的毒性，如果使用生物农药，相对地安全多了，生物农药是什么，就是BT，大家都能接受，因为它比化学农药更安全。但转基因就是把BT蛋白，而用生物农药是整个细菌，甚至有的情况下活细菌，吃活细菌安全还是吃只一个基因更安全？我想使用生物农药时，没有任何人要求进行食品检验，这样对转基因有些过分苛求了。这些例子不胜枚举，我希望媒体的朋友们，对转基因的科学知识应该向民众做好解释工作，使转基因环境更好，能够很快地用转基因技术造福于中国广大群众。

Peter Raven（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名誉主任。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是北京植物所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标本馆的名誉主任、南京中山植物园名誉主任、昆明植物所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名誉主席、武汉植物园名誉主任等）:转基因技术40年前发展出来，科学家当时担心这些转基因技术会不会使科学家制定严格的规则，最后几年他们又讨论一些本质问题，人们认为这些技术真的带来了问题，实际上这个理解需要进一步加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有些观点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并且在此过程中，我们也会浪费很多的金钱。有人钱大公司测试的问题，现在科学界有这样的测试，通过与企业合作做更多的项目，在美国、欧洲，我们发现，如果是采取合作的办法，可以更加专业，所以这样一个趋势可以知道指导转基因技术在未来作出很多工作。保证发展转基因技术，都是这样一些管制的系统，如果它只是在少数人手里，就会剥夺很多人的权利。

有人会担心，它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这些技术不及早应用，数以百万计的人会失明，这些技术本来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包括刚刚谈到的这些转基因技术也应用到了奶酪、以及啤酒制作中，在所有这些应用中，我们没有听到任何有害的事件，我必须要清楚地跟大家解释这一点，管制工具令人不可理喻的复杂，造成了很多问题，这是我最后要强调的，我们要说服人们，要让他们安心，这些技术（特别是和食品相关的技术）是安全的，而且这些技术是非常有价值的，在早期的讨论中也讲了，科学界有责任与义务找到办法更好地与公众进行沟通，全世界有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致力于这样去做，帮助人们更好地去理解。

但是另外一方面，媒体也有责任去甄别已被科学证明的事实，对一些人说的言论，我们要进行甄别，人有言论自由，但有些并不是严谨和有效的，这不是同样一个科学论据基础上的讨论，作为媒体代表，我们要一起来甄别这样一些不同的观点，科学界也有这样的共识，以及很多国家科学院都达成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作物不会造成安全影响。因为普及到全世界应用之前，我们进行了严格的测试，我希望大家把这个信息传达出去。我们要跨越刚刚提到的困境，应该甄别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些言论，因为他剥夺了中国人民以及全球很多人民本来应享有的进步和文明。我也请求媒体朋友们帮助我们把这个信息传达出去，包括在中国，通过这样的一些合作，能够使农业可持续和更高产的发展，这将有利于更多人。

中国新闻网记者:想请教一下Martina Newell-McGloughlin教授，听说您是唯一一个接受崔永元采访的专家，他的片子里面，你也不止一次出现过，想问一下，您自己看过这个片子吗？您是怎么评价这个片子的？

Martina Newell-McGloughlin（美籍爱尔兰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获 2001年度詹姆斯•H•迈尔杰出成就奖（James H. Meyer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Award））:去年我接受他的采访，应该是11月份的时候，这是一个半小时的采访，我并没有看到中国版本，但有些看过的人跟我分享过，我必须讲，他是编辑过的。我跟刚才的科学家们有同样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技术非常重要，从科学的角度有过严谨的评估，都进行过安全、环境的测评，才进入大规模的种植。

当时有一个翻译，我后面就发现，有些内容可能是错误的翻译，我的言论被错误翻译了。在那种情况下，因为有语言的障碍，我当时不知道语言是怎么翻译的，他当时问了一个问题，我还记得，他说我知道很多的产品包括转基因产品是在美国生产的，但并不在美国消费，而是出口到了中国，其实在美国90%的加工产品，以及甜菜、玉米等都是转基因的，因此美国消费者也在食用这些产品，事实上目前美国有一万亿的食用人次，另外十亿家畜会使用转基因作物，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同时他也谈到了老鼠问题，其实这些大鼠自发地就会形成肿瘤，如果测试对象数量增加之后，肯定会有肿瘤的出现。另外还有草甘膦。我也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在这个过程还要考虑相应剂量的问题，因为这个教授只讲了这个老鼠有肿瘤，在采访过程中有些信息被错误翻译了，另外语言也不同，如果看到采访的文本，我可能就会我的一些行为来反对了。

另外还有本质的问题，我们看了其他的项目，有些品种无法进行商业化的种植，因为成本的问题，因为还有高昂（1750万美元）的测试成本，所以对于小公司来讲，对小农田拥有者来讲，这是不可承担的一笔费用，所以现在必须要足够的资金和足够的时间完成这样一个历程。我们的管制应该是适用于某一些产品，或者某些比例的产品，对中国人民来说，主要是依靠过去并不是那么安全和那么不高产的技术，所以现在有新的转基因技术可以提高我们的产量。

京华时报：许智宏院士，您最近一次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转基因讨论和争论应该是在建立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将其政治化，同时提到有人进行妖魔化的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产生，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张启发院士，有人关注两张转基因水稻证书正在续申请的阶段，续申请有没有把握，大概什么时间会有结果？关于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问题，之前您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甚至再不推进会祸国殃民，您认为相关部门在这个问题上不敢下决心，缺乏正确的判断。今天农业部也有人士在回应关于转基因水稻可能推广比较缓慢的问题时，他说要考虑很多综合的情况，尤其是包括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谢谢！

许智宏：前面的回答已经部分涉及了，转基因技术前后也有40年，我想公民对育种是怎么一回事，很少有人清楚。实际上，育种本身就是不断地改变基因，今天吃的番茄，最原始的是小小的樱桃番茄，到今天这么大，现在科学家已经知道大概改变了20多个基因（在漫长的过程中）。

转基因不过是利用现代分子技术加速这样一个过程，使有用的基因从一个品种转到另一个品种，或者一个物种转到另一个物种，甚至从不同的生物界，比如从微生物转到植物中去，甚至把人的基因转到植物中去，武汉大学做的把人的血清蛋白转到水稻中，作为药物，现在基本上已经批准，而且生产、出口了。现代生物技术它的进步，使人类可以更有目标地根据需求培养所需要的品种，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异。

最早人类是按照自然选择，在大地上选择所需要的东西，逐步我们知道了杂交，但后来不够了，李振声先生把小麦和美国的长穗偃麦草进行杂交，使其中一个片断进入小麦中去，开始我们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基因从野草转到小麦中，但不断的选择，我们把所需要的基因留下，当然现在也很多东西不能杂交，我们就要通过基因工程，克服这种障碍。

实际上近代的分子育种也好，转基因育种也好，我自己觉得它是传统育种的延续，任何转基因育出来的品种，实际上又到回到大地中进行鉴定，从此意义上讲并没有多大差异。所以这一点，我想公众应该明白育种是做什么的。

多年来食品安全出的问题使中国的公众对食品有了很大的怀疑，就像植物激素一样。类似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这几年，屡屡发生。包括现在也有人问我，圣女果是不是转基因番茄，我说错了，转基因出来很久之前，圣女果就存在，所以现在遇到一个没见过的东西，大家首先就怀疑是不是转基因的。加上商业不正当的竞争，比如到超市去我也经常注意标签，基本上大豆油都标了，但把向日葵、花生油都标上非转基因花生和非转基因的向向日葵，根本没有转基因的花生和转基因的向日葵，这些的品种没有出来。

这是不正当的商业竞争，他们这样做就是给人一种心理，好象转基因就是不安全的，很高兴中央方面已经发布了条例，不正当的这种商业竞争（这种标签）不再允许了。所以这方面我们要使公众更多的了解，当然体系也要更加的透明，更加了解这个程序，大家会更有共识。

张启发（中科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许老师讲得很好，很多问题都有同感，刚才媒体朋友们提的很多问题，我觉得专家们回答得都很好。关于植物激素，原来在学校，我个人也组织过一次媒体活动，其实我们之所以你有吃的，都是因为植物激素，植物激素的功劳养活了我们，植物每一步生长、每一个发育，开花、结果实，都是激素调节的过程，如果没有植物激素，就没有大家坐在这里，植物激素在植物生长过程中无处不在，所以大家不要把植物激素当成妖魔。

关于刚才那位朋友问的，安全证书咱们已经到期了,8月17号，我们团队继续再申请，如果还想它是活的，就必须得申请。至于说能不能拿到，农业部给不给我们，跟过去拿安全证书一样，也不是我们说了算，包括安全不安全是他们评价的结果，所有实验都不是我们做，安委会最后是什么样的结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到了期我们再申请，至于农业部给不给我们，就不得而知，当然我们希望他能给我们。

给我们以后还是面临着过去五年同样的难题，给了我们干嘛，给我们，我们也没有用，既不能往产业化方面走，也没有品种，也没有公司能够接过去生产，也没有公司能够去做产业，也不能去销售，所以这个东西拿在手里还是一张白纸，这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今天是17号，去年10月19号，我发了一句牢骚，但我不敢用祸国殃民这个词，我的嘴巴里不会有这个词，不会有祸国殃民这一说，但我的确是发牢骚了，我觉得是Delay。其实我们觉得2001年就应该出去了，因为技术上成熟了，但国务院颁发了一个条例，又来了几步，什么生产性实验，田间的再加上实验性评价，每次去问，人家说没有答复，你拿的那个东西也没有批复，最后又家了第三方，又做了第三方检测，不知道做了多少年。

于是从2001年到2009年的安全证书，已经是8年的过程。这8年不得了，你看，上午中科院陈晓亚院士放了一个幻灯片，当中是一个转基因的作物，这边是一个少女，非常漂亮的一个少女，那边是个老太婆，很老的老太婆，少女在等待转基因批准时，等待成了一个老太婆，不多说了，反正就是这个心情，反正就是Delay。

许智宏:感谢这么多媒体参加我们的会议，而且提出了很多很好的问题，我也相信，还有很多媒体朋友们会有很多的问题，今天的会议不会仅此一次，我希望今后学术界有更多的机会跟媒体朋友们沟通，使我国整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能够建立在一个比较好的氛围下，促进我们在2020年现在创新型国家，这样才有可能，否则就是一句空话。

转基因转达项目要在2020年要进行主要农作物的产业化，这也是一句空话，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也包括了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我自己不搞转基因，但我接触的很多转基因科学家，很灰心，包括一些企业也很灰心，有的企业这几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由于这样的状况，他们也在犹豫要不要把钱再继续投下去。这对我们国家来说，一方面企业要成为主力发展产业化，另外这样的环境不利于他们发展。再次谢谢大家！（本文据人民网文字直播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