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触礁
在占据全球11%耕地之后，有农业革命桂冠之称的转基因作物在中国遇到空前困境：进入粮食领域的道路被暂时封堵
2014年5月2日，位于福州市的国家转基因水稻试验站内，长起了油菜苗。林滨/东方IC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下称中国农科院)位于廊坊的试验基地，参观者要经过好几道门才能来到一片种着玉米的试验田。
收获季节将至，一人多高的玉米植株结出了饱满的果实，看上去与普通玉米并无差别，田边的展板却揭示出它们的特殊身份——这是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玉米品种，也是中国惟一获得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下称安全证书)的玉米品种。
这是9月上旬的一天，在试验田里带领财新记者参观的科学家心情沉重。他们向财新记者展示了一张黄色证书的复制版，就在半个月前的8月17日，这张为期五年的中国惟一转基因玉米安全证书到期。
五年内，转基因玉米不但未按预想获得商业化种植的国家批准，现在连得到批准的最大前提——安全证书，都过期了。
不是只有转基因玉米遇到了这样的困境。2009年，在向植酸酶玉米发放安全证书的同时，中国农业部还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安全证书。此次，此三张安全证书同时到期作废。
尽管在玉米、稻米之前，中国官方曾经发放过棉花、番茄、木瓜等作物的转基因安全证书，但上述玉米、水稻证书是中国第一次向转基因粮食作物开绿灯。现在，绿灯似乎暂时被关闭了。
在过去的五年，中国发展转基因粮食作物遭遇了冰火两重天的情境：一边是中央“一号文件”大力支持，以及国家重大专项对转基因研究的支持，另一边是几种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商业化流程迟迟无法推进，敌视、甚至妖魔化转基因技术的“反转”声音甚嚣尘上。
虽然安全证书可以再次申请，理论上农业部门甚至可以随时再次批准新的安全证书，但问题的关键是，此事足以显示出中国官方暂不支持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
转基因技术进入人类生活40余年以来，在全球，已经有大约1.7亿公顷的土地使用了转基因种子，约占全球现有耕地总面积15亿公顷的11%。转基因在北美洲、南美洲、非洲的许多地区，已正式产业化。
中国未来对转基因将采取何种态度?是像欧洲般经过多年抗争、权衡后开始松动，还是顺应大量民众的反对声音，短期内仅进行科学研究而不产业化?答案，全世界都在关注。最新的事件，让答案向后者倾斜。
转基因粮食作物在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
3F曲线停摆
在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董事会主席克莱夫•詹姆斯(CliveJames)对财新记者表示，预计中国的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将经历三个“F”——从距离食物链较远的Fiber(纤维材料作物，如棉花)，到Feed(饲料作物，如玉米)，最后到Food(粮食作物，如水稻)。
研究转基因稻米的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林拥军也对财新记者表示，这条在食物链上由远至近的路线，中国大众可能更容易接受。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下称中国农科院生物所)所长林敏表示，先是做饲料，最后才是粮食，这种策略是不得已的一个选择。
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酸酶玉米的展示田不远，一片同样在试验中的转基因抗虫棉花结满了棉桃。同为转基因作物，抗虫棉这些年的发展顺风顺水。
1999年，中国的转基因棉花开始产业化种植，如今，国产抗虫棉早已击败最初引入的美国孟山都公司产品，占据90%以上的转基因棉花市场。
据ISAAA发布的最新报告，2013年，中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位列世界第六，而这些转基因种植面积主要是棉花，还包括番木瓜和白杨等。
目前转基因棉花已经走上了正常的商业化道路。林敏对财新记者表示：“国家有一个快速通道，你做出一个抗虫棉品种来，审批会非常快。”
有了棉花的例子，植酸酶玉米曾经被认为是下一个实现商业化的转基因粮食品种。
这种业内预期与玉米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有关，随着中国对肉类的需求和消费逐年攀升，玉米作为饲料的需求随之激增。虽然目前中国的玉米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的位置，但每年依然要进口相当数量的玉米产品，其中大部分是转基因玉米。
但现实却是，往食物链靠近一步，哪怕是作为动物饲料的转基因玉米，其商业化依然困难重重。“转植酸酶基因玉米”的遭遇即是例证。
转基因技术是指将人工分离修饰过的来自另外一种生物的外源基因，导入生物体的基因组中。这种新兴的生物技术可以根据人的需要，赋予农作物新的特性，例如，提高农作物抵抗病虫害、耐干旱、耐盐碱、抗除草剂的能力，甚至使其具备特殊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
目前，大多数的转基因作物是为了抗病虫害、除草、耐旱等目的生产，而从事植酸酶玉米研究的中国农科院生物所研究员陈茹梅曾经对媒体表示，他们的玉米“不抗虫，不抗病，不提高产量”，惟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在种植饲料用玉米的同时生产植酸酶，代替饲料添加剂，帮助动物吸收玉米中的磷元素。
植酸酶玉米所使用的phyA2基因来源于黑曲霉，是中国农科院生物所的科学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研究者们将该基因通过基因枪法转化至玉米，使得转基因植株中植酸酶表达量是野生型菌株的30倍，即通过转基因技术，提高玉米籽粒中的植酸酶含量。
植酸酶广泛存在于多种微生物和植物体内，亦作饲料添加剂使用。植酸酶可以降解饲料中含量丰富的植酸，并释放无机磷，从而减少饲料中磷酸氢钙的添加量和动物粪、尿中磷的排泄。但通过微生物工业发酵方式生产的植酸酶比较昂贵，而以玉米为载体通过农业种植生产植酸酶，则是一举两得。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玉米种植国，70%的玉米用于饲料生产，饲料原料中一半成分是玉米。在获得安全证书之前，植酸酶玉米的研发历经了12年。2009年，植酸酶玉米与抗虫水稻同时获得生产应用的安全证书，成为世界第一例获得生产应用许可的此类玉米作物。
当年，植酸酶玉米安全证书一出，学界、业界一片欢呼之声，准备与中国农科院合作进行该品种商业转化的奥瑞金公司的股价更是一路暴涨。
2010年在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时，林敏曾认为，经历品种区域试验、品种审定等一系列程序后，农民两年之后可以大面积种植植酸酶玉米。五年之后，林敏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依然认为植酸酶玉米“是个非常好的产品”。
然而这样的“好产品”却在商业化种植的起点停滞不前。提及对商业化的前景，林敏也无奈地表示，在目前的环境之下，植酸酶玉米和整个转基因粮食作物的产业化进行都会放慢。
商业化封路
批准一个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并非易事。以水稻为例，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曾在答记者问时介绍过一张安全证书的10年历程：
研发单位于1999年-2000年开展中间试验、2001年-2002年开展了环境释放，2003年-2004年开展了生产性试验，2004年申请转基因水稻生产应用安全证书。2004年-2008年，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检测机构对转基因水稻的分子特征、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的部分指标进行长达五年的检测验证。
2014年8月，在两种抗虫稻和植酸酶玉米获得安全证书五年之后，这三种学界认为早已发展成熟的转基因品种再次回到起点。
理论上，已获批品种安全证书续申请可以走“简化程序”，但并不繁琐的手续却遭遇了种种行政障碍，直至证书过期之时，植酸酶玉米的研究者甚至依然没能集齐所需的行政单位盖章。
研究人员并没有放弃，中国农科院生物所研究人员周晓今表示，该所从2013年即着手准备续申请事宜。
根据农业部有关规定，每年两次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续申请程序的截止受理时间分别为3月31日和9月30日。农业部在收到申请之日的两个月内，将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答复。
据《新京报》报道，两个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续申请已得到了湖北省农业主管部门的审批，全部材料目前也已递交农业部。但截至8月17日，农业部未作出批复。
中国农科院生物所研究员、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黄大昉就此事分析说，虽然中央明确了对于转基因“积极科研，谨慎推广”的精神，但个别地方领导干部受舆论影响而“怕事”，“造成程序走得特别慢，以致耽误了8月17日的节点。”
雪上加霜的滥种
与转基因玉米、水稻迟迟拿不到商业化推广的“路条”不同，中国民间的部分种植者却对上述转基因作物渴望不已。
早在2005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湖北省的水稻种子市场和种植区的调查发现，没有被国家批准进行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水稻有违法种植的现象，并且已有转基因大米在当地市场上售卖。
随后，有关部门被迫对这一违规事件进行了调查，近万亩违规水稻被铲除。此后“转基因大米流入市场”的报道时时见诸报端。
2014年7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曝出在武汉超市购买的大米被测出转基因，并且在一些种子市场，转基因水稻种子正在悄悄流通。而相关的投诉却无人受理。
媒体报道一出，湖北省相关部门启动清查行动，在各流通环节检查转基因大米，在田间地头检测水稻并追查转基因水稻种子。
这离2005年被查出大规模非法种植已经过去将近10年。
近10年间，“转基因滥种”“转基因大米流入超市”等时时成为新闻热词，这让对食品安全格外敏感的中国公众对主粮转基因商业化种植产生排斥。
一位从事抗虫水稻研发的专家对财新记者表示，研发者对“滥种”一事同样觉得冤枉，他认为抗虫稻种是通过早年展示成果时被人偷走私自培育，流传至今。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姜韬认为，部分农民对抗虫稻的积极种植恰恰证明了其优越性。“少打农药对农民的意义非常大。”姜韬对财新记者分析称，少打几遍农药，意味着经济上的节省，甚至可以让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少回两次家。有现实意义上的好处，同时对环境也有很好的作用。
林拥军认为，目前“滥种”现状对于专利持有者来说是一种侵权，但由于源头不明，他们也很难调查和追究相关责任人。
然而，对于中国民间此起彼伏的“反转”浪潮来说，转基因作物未批先种的违法行为，提供了射向转基因商业化的实实在在的弹药。
舆论困境
提及目前转基因技术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财新记者采访到的业内人士几乎异口同声：舆论环境太差。
中国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起，先后部署实施了以促进转基因技术应用的“863”和“973”计划;2008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2010年，生物育种被正式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推进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发展已成为中国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的既定国策。
“没想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会成为一个火热的话题。”从事转基因玉米研究多年的中国农科院研究员郎志宏对财新记者表示，她对于目前的舆论环境感到非常困惑，从科学家的角度，相关蛋白、基因的安全性早已不存在争论。
但对于“bt抗虫基因”是否安全这样的基本科学问题，民间的争论从未停止。“走到哪儿，别人都在问到底安不安全。”林敏表示。
另一些变调的批评，则将转基因技术日渐妖魔化。讨论随之超越科学证据的边界，变得情绪化，“阴谋论”也开始大有市场。
有分析认为，民间流传甚广的“反转”言论，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相关部门的决策和行政作为。安全证书所面临的困境，与目前的舆论环境不无关系。
相对于几年前，越来越多的“挺转”科学家开始通过发表文章、接受媒体采访甚至通过博客、微博等自媒体宣传转基因知识，但收效并不理想。一些科学家私下亦坦言，自己没有勇气成为“旗手”，和“反转”斗士们相抗衡。
下一张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安全证书会在什么时候批复?有分析人士悲观地指出，上一个五年没能实现的目标，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之下，很可能同样会拖上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