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定位，科研投入才有社会效益

合理定位，科研投入才有社会效益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科技人员在刘艳同志的引领下，正在讨论下一个五年的结构调整和方向定位问题。我也写了4个帖子跟随讨论，分别讨论育种、栽培、植保、农经等学科的资源整合和合理布局等问题。

参加体系平台的讨论1：育种研究室的出路

讨论体系建设应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国务院（国发〔2014〕11号）文件规定，对全国科研项目实行分类管理：

1．基础前沿类科研项目突出创新导向。

2．公益性科研项目聚焦重大需求。这类项目不完全市场化，或市场机制容易失灵，因此要强化需求导向，行业主管部门对公益性项目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

3．市场导向类项目突出企业主体。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

4. 重大项目突出国家目标导向。施行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

目前阶段，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属于第二类，即主要从事公益性研发的政府机构。在科学技术发展较成熟的阶段，第二类和第三类科技项目首先要分工明确，然后紧密结合，共同实现产业目标。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启动7年，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为发展和稳定农业生产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个五年，要促进产业技术向纵深发展，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产业的发展和变化趋势，调整岗位布局更趋于合理化。

种植业体系的育种研究室岗位人员最多，力量最强。随着种业特别是杂交育种逐渐向企业转移，作为公益性研究的体系，育种研究室是否应该缩小，取决于每一个产业育种技术的性质和产业发展的需求。即使是已经商业化的玉米、水稻、蔬菜等作物的杂交育种，企业的育种研发能力薄弱，缺少有效的种质资源，高端技术人才和现代育种管理。单靠企业的自身力量，不太可能很快地发展起来，这就需要产业体系这样的国家公益性研究机构提供技术支撑，才能发展起来。

下一个五年，育种研究室应重点调整研究方向和区域布局，而不要匆忙减少岗位。不同性质的作物可能有不同的需求，例如育种技术已经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的作物，调整的方向不能强求一律。目前阶段，小麦、常规水稻、大豆和许多作物的常规育种技术不可能走向市场化，应继续由国家支持。但不管哪一类作物，都应该侧重在种质资源等应用基础研发。体系的作物育种研究室应继续以公益性研究成果带动全国该领域的育种创新能力建设，包括调整和引领育种方向和技术路线。

一个国家的植物育种研究由五个基本要素构成，即明确的产业政策支持，公益性的前育种研究，育种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人才培训和信息服务。这5个方面无一例外地要由政府机构提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就是代表国家提供这些技术服务的公益性机构。

玉米是典型的市场化作物，玉米产业体系的育种研究室执行三位一体的公益性育种原则，即：①产业体系定位公益性研究方向；②执行种质的“前育种”（Pre-breeding）研究内容，具体到中国，开展种质扩增、改良和创新研究。即国家公益性质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要为产业发展做前育种研究；③深入开展科企合作，扩大研究成果。

这三位一体，明确了体系育种研究的方向、内容和实现途径。保证了体系与产业衔接，即第二类与第三类科研项目的紧密衔接。这就解决了国务院8号文件以后一直悬而未决的科企合作问题，人才匮乏和有效种质资源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育种研究室要与植保、生理、农机和经济学研究室协调配合才能较好地完成上述产业技术研发任务。有些作物还需要同加工研究室紧密配合。

国内科研机构的作物育种研究只能以经验育种为主，缺少商业育种的科学设计和现代种业的pipeline管理，无法实现资源整合。这就凸显体系的作用，需要体系做很多前育种研究，然后通过科企合作、人员培训和信息服务三条途径向合作企业扩散，整体提高商业育种的管理水平。

所以，育种研究室要加强，但不是简单重复过去的职责与概念。理论和技术还是原来那些理论和技术，人也还是原来的人，设施也还是原来那些设施，但转变观念，转变职能，加强公益性，开展系统的“前育种”研究，同时开展高水平和针对性的在职培训和信息服务。体系以此带动全国的作物育种和种业技术创新，把握未来的育种发展方向和育种技术路线。

农业部施行公益性行业科技专项，规定了一些种质资源的研究项目。今后应指定由体系对口承担种质扩增、改良与创新这类较深入的研究项目，不能完全由中央科研单位独家承担，因为现在中央科研机构热衷于写SCI，而没有像体系这样开展经过资源整合的“前育种”研究，唯有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在做这类研究。

公益性行业科技专项的其他研究项目也应该重点由体系牵头，发挥体系资源整合的优势，带领体系内外的科技人员共同完成公益类专项，以体现产业技术体系的公益类性质，并成为全国同类研究的核心力量。

人们谈论比较多的另一个话题是生物技术育种。按说玉米是最应该把转基因技术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产业化的作物，但遗憾的是，中国企业没有承接生物技术的产业能力和产业平台。于是，目前国家应集中力量奠定产业基础。打个比方，中国种业就好比是扭秧歌，即使未经过专业培训，不需要搭建豪华舞台，只要敲起锣鼓点，黄土高坡上也能扭起来，荡起漫天黄土方显出特色。目前中国种业就是这个水平，还没到跳芭蕾的水平。跳芭蕾就需要刻苦的专业训练和设施齐全的专业舞台。现在我们只是处于奠定产业基础的阶段。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要体现国家意志，帮助中国种业搭建现代化的产业舞台和培训专业人才，并做好各项物质准备。

体系在执行公益性研发过程里，必然产生有商业价值的新品种，那属于依托单位的成果或属于科企合作的企业。这就在现行体制下，协调了国家需要的公益性研究与所属单位的利益关系，同时也照顾到了科技人员的利益。

讨论2：玉米栽培的研究方向要调整

刘艳同志说，关于土肥栽培研究室，似乎没什么争议，但功能需要调整一下。根据我这几年作玉米首席的经验，栽培研究室需要重大改革和创新，主要是改变思路，调整方向，概括两句话，即：回归科学，走近农机。

栽培学是解放后学习苏联才出现的一个独立学科，本质上是从植物、生理、生态、耕作、植保、品种等学科中脱胎出来，后果却是既脱离科学基础，又脱离生产实际。体系刚启动我刚做首席的时候，一些栽培专家积极性很高，但他们提出的生产技术措施脱离生产实际，尤其当发生灾害时，提出的某些指导意见令人怀疑，他们是否到过农业生产现场，是否把自己提出的生产指导意见在农村亲自操作过一遍，而且一些专家不赞成围绕农业机械修正栽培技术，反而要求农业机械适应他提出来的技术。这就需要寻找和分析原因，才能找到克服的途径。

玉米产业体系的科技人员通过调研，将产业技术发展战略定位在“一机两改一保障”。即农业机械是带动土壤改良和品种改良的拉动力，同时在新的生产技术和生态环境下加强病虫害防控，保障农业生产稳产和高产。这是技术策略，还要加一条制度性的发展战略，即土地流转后的规模化生产经营，改变生产方式，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先进制度是先进生产力的保障，更是先进技术的保障。

这决定了所谓的“栽培”技术必须围绕着农业机械、土壤改良、品种改良和植物保护这个基本思路开展研究。这里包含着指导农业生产的实践活动（agronomy），也包含着生理、生态、土壤、耕作等理论方面的再研究。科学理论、技术、设施、人才都是原来就有的，但换个思路才能走出误区和获得发展。前者（技术）是转型，后者（理论）是回归。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强调今后农业科研围绕“土、水和效益”这个主题开展技术研发。玉米产业体系的“一机两改一保障”要紧扣这个主题。这里既包含理论，也包含着实用技术。但都要改革和创新，不能墨守成规，照搬老套套。

现在，栽培研究室的状况不适应产业技术发展的需要，应作调整。玉米产业体系10名栽培岗位专家，其中5人不同程度地做育种研究，还有3人做农业机械推广研究，甚至还有人研究农机制造。这说明栽培学研究已经无路可走，不得不开辟新的研究方向或领域；但对上述两种情况需要分析。

栽培研究专家做育种研究，客观上说明这些专家无路可走，看不到自己的学术希望，这样的专家岗位应撤销或调整岗位。从事农机推广研究，虽然有点不对题，但属于试探新的研究方向和技术服务领域，对下一个五年调整岗位结构有启发。建议把农机与耕作栽培研究室合并，加强农机研发，减少栽培研究岗位；保留的栽培岗位要调整研究方向，或者回归科学基础，或者回归生产技术研发。

回归科学，调整方向，虽然还是原来那些科学知识，但转变了思路，就能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向和内容。与农业机械结合在一起，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土、水和效益”问题，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有人去研究，例如深松改土，秸秆还田，品种筛选的技术方法，旱地农业，合理施肥等，都需要研究和推广实用新技术，现在研究得不够，推广得也不够。原因在于资源整合得不好。把农机与耕作、生理等整合在一起，诸如深松改土、秸秆还田、旱地农业、农机农艺融合等都会得到加强。如果农机和农艺分离，许多研究都深入不下去。

所以，建议下一个五年把现在的耕作栽培研究室与农机研究室合并，适当调整结构，增加农机岗位的数量，调整“栽培”研究方向和岗位数，会激活作物生产技术研究。

讨论3：合理布局 发挥优势

玉米产业体系的栽培研究室有10名岗位专家，其中5个专家集中在北京。这种布局不合理。北京的这5名专家，一名负责东北南部（无主题），一名负责西北（保护性耕作），一名负责西南（土壤耕作与改良）。这种不合理的局面应在下一个五年予以调整，面向区域生产技术的农学专家应该来自地方。

北京集中了中央科研机构，研究实力很强，他们能做许多地方科研院所做不到的事情。体系要发挥中央科研机构的优势，承担一些共性技术或源头技术研发。

玉米产业体系植保研究室有7名专家，其中在北京的中央单位2名，分别负责病理和昆虫的共性技术研究。育种研究室9名专家，中央单位4名，分别负责育种新技术、种子技术、温带种质扩增与改良和热带种质扩增与改良，这就形成中央单位从事较高端的共性技术研究，向全国各区域的专家和试验站辐射育种技术与种质资源的结构。这种布局是合理的。科技资源整合到这个程度才算有活力。

耕作栽培研究室需要较大幅度地调整结构，2015年一些专家到期退休，在补充年轻科技人员的时候，既要从区域上合理布局，还要从研究内容方面合理分工。下一个5年，育种研究室也需要调整布局，增加育种新方法的研究岗位，同时区域专家也要承担种质改良和创新的中游研究，向下延伸，带动50个试验站与60个合作企业的联合育种研究。育种研究室要对商业育种起到引领作用。

体系的研发层次很分明，研究室层面包括共性技术和区域技术，下面有综合试验站，示范基地。根据不同产业特点，还需要施行科企合作，建立较紧密的合作关系。这样做，促进成熟技术的转移，也有利于学科建设和自身发展。建立科企合作机制，体系的育种研究室道路会越走越宽。我想其他学科也有类似的情况。

讨论4：经济学研究要全面合作

体系的经济学研究不可或缺，但团队小，独立性强，虽然是执行专家组成员，但在管理上稍有疏忽就会带来交流障碍，不如整合起来能发挥更大作用。我依次给出三个整合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加入首席办公室，主要从事与体系有关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和信息管理，也充实体系的日常管理工作，便于同整个体系的交流与互动。这样使经济专家及时了解各研究室的工作进度，并与各研究室积极合作，将能够发挥更大作用。这个方案最理想。第二个备选方案，把经济研究室与加工研究室合并成一个团队。第三个备选方案，体系农作物的经济专家整合成一个独立的研究室或平台。这后两个方案都便于管理、交流和便于专家集体活动，但都与体系专业越来越远，结合程度会下降。三个备选方案各有利弊。我倾向于第一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