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研发的“水有多深”？

种子研发的“水有多深”？
本报记者 王延斌
这是一组刺目刺心的对比：在北方某蔬菜展销会上，进口种子和国产种子相邻而摆：一边是国外先正达品牌的无籽西瓜种子，按粒卖，一粒一元甚至三元不等；一边是国产种子，按袋卖，700粒70元—100元不等。
按袋卖与按粒卖，几元与上千元，一粒种子的巨大价差，折射出国产种业的缺(核)心之痛，也刺激着冯锡鸿投入种子研发的“深海”：“如果一直做进口种子的代理，我现在会很有钱、很悠闲。但如今，我们的自主种子挤走了一部分同类进口种子，售价只有对方的三分之一。”
这位济南鲁青农业科技公司董事长找到了缩短民族种业与世界水平差距的“钥匙”。
“旱鸭子”为何下水？
“蔬菜生产的核心技术、被称做‘产业芯片’的制种业一直是寿光蔬菜生产的软肋。我国每年有近80亿公斤种子缺口，需要从国外进口。农民需要高产高效的优质种子，而国内种子企业却生产不出好种子。我们研究一个新品种要十几年，他们国外甚至一年两年就能拿出来。”山东省寿光市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暖冬式蔬菜大棚之父”王乐义的这句话道出了严酷的现实。
冯锡鸿更明白种子研发的“潜规则”—— “深不可测”的种子研发以“周期大、风险大、投入大”三“大”特征，吓退了一个又一个志在民族种业中有所成就的理想主义者，国外巨头动辄投入上千亿只为研发一粒宝贵的种子——抢占山头，成王败寇。那就是“无底洞”式的投入，幸运者研发一粒种子“要花上两辆高档奔驰的钱”；而失败者这些钱只能打水漂。
之前，他向老百姓推荐的进口种子，质量虽好但是价格高昂，老百姓的抱怨声让他愧疚不已；作为国内最早一批进口种子企业代理商，老冯代理的种子价格贵，一粒种子批发出去，到农民兄弟手中就是一块钱。即使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也不低，但经常受到抱怨，甚至非议。实际上，这时候的冯锡鸿也在繁育一些常规的种子，对外也有销售。他的顾虑，“首先，我觉得种子研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再者，我一年钱不少赚，不愁吃不愁穿，动力还是不足。”
他也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要知道，“一粒种子一元钱，研发出一粒种子相当于每年收获辆奔驰。”拥有自己的高科技种子是他的梦想。
1999年冯锡鸿最终决定“下海”——增加育种项目。
此时的他，没有经验，没有人才，没有资金，属于“不谙水性”的“三无”门外汉，但还是壮着胆子跳进“民族品种自主创新”的大海里。
种子研发的水太深了
“如果再让我重新选择，以我现有的阅历和成熟度，我可能绝对不选择这个。太难了！种子研发的水太深了！”
研发之路之难，超出他的想象，“最早的时候，我是种子代理商，种子买过来卖出去就完了，卖种子赚钱，卖产品也挣钱，因为我的销售总是比过同行，很多国外大种子公司都找我卖种子，我都拒绝了，因为我没那个精力了，我要从事科研。”
但对于一个连“显性基因”、“隐性基因”等基本的育种常识都不懂的人来说，研发太难了，只能对内修炼，对外借力。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原所长何启伟教授搞了大半辈子的白菜、萝卜研究工作，他更了解种子研发的难度所在：“育种本来就是一个难度很大的事，因为它是一个创造新的材料的过程，一个创新过程，而且要经得起生产的时间考验，品种能不能推广，不是我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要了解市场需求，要有你的材料，要有育种技术，要把种子繁出来，要做示范推下去，是一个系统工程。”
在这个行业，向来有“十年磨一剑”的说法，何启伟说，“主要是看一年搞几代，一年搞一代就是十年才能成功研发出一个品种，一年要是搞两代可能需要六年左右。大体是这个情况。”
而种子研发的难度便在于“材料创新”，“你这个育苗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明确的一个，能不能符合市场需要，能不能符合农民的需要，第二个你手里有没有东西，有没有材料，育种材料，你要盖房子你得有砖，各种各样的材料。育种材料多了，才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育种也是一门艺术。有时候，钱仅仅是一方面，需要经验积淀、需要创造性劳动，冯锡鸿更认为，种子研发是“科学家+艺术家”的结合：
“收集那么多材料进来，经过你的加工改造创新，育出好品种或者新材料， 这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以后还需要几方面的条件：一个是你的思路是不是明确，你的材料是不是过硬，你的眼光是不是准确，你的鉴定条件各方面条件是不是科学；然后你把这个好的品种选出来育成，然后你在搞示范和推广，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我说它是创造性劳动，是创新性劳动。所以这个事情是科学家加上艺术家的工作。”
走入坎坷，找到捷径
冯锡鸿走了弯路。
“一开始想自己多快好省，因陋就简，自己聘几个大学生，再找两个种瓜大户来搞育种，但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两三年之后，冯锡鸿明白过这个道理来了。
不懂得显、隐性基因，不懂得去分离新材料，刚开初冯锡鸿团队仅仅在边看书学习边科研中浪费了太多时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注定不能相互代替。
而组成团队后，冯锡鸿也出击拿到一些小的政府项目，“第一笔资金给了15万”，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对于种子研发来说，15万元太少，“杯水车薪”而已，往往是15万元投入进去，不够；公司再追加投入，30万、50万，未必能成功。
还好，在经过一段挫折之后，老冯最终选对了路子，何启伟就认为，“他成功的点子就是与育种专家结合。”
甘肃省兰州市农科所原所长、高级农艺师吴大康长期从事西瓜甜瓜新品种选育研究，已选育出12个西瓜甜瓜新品种，一年几百吨兰州品种横扫全国市场。冯锡鸿与之相识的时候，后者刚刚退休，已经是国内西甜瓜领域赫赫有名的大专家之一。
现在看来，两人的深交让冯锡鸿收益终生，“你找两个农民搞育种是不可能成功的，你是搞推广的，你搞育种搞不了，你必须要聘用专家。”吴大康的一句话让老冯在迷雾中找到了方向，也有了被何启伟认可的点子。
不仅仅是吴大康，河南郑州果蔬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无籽西瓜育种组组长谭素英等四名专家组成了冯锡鸿的专家团队。
“科研我就要从头起步，借助外力才能走‘捷径’——我请了四个专家，给了非常高的待遇。但我又没有种质资源，花了上百万买全国的资源；光四个大专家不行啊，只有将军没有兵哪能行？再说，也不利于知识的承接——我又配了四个年轻人跟班。硕士生进民企，那可能是济南市农业领域中‘石破天惊’的事情。这是人才费用和资源费用。每年我都要拿出一块地来去种植和育种，光山东不行，还要到宁夏、到海南，这都要花钱。”
原先搞种子销售，搞推广，市场化运作是冯锡鸿的强项、短腿是他的理论研发；但现在种子产业上要让其发挥劣势，让老冯这头老牛掉到井里了——有劲使不上。
钱、钱、钱，爱“折腾”的老冯越来越体会到研发的“深不可测”。
搞科研的前8年里，公司的营业额、利润额每年都在下降。投入却在增加，老冯的粗略统计是，从2000年到2013年的13年里，他投资不少于1000万元。
但随着研发的深入，冯锡鸿越来越感觉到种子的价值和分量，“比较好的洋种子一粒一元钱，1000粒重三克，三克黄金现在市价还卖不到1000元。虽然国产种子售价便宜，但如果推广种植面积足够，研发出一粒种子也等于每年收获辆奔驰车。”
别让外人扼住你的喉咙
十年非常沉重，一个没有科研基础的人，进入陌生的领域，摸爬滚打，不断实践：运气好的话，投入300万，可能能诞生一个好品种；运气差的话，可能投入1000万而一无所获。
冯锡鸿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们育成了一个全国最好的无籽西瓜，这个已经获得了农业部的知识产权保护，叫‘商道1号’无籽西瓜。这个品种种植出来个头最大，肉色最红，是全国最大的无籽西瓜品种。而且是连续五年重茬都没有问题。”当然，相比种子“含金量”，作为企业当家人的冯锡鸿更愿意谈效益，“这个产业未来可以给我带来1000万没有问题。”
而使华北地区农民发家的“天蜜脆梨”品种像一条鲶鱼，搅动了沉默许久的全国香瓜行业，促进了重新洗牌。“这个种子也是供不应求，已经在几个省市成为主载品种，估计未来也能给我带来上千万的利润。”
一旦成功，回报就是巨大的。
作为农业专家，何启伟更愿意从国产种业的高度上解读冯锡鸿的这些新品种，“比如，天蜜脆梨这个品种在咱们甜瓜育种史上应该是一个突破，已经与国外品种相接近，在品种的某些性征方面甚至超过了国外品种。国内品种超越了国外品种，对农业专家和育种企业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进口的国外种子，在品质方面表现的很不错，但缺点是价格高。而且种子权控制在别人手中。别人随时可以涨价，我们无法控制，那就等于让外人扼住你的喉咙了。我们有了自己的种子，别人要涨价，咱就有抗衡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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