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转基因专利改变的世界
转基因食品问题在公共讨论中是一个关注度非常高的话题，在既有讨论中，最核心的关注点是安全与否。这一讨论足够热烈，以至于遮蔽了议题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即转基因作物涉及的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以及更深层的资本积累问题。它关系到全球农业格局的重塑和世界上几十亿农民的身家生计，不能不予以足够的重视。
寡头垄断的种子市场
种子支撑着一个巨大的市场和产业。根据国际种子联盟（International Seed Federation，ISF）的估计，2006年全球商业化的种子市场规模为340亿美元，2012年增长到450亿美元。种子市场增长快的原因之一是种子的国际贸易快速增长，2005年国际种子贸易额不到45亿美元，2012年就增长到了100亿美元。
农作物的种子主要有三大来源：农民自留种、公共机构售种、私营企业售种。美国农业部2011年的一份报告（Research Investments and Market Structure in the Food Processing, Agricultural Input, and Biofuel Industries Worldwide）估计，2006年全球种子市场规模为290亿美元（比ISF的估计少），其中农民自留种总值61亿美元，占比为21%；公共机构售种为33亿美元，占比为11%；私营企业售种为196亿美元，占68%。在1995年（种子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三类种子的占比分别为25%、22%和53%，此后11年里，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赢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售种侵蚀了以公益为基础的公共机构售种份额，农民自留种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
种子市场“私有化”程度的上升，并没有带来竞争度的提高，相反，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局面。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报告，种子市场上规模最大的4家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在1994年为21.1%，2000年上升到32.5%，2009年达到53.9%。占市场份额最多的两家企业是美国的孟山都和杜邦。据一个叫ETC集团（ETC Group）的国际组织的计算，2011年孟山都的种子销售额为89.5亿美元，市场份额为26.0%；杜邦的种子销售额为62.6亿美元，市场份额为18.2%；排名第3的是瑞士的先正达，市场份额为9.2%。（ETC集团与美国农业部的计算口径不同，结果有些出入，但相差不大。）
美国农业部将孟山都、杜邦、先正达以及拜尔（总部在德国）、陶氏（总部在美国）、巴斯夫（总部在德国）合称为“六巨头”（Big Six），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农作物种子和农业化工两个领域都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和重要的市场地位。巴斯夫是化工巨头，目前种子销售额很小，但它对种子和生物科技的研发投入较多。根据ETC集团的计算，2011年“六巨头”在种子市场的份额高达60%。
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他们一般都是补贴的对象，与之相匹配的种子产业也应该利润较薄，需要补贴。但现实的种子产业与人们的印象截然不同，它现在是高度商业化、国际化、私有化、垄断性的产业，跨国巨头在这个市场攫取垄断利润。
种子产业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与农业化工联姻，“六巨头”都有种子和农业化工两方面的业务。这就是说，在跨国巨头眼中，培育种子和制造化工品具有相似性，他们用化工的思维培育种子。这是与人们将种子培育看作自然过程完全不同的思维。
转基因专利的冲击
种子市场在这十几年中的深刻变化，是由转基因专利引发的。
根据ISAAA（The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biotech Applications，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的一份报告（Global Review of the Field Testing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Transgenic Plants: 1986 to 1995），转基因食物第一次被允许用于商业销售是在1994年，美国批准一种转基因西红柿投放市场。1995年，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共批准了35个转基因农作物用于商业化种植。美国发放的许可最多，共有20个，孟山都有3种种子获得了许可，包括大名鼎鼎的抗农达大豆。1996年转基因作物开始在美国大量种植。从此，种子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
孟山都成立于1901年，从1940年到1990年，它的主要业务是化工。在生物科技方面，孟山都是后来者，1980年代才开始大规模投入，技术积累并不多。1995年之后的几年，孟山都收购了多家种子公司，这才在种子市场上确立优势地位。1997年和2000年，孟山都剥离了非农化工和医药业务，更加专注于种子和农业化工。2004年到2008年，孟山都又收购了一大批种子公司，成为了全球第一的种子公司。
孟山都在种子市场的统治地位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通过收购实现的。“六巨头”中其他几个公司的经历与孟山都相似，它们都在1995年之后收购了一大批种子公司，从而迅速获得大量市场份额，抢占寡头垄断的地位。显然，改变种子市场的不是科技的力量，而是资本的力量。
大资本为什么突然对种子市场感兴趣了？是转基因专利吸引了它们。
杂交等传统育种技术对于资本而言，不够有效率，培育一个新品种需要很长时间，不能迅速地获得利润。转基因技术大大加快了培育新品种的过程，在细菌上发现的抗除草剂基因，可以植入到玉米、大豆、土豆等多种农作物中，种子公司可以注册多项专利，销售多类种子，很快就能见到利润，而且可以长期受益。
世界是多样的，市场需求也具有多样性，生物更是多样的，但转基因技术及理念（如“实质等同”原则）消解了农作物的多样性，将农作物简化为几类物质和性状的组合。简化之后，跨国种子巨头只需要控制几类性状的供应，就可以在种子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现在，它们基本上控制了两种性状（转基因）—抗虫害和抗除草剂—的供应（部分得益于它们也是农业化工巨头，生产杀虫剂和除草剂），它们有这方面的专利，于是相当大一部分种子买卖逃不脱它们的手掌，要向它们缴纳大量专利费。不管种子多么有独特性，只要它含有抗虫害或抗除草剂的基因，种植者就要向它们付钱，否则可能被起诉。转基因专利使种子市场变得易于控制。
种子研发模式被改变
转基因专利不仅改变了种子市场，它还通过种子进一步改变了世界的其他方面，例如种子及生物科技的研发、农业的生产成本、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全球经济格局。
与种子市场私有化、垄断性相伴随的是种子研发的私有化、垄断性。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报告，在2006年全球农作物种子和生物科技的研发投入中，大型种子公司占75.6%，集中度非常高。种子研发的集中化也是从1995年前后开始的，1995年，种子和化工联合体（2002年之前，这样的联合体有十来家，经过一系列购并，2002年之后才只剩下“六巨头”）在种子和生物科技方面的研发投入占全球总投入的23%；而到2010年，“六巨头”的研发投入占到了全球的76%。
可以想见，种子研发的私有化程度也会比较高，但这方面的数据不多。美国农业部的报告仅计算了2000年食品和农业研发的结构，这一年，全球食品和农业研发投入为293亿美元，私营企业投入占45%；高收入国家食品和农业的研发投入为245亿美元，私营企业占50%；而在其他国家，私营企业仅占19%。报告没有计算近年种子研发中私营企业和公共部门的比例。但考虑到高收入国家的示范效应和先发地位，以及这些年种子研发集中度的不断上升，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年种子研发的私有化程度也是不断上升的。
从研发取得的成果来看，私营企业要远多于公共部门。1982年到2007年间美国批准的农作物专利中，孟山都和杜邦分别占28.7%和36.5%，而公共部门和非盈利机构只占0.6%。在1985年到2008年，美国的转基因作物田间试验申请有39.7%来自于孟山都，来自公共部门和非盈利机构的只占26.4%。
显然，孟山都等跨国巨头主导了种子和生物科技的研发。研发是以牟利为导向的，而不是以科学和公益为目标。产品越赚钱，研发的力度就越大，与是否有利于人类或消费者无关。转基因种子是最赚钱的，于是就成为研发的主要方向；在转基因技术领域，抗虫害的和抗除草剂的品种最赚钱，理所当然获得最多的研发投入，产生出最多的研发成果。这本来是商业的逻辑，却往往被包装成科学的发展方向。
商业的要求使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小，从1995年转基因农作物被允许商业化到现在，抗虫害和抗除草剂一直都是转基因专利的主流，相比之下，其他方面的成果并不多。这对科技的发展当然是有害的，却有利于跨国种子巨头维持它们的垄断地位。垄断地位使它们能够主导研发，而对研发的主导又进一步加强了它们的垄断地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农民负担加重
跨国种子巨头垄断市场和研发的直接后果，是转基因种子的价格偏高而且涨得快，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农民不堪重负。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从1995年到2011年，每英亩大豆和玉米种植花在种子上的成本分别上升了325%和259%。美国一个非盈利组织有机中心（The Organic Center）在2009年12月发布了一份报告（The Magnitude and Impacts of the Biotech and Organic Seed Price Premium）提供了转基因种子价格的更多数据。根据这份报告，从1975年到2000年的25年间，美国大豆种子价格仅上升了63%；而在转基因大豆被广泛种植后，从2001年到2009年的8年间，种子价格上升了107%；传统种子的价格也随之上涨，涨幅为88%。2009年，转基因大豆种子的平均价格比传统种子高47%。2010年，孟山都的新品种抗农达二代大豆种子比抗农达大豆种子高42%，是传统种子价格的近两倍。玉米的情况也类似，2009年转基因玉米种子比传统种子贵69%；2010年，孟山都的新品种SmartStax的价格比原有转基因玉米种子的平均价格高30%~40%，是传统种子价格的两倍多。2010年，新品种的转基因棉花种子比传统棉花种子贵近6倍。
转基因种子价格高而且不断上涨（种子公司通过推出新品种从而涨价），也拉动了传统种子价格的上涨。有机中心的报告估算，1997年之前种子的成本只占大豆种植总收入的4%~8%，占大豆种植总成本的13%~23%；进入转基因时代后，传统种子的成本占大豆种植总收入的比例上升到8%~12%，占大豆种植总成本的19%~33%。种子成本占总成本的30%以上，占总收入的10%以上，这已经是很重的负担了。如果农民使用更贵的转基因种子，那种子成本就会占到总成本的40%~50%，占总收入的15%~20%。这是一般农户难以承受的重负。
在印度，一些农民没有足够的钱购买转基因棉花种子（比传统种子贵几倍），他们需要向银行贷款。如果当年雨水欠佳、收成不好，他们的收入无法偿还贷款，第二年就不能再贷款购买种子，而只能去借高利贷。如果第二年的收成仍然不好，很多人就会走投无路，一些人因此自杀。2002年，印度允许转基因棉花商业化，2005年之后，种植转基因棉花的农户迅速增长；2006年后，印度自杀农民的数量骤然增加。这两者之间是有一定相关性的。
摧毁农业生产 既然转基因种子贵得难以承受，为什么农民还会去购买？为什么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会快速增长呢？ISAAA认为，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从1996年的170万公顷增加到2013年的1.75亿公顷，增加了100倍以上，原因是它们给农民带来了收益，也反映了不愿冒险的农民对转基因的信心和信任。这种解释似是而非，至少是不全面的。
农民选择转基因种子的部分原因是，在一个寡头垄断的市场，他们的选择并不多。有研究发现，美国的非转基因种子从2005年的3226种减少为2010年的1062种，降幅为67%。农民会发现，他们熟悉的一些种子已经从市场上消失了，而转基因种子销量很大，似乎很受欢迎，值得信任。
转基因种子被选择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它改变了农业生产方式。确实有人从种植转基因种子中获益，但不是一般的农民，而是工业化的种植企业，这样的企业会选择转基因种子，而不是传统种子。
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是美国，位列第二和第三的是巴西和阿根廷。在这两个拉美国家，转基因种植面积的扩大伴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
阿根廷在1996年向孟山都的抗农达转基因大豆发放了许可，只比美国晚一年。当时的背景是，阿根廷面临资本外流、经济衰退的困境，大规模种植大豆用于出口可以创造外汇，这是阿根廷政府批准种植抗农达大豆的原因之一。几年之后，转基因大豆种子走私到了巴西与阿根廷邻近的地区。当时巴西是世界第二大大豆生产国，但一直禁止种植转基因大豆，但由于走私等因素，到2004年，巴西种植的大豆中已有20%以上是转基因大豆。2005年，巴西正式允许种植转基因大豆。
巴西和阿根廷的农场都很大，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下，需要雇用数量众多的农民。而除草剂农达和抗农达大豆的引进，以及免耕法的推广和农业机械的使用，大大减少了农场所需的劳动力。在免耕法的耕作模式下，农场并不整理土地，而是任由杂草和秸秆在地里腐烂；播种则靠专门的机器，将种子埋入杂草和秸秆之下的土地。据说这种模式可以改良土壤，它的缺点则是容易杂草丛生，如果人工除草，就仍需要大量劳动力，但使用除草剂则可能连农作物一起杀死。孟山都的农达和抗农达大豆解决了这个难题，农达可以杀死杂草，抗农达大豆却免受其害，那农场就只需要少数劳动力了。巴西和阿根廷的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机械化，转基因技术是使这种转变成为可能的条件之一。
这个转变伴随着大量农民失业，还有小规模农场经营者被大规模农场经营者挤垮，他们中的一些人涌入城市变成贫民。有人将这个过程与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相提并论，后者是“羊吃人”，前者是转基因技术驱逐农民。
从1995年到2006年，阿根廷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10%以上，即使在GDP增长率较高的年份也是如此；城市人口贫困率一度非常高。巴西也有类似情况，从2005年到2010年，农村人口加速减少，乡村人口贫困率一度非常高，失业率维持在8%上下。这些现象与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是有一定关系的。
转基因技术还改变了巴西和阿根廷的农业结构，大豆的种植面积大大增加，分别占总耕地面积的约40%和约60%。这两个国家和美国大量出口大豆，而中国则大量进口。这种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转基因技术在其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外，国际贸易量巨大的大豆等农产品作为大宗商品，其期货及其他相关金融产品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全球的经济，牵动着巨大的利益—这远远大于种子市场的规模。
说到底，转基因专利对农业、科研、全球经济的改变，不过是资本逻辑的体现，转基因技术是资本实现其意志的便利工具。转基因技术在农业领域所催生的转变是非常巨大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倘若如国内的某些“挺转”人士所愿，中国也大规模推广转基因作物，不但农民原本就微薄的收入空间会被大幅挤压，作为中国发展缓冲地带的农村也可能会被重塑。这个代价—即便不考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也可能是中国所无法承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