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地上的绿色守望者——记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副站长文石林
发表日期：2014-07-16 01:16AM 阅览次数：
打破“黑色预言”的志向
从湖南祁阳到广西友谊关的322国道上，有一条长满野草的不打眼的小岔道。沿路前行两公里，记者在小路的尽头找到了被农田包围的破旧的国家级实验站，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
占中国耕地面积三分之一的中国南方红壤地带，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生态严重退化。当时，实验站所在的祁阳县土壤非常贫瘠，有的田亩产只有50多公斤，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
由于红壤缺乏有机质，所含矿物质又比较单一，为了保障高产，农业中往往大量使用化肥。近些年，农民又发现随着化肥使用量的增加，产量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祁阳县官山坪村村民邹黎明告诉记者：“种来种去，一年比一年差。”
美国土壤学家曾有一个“黑色预言”：经过风吹雨淋中国南方红壤地带将成为“红色的沙漠”。
能否不让土壤变沙漠？1983年，红壤荒山植被恢复实验开始了。1984年，土壤农业化学专业刚毕业大学生文石林，来到了实验站，那时他才20岁。
“别的地方很少有红壤研究站，选择来到这里，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我个人兴趣所在。”文石林告诉记者，尽管是在偏僻的山沟里，但他却希望能为改良中国南方红壤出一份力，“打破那个‘黑色预言’。”
30年情系红土地的艰苦守望
走出办公室，就进水稻田，文石林每天要顶着烈日在野外工作8小时以上。每年要在实验站工作300天。
“感觉红壤站就是一个农场，研究员和农民一样出工。但我们比农民辛苦，白天在田野工作，晚上整理实验数据。”文石林说。
研究员高菊生用这样一个段子来形容实验站艰苦的情形：“住的是泥砖房，喝的是泥巴水，干的是苦力活，拿的是零工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红壤站先后接收了十个大学生和一个研究生。然而不少原本怀着满腔热情的年轻人看到这里的艰苦环境，大部分在几年内离开了。文石林是这批人中唯一留下来的。
文石林曾有过很多离开的机会。1988年6月他公费到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澳大利亚政府给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签证延期，还可自动转为绿卡。然而文石林却毅然决定在获得研究生文凭后回国。
让文石林执迷的是对红土地的“感情”。“实验站的实验大多是长期实验，研究几十年来土壤的变化，慢慢地就离不开了。”文石林说。
赋予土壤生命力的绿色希望
“站里的水稻长期定位实验，必须亲力亲为，因为要保证实验的准确性，苗的数量、入土的深度等，这都马虎不得。”文石林说，做农业研究，要获得准确翔实的科研资料，就必须老老实实地扎根在地里。
每个月他和红壤站的同事都会到附近的农田里取土，每隔3公里取一个点，整个祁阳县和周边的县区要取900个点。没有汽车的时候，文石林完全靠双脚完成这段“长征”。取样回来的泥土在红壤站被分类、干燥、研磨和筛选，最后进行化验研究。
目前，实验站里保存的土壤样本有上万种，保存最久的有长达50年的土样，是土壤变化的珍贵“标本”，也是文石林最珍爱的宝贝。“这些都是不可再生的样本。英国洛桑实验站里保存的100多年的实验土样，1克实验土样比1克黄金还贵。”文石林说。
在长期的“南方红壤地区牧草栽培利用”研究中，文石林筛选出了10多种适合于南方红壤丘陵区气候与土壤特点的牧草品种，解决了南方红壤丘陵区长期以来缺乏当家豆科牧草的问题。“每当有人打电话来说‘这个草种我要’、‘你还有没有草种’时，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了。”文石林说。
文石林在红壤改良及退化生态修复研究中，提出的红壤经济林的立体农业生态模式，在保水保土控温、培肥土壤、防止土壤酸化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已在南方红壤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记者在现场看到，实验田旁边那块红土地因为多年土质恶化，杂草都已经长不出来了。而实验田里的一块玉米地，正是得益于文石林的土壤改良研究，农作物虽然谈不上增产多少，但却一直顽强地生长着：这片绿色，就是文石林们心中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