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国转基因“致癌”实验的科学主流声音
如果读者没有长久关注转基因话题，则看到一家初创的网站专门为应对谣言而设立一个栏目，可能会多多少少会感到有些怪异，本网在开篇寄语中还专门对设立“谣言与真相”栏目做了解释。
似乎是为本网站这一栏目的设立做注脚，伴随着本网站的开通，一系列新旧谣言再次在网上疯传——7月14日广东卫视《财经郎眼》集中了此前被反复驳斥、却依然不断传播的旧谣言，并以这些谣言为证据污蔑、攻击转基因；仅隔两天，《每日经济新闻》刊出长年致力于造谣转基因的金微记者（请参考“谣言与真相”栏目）的文章《转基因作物20年产量不增反减孟山都成最大获利者？》，借一个与联合国粮农组织毫无关系的另类“专家”之口，造谣“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称转基因食品对人体不安全”。与此前每次转基因谣言面世或重新传播时一样，各大网站一拥而上，继续把这些新旧谣言当宝。
两场造谣秀中均提及了一个著名的“科学实验”，那就是去年9月法国塞拉利尼等人发表的“大鼠长期服用抗草甘膦转基因玉米会致癌”的研究（我们为此做了专题《2012年9月20日“转基因玉米致癌”论文事件》）。谣言传播必须回避的几个问题是：迄今所有主流科学家对这项所谓“实验”嗤之以鼻；欧洲食品安全局全盘否定这项实验的科学性；有证据显示，这项“实验”属于因利益关系而专为反转而设，实际上是以实验手段的另类方式来制造谣言；即便造谣，这项“实验”也不专业，综合分析其全部数据将给反转控们一个致命打击：总的统计数据反而显示，喂养转基因玉米的大鼠死亡明显低于喂养普通玉米的对照组大鼠，转基因玉米比普通玉米更健康（当然，严肃科学家都知道，这一结论与实验者自己选择性统计给出的造谣结论一样毫无意义）。
但就是这样一个不靠谱研究，却反复被反转控拿出来说事。为此，我们推荐这篇成文于三个月前的论文，较为全面地介绍、评述这一事件。为方便于普通读者阅读，编者对论文做了文本处理，将论文格式编辑成接近普通综述稿的形式，并略微做了一些删节。文章还比较长，但相信愿意看清真相的读者能够通读这篇文章。
在此补充一点：特殊的主张需要特殊的证据。全世界生命科学界几十年试验、数十亿百姓食用转基因食品十几年，均未发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同时从理论上看，转基因食品与普通食品“实质等同”（即从遗传学上无本质差别），在这一前提下，得出“转基因玉米致癌”这一惊天主张，当然需要更加充分得多的证据才具有说服力。而法国这位教授的实验，即便是以对一个普通实验的要求，其实验过程、大鼠数量及分析结果的方法也完全不合格。
来源：《生命科学》2013年6月作者：范敬群贾鹤鹏，原标题《从法国转基因“致癌”实验看对待争议研究的态度与逻辑》，有删改。
正文：2012年9月，法国卡昂大学教授塞拉利尼等人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鼠长期服用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农达玉米会致癌的研究，引发了公众的担忧。经过调查，以欧洲食品安全局为代表的权威科学及监管机构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其研究结论。尽管如此，该研究仍然被反对转基因人士广泛引用。本文结合国内外大量权威资料，对该研究的内容、结论和影响进行综述，力求准确反应该研究的状况、意义和局限性，以及科学界对此的主流意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以常识、理性和科学的态度看待有争议的科学研究。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生产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测算，2012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1.703亿公顷，比2012年的1.6亿公顷增长了6%，即1030万公顷。在连续16年(1996——2011年)增长后，2012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继续增加。2012年有1730万农民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值得注意的是，种植者中90%以上(即1500万农民)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匮乏的小农户。
尽管长期以来主流科学界与各国监管部门基于大量科学证据，认为目前经过商业化审批的转基因品种对人体健康与环境造成的风险并不比传统作物大，但仍有部分公众认为转基因有害健康。2012年9月19日，法国卡昂大学教授塞拉利尼等人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鼠长期服用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农达玉米会致癌的研究结果，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据称文章发表几小时内有关该文章的博客和微博转发就达到了150万次，造成了公众的担忧。
在塞拉利尼论文发表后，欧洲食品安全局及欧洲多国权威科学及监管机构进行了迅速调查，并得出了该研究实验所用鼠种存在问题、样本量太少、统计方法有误以及缺乏喂养数据等结论。其中，欧洲食品安全局先后在2012年10月和11月做出了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其研究结论的初审和终审意见。
尽管如此，该研究仍然被反对转基因人士广泛引用，而且在中国，媒体在对塞拉利尼研究进行报道时，很少提及欧洲食品安全局等权威科学机构和主流科学界的意见，导致大多数报道内容明显缺乏科学新闻应有的严谨和均衡，给公众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
下面，本文将对该研究的结论、意义、局限性以及正确解读科学争议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塞拉利尼研究概述
按照塞拉利尼等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上发表的论文中的说法，此研究的目标是评估抗草甘膦除草剂的转基因玉米品种及草甘膦除草剂是否具有潜在毒性。为此，该课题组在两年的时间内，共喂养了200只雌雄各占一半的医学实验常用的Sprague-Dawley大白鼠（即斯-窦氏大鼠）。
塞拉利尼课题组指出，这是针对转基因食物长期毒性的第一次长达2年的研究。后来发现，这一说法并不正确。日本科学家早在2008年就发表过104周大鼠喂养转基因饲料实验，证明转基因饲料与非转基因饲料对大鼠健康的影响没有任何显著区别。而去年发表塞拉利尼课题组“转基因致癌”论文的《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也在当年早些时候发表过一篇详实的综述，评论了12个动物长期（90天以上到2年）食用各种转基因饲料实验和12个多代动物食用转基因饲料的实验。这篇综述总结，上述24个实验均报告长期或多代食用转基因食品对动物健康的影响与对照组相比并无显著不同。
不过，在塞拉利尼这一研究之前，监管机构确实最多要求90天的喂养试验，而学术界也普遍认为，90天喂养的毒理学试验对于揭示结构清楚的单一化合物的潜在风险已经足够了。
在塞拉利尼实验中，200只斯-窦氏大鼠被分成了20个组，每组10只。每个性别中包括1个对照组和9个不同的实验组。实验中使用的抗草甘膦除草剂的NK603转基因玉米由孟山都公司开发，是欧盟批准种植的为数不多的几种转基因作物之一。
在该实验中，每种性别的三组大鼠被喂养加不同剂量草甘膦除草剂处理的转基因玉米（在三个组中分别占饮食总量的11%，22%和33％），三组喂以相同剂量的未加除草剂的转基因玉米，三组饲喂对照性饮食，但不同剂量的草甘膦加入到其饮用水中。最后一个组饲喂没有除草剂的33％非转基因玉米作为对照组。
塞拉利尼等在论文中报告，该实验集中观察了食品和水的消耗，体重，行为，可触摸的肿瘤和每周进行两次的临床观察症状。实验结束后，处死存活的动物，对肿瘤（以及器官）进行解剖、称重或处理，并进行观测和检测，最后进行统计分析。
作者报告说，在对照组中，30％的雄性（即3只）和20％的雌性（即2只）自发死亡，而在死亡率最高的实验组中，超过50％的雄性和70％的雌性在食用未混合除草剂的转基因玉米后死亡。
但仔细分析作者报告的数据，会发现不能在总体上得出食用转基因食物的大鼠死亡率高于对照组的结论。例如，单独饲喂转基因食物的各实验组中死亡的大鼠包括11％的转基因玉米喂养的10只雄性大鼠中的5只，22％转基因玉米喂食的10只雄性大鼠中的1只，33％转基因玉米喂食的10只雄性大鼠中的1只,11％的转基因玉米喂养的雌性大鼠2只，饲喂22％的转基因玉米的雌性大鼠7只，以及喂养33％转基因玉米的雌性大鼠4只。
如果把食用转基因食物的三组雄性大鼠合在一起，则死亡率是7/30（也就是23%)，低于对照组的30%雄性大鼠自然死亡率。
塞拉利尼等的论文还报告，造成实验组大鼠死亡率“更高”的主要原因是雌鼠的大乳腺肿瘤和雄鼠的各种肿瘤。作者认为，转基因玉米喂养的雌鼠荷尔蒙失调，这导致了垂体功能减退和乳腺肿瘤。
此外，塞拉利尼等还报告了喂食经过草甘膦除草剂处理的转基因玉米与食用非转基因玉米但饮水中含有不同剂量的草甘膦的各个实验组中大鼠的情况，指出它们都表现出比平时更多的脏器损伤和肿瘤。他们认为，这是由于转基因表达造成了玉米代谢通道的破坏，产生了有毒化合物的积累。他们还得出结论说，即便是饮用水中含有低于美国环保署认定的安全阈值的低水平草甘膦除草剂也会显著影响肾脏、肝脏和乳腺组织。
最后，他们呼吁必须对可供食用的转基因作物和配方农药进行仔细评估，通过长期研究衡量其潜在的毒性作用。
国际学术界的反应与评价
塞拉利尼研究发表后，立刻引发了各国科学界广泛的质疑和批评。最初的质疑来自其选择的鼠种以及样本量太少。论文发表后不久，多位科学家就在接受采访或撰写的致《食品与化学毒理学》的读者来信中，表示斯-窦氏大白鼠容易患上癌症，这种老鼠喂养了两年，鼠龄本来就到了该得癌症的时候。斯-窦氏大鼠容易患癌是学术界的共识，已经有多篇文章反应了这一点。其中德国学者观察发现，对于存活超过2年的斯-窦氏大鼠，100只中有81只会自发患上癌症。美国学者甚至发现，只要让斯-窦氏大鼠吃得过饱，它们就会更早地患上癌症。
每组只有10只大鼠的样本量太少，这也是批评者对塞拉利尼研究的主要质疑之处。
其他各种对塞拉利尼实验程序或结论的批评也不断出现。大量的批评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发表在刊发塞拉利尼研究的《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网站上，并陆续刊登上印刷版杂志。该杂志表示，会认真考虑诸多科学家个人和机构要求撤销塞拉利尼研究的呼吁，同时欢迎并将刊登各种对其的批评意见。
在这些批评意见中，塞拉利尼的统计方法是《食品与化学毒理学》发表的书面质疑中遭到批评和驳斥最多的。一个来自法国的评论指出该研究中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差异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另一个来自俄罗斯科学院的批评则认为，该研究不能呈现出转基因食用量与肿瘤发生之间的关系，反而是食用转基因少的一组鼠患癌的数量更大；而且该研究报告说课题组分析了30种器官，但只报告了几种器官的数据，其他器官差异则不得而知。来自意大利米兰大学的一个评论还指出，塞拉利尼的研究没有考虑玉米仁可能遭受真菌感染的情况，而真菌感染足以让受试动物发展出各种疾病。虽然在这一研究中对照组大鼠和实验组大鼠食用的玉米来自同一块农田，只相距200米，但这200米的距离足以造成玉米仁被真菌感染与否的差别。
在塞拉利尼的研究发表后，法国政府立刻分别要求法国生物技术高等理事会和法国食品、环境与职业卫生与安全署对该研究进行调查，而欧盟委员会则委托欧洲食品安全局对该研究结论进行评估。10月4日，欧洲食品安全局就做出了对塞拉利尼研究的初步评论。该评论认为，这一研究目标不明确，报告内容不充分，缺乏了很多有关实验设计、实施和分析的关键细节。基于目前的数据，不得出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在肿瘤发生率上有显著不同的结论。
除了欧洲食品安全局外，法国和德国官方机构也做出了评论意见，其中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专门评估了塞拉利尼等对草甘膦的研究，认为其数据不支持其主要发现（低剂量草甘膦也有很大毒性）。
10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高等理事会和法国食品、环境与职业卫生与安全署同一天发表了它们对塞拉利尼研究的评估。其中，法国生物技术高等理事会认为，塞拉利尼研究的实验设计、统计方法、对结果的解释由于缺失的数据、信息和不可接受的方法错误而让人难以置信。几小时后，法国食品、环境与职业卫生与安全署也指出，塞拉利尼的数据不支持作者的结论。
塞拉利尼的回复与争议
面对众多批评，塞拉利尼课题组于11月12日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对批评意见的集中书面答复。针对斯-窦氏大白鼠容易患癌这一被批评最多的鼠种问题，他们回答说：“该鼠种随着年龄增长自发患上肿瘤的事实并不会让本实验设计无效，因为我们要看的是在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患肿瘤的时段、年龄、数量和严重程度之间的差别。”
对于样本量太小、不足以推算出其结论的批评，塞拉利尼的回答是标准的90天转基因毒理试验用的就是每组10只，而且这一用量也符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标准毒理学实验规范，同时也是孟山都等公司申请转基因品种生产和进口批准时所采用的标准。
此外，在这篇书面回答中，塞拉利尼的课题组也答复了就其研究资质、统计方法、发布数据等方面的质疑。其中，就统计方法，塞拉利尼等表示，统计并不能告诉我们真相，只能帮助我们理解……(人们认为该研究的统计中缺乏的)KaplanMeier分析法或OPLS-DA方法并不具有统计效力或不是适合本研究的方法。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塞拉利尼表示，欧洲食品安全局作为审批了该实验中所用的孟山都公司开发的草甘膦农药和转基因玉米的机构，与该研究具有利益冲突，应该不具有评估资格。在应对包括中国《南方周末》在内的媒体问题时，塞拉利尼还否认了自己的研究资助完全来自反对转基因阵营这一指控。在其书面答复中，塞拉利尼承认其研究发布的数据不足，但这是因为欧洲食品安全局也没有公布孟山都申请批准NK603时的数据。
围绕着塞拉利尼的研究，国际生物与毒理学界鲜有表达支持。截止到2013年3月底，各种已经在学术刊物或网站上发表的与该研究相关的科学评述，均对研究的主要结论持否定或怀疑态度。但在人文社科界和环保组织中，塞拉利尼的研究则得到了很大支持。一封由主要来自欧洲的多位知名学者（包括多名人文学者、部分生物学家，但没有毒理学家和遗传学家）签名的公开信指出，食品安全和环境监管机构，包括美国的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美国环保署和欧洲的食品安全局，在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上负有罪责（culpability)。另一方面，欧洲的不少政治家也认为欧洲食品安全局的结论草率，一些欧洲议会议员声称要召集双方当事人对质。欧洲食品安全局则否定了政治家们的指控。
在中国，依托科学网和果壳网，科学界也对塞拉利尼的研究进行了少量讨论，大部分撰写专文的科学家对此研究持怀疑态度，如科学网博主、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曾庆平。而另一位科学网博主、美国爱荷华大学从事临床研究与管理的廖俊林博士则对塞拉利尼的研究表示支持。他认为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研究使用的容易患癌的斯-窦氏大鼠，因为在有对照组的情况下，如果能证明食用转基因的实验组比不食用转基因的对照组的大鼠更容易得癌症，这不是更能说明“转基因致癌”么？这一说法与上述塞拉利尼等在11月份发表的对批评的答复很一致。
对塞拉利尼研究的终审意见和伦理质疑
尽管塞拉利尼课题组给出了书面回答，但欧洲食品安全局最终仍然在2012年11月28日发表了最终评估结论，即其结论不能被其数据支持。
欧洲食品安全局并非一意孤行地得出塞拉利尼研究有问题的结论。六个欧盟成员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包括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都得出了这一结论。欧洲食品安全局的最终结论是建立在总结其六个成员国结论的基础上，并考虑了11月塞拉利尼的书面答复后做出的。
欧洲食品安全局的结论包括，对于这一实验而言，鼠种存在问题，样本量太少，每种性别只设置9个实验组和1个对照组这种做法缺乏可信性，塞拉利尼公布的资料有限，特别是有关实验鼠的喂养细节不得而知（言下之意就是喂养方式不同也可能导致结果不同）且塞拉利尼在论文发表后没有应要求提供这些数据，塞拉利尼的统计方法有问题，统计过程中一些数据欠缺。
在其最终结论中，欧洲食品安全局特别指出，塞拉利尼等11月份做出的书面答复并不充分，不能打消此前认为其数据无法得出其结论的审评和批评意见。其所依赖的OECD标准，是进行90天的标准毒理学实验的规范，而长期毒理学研究，每组实验动物应该至少有20只；而对于致癌毒理实验，每组则需要至少有50只。
值得一提的是，被塞拉利尼所忽略的、2008年日本学者发表的104周大鼠喂养转基因饲料实验，则按照OECD的规范设置了每组50只大鼠，且使用的鼠种是致癌实验所普遍接受的F344DuCrj型大鼠。
除此之外，欧洲生物技术联盟的调查则表明，多名记者事先得到了塞拉利尼的论文和新闻稿，其前提是承诺不能将该研究内容透露给第三方。
事先发布重要研究成果给新闻界，但新闻界不能提前报道称之为限时禁发（embargo）制度，这本来是科学新闻的惯例。但问题在于不能透漏给第三方的做法，就使得记者完全无法提前获得对此研究的批评意见。而蹊跷的是，塞拉利尼还要求发表该文章的杂志推迟发表，以便于其准备宣传活动。
就在该论文发表的同时，塞拉利尼也开通了一个发布该研究相关信息的网站（http://www.gmoseralini.org），并迅速发布了一部主要基于该研究结论的专著《我们都是豚鼠！》。显然，不论研究本身如何，这些做法都表明，塞拉利尼对其研究成果的传播甚至是炒作进行了精心的准备。
对科研成果进行宣传本身并非坏事，但遭到学术界诟病的是，这种处心积虑地进行媒体宣传是将科学高度政治化。2012年10月19日，六家法国科学机构——国家农科院、国家医科院、国家药科院、国家科学院、国家技术研究院以及国家兽医研究院——发表了联合声明，在驳斥塞拉利尼研究的同时，认为其煽动媒体在公众中散播恐惧是不道德的科学行为。
此外，塞拉利尼等在论文、其专门网站和媒体上，刻意以图片表现实验组大鼠肿瘤照片而并不同时显示对照组的照片，被认为既是对动物不人道，也是一种刻意在公众中渲染“转基因致癌”的不道德行为。
塞拉利尼的学术地位
其实关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人们对塞拉利尼不会陌生，因为他过去就有多项“揭示”转基因不安全的研究，这些研究每次都会成为热点——既是一些环保组织质疑转基因的证据，也总会被大多数科学家质疑。用科学检索工具WebofScience查阅塞拉利尼的文章，会发现其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研究引用率远高于其此前的肿瘤研究。但如果打开这些引用塞拉利尼研究的文章，我们又会发现其中绝大部分是质疑其研究成果的。
但另一方面，塞拉利尼有关转基因毒性的综述或评论文章则引用者很少。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学术界总体上并不认可其研究。
塞拉利尼这次引发广泛关注和辩论的研究——大鼠长期服用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农达玉米会致癌——也是引用率的“明星”。论文在9月19日发表，至2013年3月25日，谷歌学术(GoogleScholar)显示的引用率已经高达52次，而WebofScience显示为3次，另一学术引用检索工具Scopus显示为12次。
这一差别主要是因为WebofScience收录的都是质量相对较好的期刊，Scopus收录期刊要多得多，但也基本限于学术期刊，其收录的引述塞拉利尼研究的文章包含了多篇以读者来信和评论形式发表的批评文章。而谷歌学术则会收录部分媒体和非学术期刊的引用。
WebofScience的3次引用，并没有包括发表塞拉利尼研究的《食品与化学毒理学》刊登的读者来信和其他一些刊物的质疑文章。检索该杂志，其11月在网站上就发表了将近20篇针对该文的读者来信，全部为质疑其研究内容。而WebofScience收录的三篇引用塞拉利尼的文章，分别发表于Nature、环境健康展望（EnvironmentalHealthPerspectives）和冰岛医学期刊Laeknabladid，这三篇文章也皆为对该文的质疑与批评。
检索谷歌学术，则发现引用塞拉利尼研究的，包括多个人文社科类期刊或网站，这些期刊和网站以支持性评论文章为主，而引用其研究的自然科学文章基本为质疑性质，只有一篇评论性文章质疑欧洲食品安全局在审议该研究时可能具有的利益冲突问题。
从上述的文献检索证据中，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即塞拉利尼多年来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研究，尽管每次都引起轩然大波，但在科学界不但遭到广泛批评，其研究也没有得到其他独立研究的证实。虽然不少媒体、环境组织和一些人文社科学者对其赞扬和支持，但我们仍然需要明了其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从而在判断其进一步研究结论的时候多一份审慎。这种审慎和基于事实进行判断也应该是我们对待科学争议议题的基本态度。
以理性和常识解读争议研究
实际上，我们发现，以塞拉利尼这一研究为例，只要秉承了足够的理性态度，即便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读者仍然可以做出比较合理的推断。比如，塞拉利尼和前述的廖俊林博主都声称，在有对照组的情况下，选用易患癌的斯-窦氏大鼠其实更能说明食用了转基因的实验组大鼠是否更容易患癌。
这一说法在未知实验结果的情况下，应该说相当有理。但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实验组肯定更容易患癌，那选用易患癌的鼠种就更有优势，因为总有各种办法来采取特殊手段或选择特定数据或采用专门的统计手段来说明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在患癌情况上的不同。比如我们前引的美国学者的发现——只要让斯-窦氏大鼠吃得过饱，它们就会更早地患上癌症。
对此进一步思考，我们发现，在已经有了预设研究目的的情况下，如果选用不容易患癌的鼠种，不论实验组还是对照组，我们都不能保证其一定得上癌症，但如果选用容易患癌的鼠种，那在实验组和对照组都患上癌症的情况下，剩下的就是如何在数据上做选择来解释哪个患癌率更高的问题了。这正如一位知名的澳大利亚科学博主所写，“很显然，（塞拉利尼等人）这篇论文有一个预设的议题。”
但人们会问，不是标准毒理学实验也经常选用易患癌的斯-窦氏大鼠么？我们在此处可以试着先抛弃特定的专业知识，用自己的理性与逻辑来理解这一问题。为什么要找一个容易患癌的实验鼠呢？因为很多毒理学实验要验证的潜在有致癌作用的物质含量极低，不容易患癌的鼠种可能终其一生也无法达到人们要验证目标物是否有致癌作用的目的。为此，我们就需要敏感一点的容易患癌的动物，从而通过控制动物暴露或接触条件来验证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此时，实验样本数量和实验时间的选择就要审慎。
即便一个实验所用的样本量符合了研究规范所要求的最低样本量，但要在统计意义上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那么样本量越大，相对才越能说明问题。与之相反，如果一项研究并非旨在依靠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来得出有科学意义的结论，而主要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的发生，样本量就成为一个不过是应对规范或管理的问题。
实验时间也是这样。如果实验的目的是揭示正常的情况，那么符合实验规范或管理要求的实验时长就是最为理想的。反之如果实验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说明或强调预设的极端情况，那么越符合容易出现极端情况的实验时长就越符合这一预设目的。在塞拉利尼的研究中，我们不排除存在这种让实验动物尽可能先得上癌症这种预设的极端目的的可能性。
总之，此处的分析表明，充分运用我们的理性思维，不需要讨论复杂的实验细节和统计学差异，仍然有可能理解问题的实质。
拥戴塞拉利尼的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可能会指出，质疑该研究的科学家都是被转基因产业收买了。但一向以保护消费者为己任的消费者联盟（ConsumerUnion）的转基因专家MichaelHansen也表示，每组10只的样本量不能得出任何结论。
结论：科学对待科学争议
本文通过对塞拉利尼的转基因致癌研究及该研究引发的争论进行梳理，力求让读者在了解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对争议性研究的基本判断能力。对于争议性研究，下面的几条原则可以成为我们在缺乏专业知识的情况下仍然能进行正确或准确判断的基础。
首先，对于一项专业研究，我们很有必要了解科学界主流的看法。在塞拉利尼这一研究中，我们看到，主流科学界迅速、全面做出了批评，而少部分对塞拉利尼进行支持的文章，基本上属于观点性质，部分还基于所谓的阴谋论的揣测，不能拿出说服人的证据。
其次，我们也要尽可能思考这些争议研究本身，看是否能以我们自己的常识和理性，或者依靠缜密的逻辑推理，在不依靠争议本身所涉及的专业知识的情况下，来对争议的一些方面进行判断。本文以塞拉利尼所用鼠种、数量和实验长度为例，对此进行了讨论。在争议研究中会有不少类似情况。
第三，我们做判断的依据始终应该是可验证的事实，而不是想当然的但貌似有说服力的“真理”。比如，一些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往往用阴谋论和依附于既得利益集团来批评那些认为转基因安全的专家，但仔细思考一下，我们看不到任何阴谋论的证据，而同时，认为几乎整个科学界、国际权威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和政府监管部门都是一个支持转基因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说法很显然站不住脚。
第四，对待一些争议话题和人物，我们也有必要借助各种科学资料、数据库或计量工具来充分了解其背景，从而帮助自己形成对相关问题的看法，或者帮助我们在判断相关看法时秉持应有的审慎。以本文对塞拉利尼研究的引用情况分析为例，我们发现，其研究得到的引用近乎一致是批评性质、以及几乎没有任何第三方独立研究引用其结论这两个观察，会成为我们判断塞拉利尼及其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当然这一点不是绝对的。
批评塞拉利尼研究结论的法国生物技术高等理事会也同时推荐，有必要重复其研究以安抚公众。的确，虽然此前转基因研究、卫生与监管部门以及毒理学界从分子生物学和毒理学角度普遍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超过90天喂养试验的转基因长期毒理学实验，但塞拉利尼的研究表明，对于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研究而言，安抚公众的重要性其实一直都不弱于科学本身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