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疑虑是天性 倾听是理性

为了提高产量，一种被广泛食用的主食农作物被转入了来自不同属杂草的外来基因一一一不是一个基因，不是两个基因，而是整条染色体都转了进来。听起来引入了很多“未知的潜在风险”对不对?不过，这场转基因事件并非发生在当代，而是发生在大约九千年前。故事的主角，是小麦和山羊草属的几种杂草。这类“大规模转基因”，属于传统育种里的“远缘杂交”，?如果“改造基因”是“错”，那么这个错可上溯至农业诞生之◇，我们早已“错”了上万年。

动物也好，植物也罢，都并非为人类“量身定制”的美味。尽管人类数万年来努力驯化，它们还是时不时给我们来个“惊喜”。苦瓜有会引发肠胃不适的凝集素，蚕豆有会导致溶血的蚕豆嘧啶葡糖苷。如果再考虑微生物生长、重金属污染……可以说，没有一样食品能担保“绝对安全”，更难以担保“没有未知的潜在风险”。也正因如此，欧洲共同体针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投资三亿欧元，五百多个独立研究组在二十多年里做了上百个课题，最终给出的保证也只能到“不比常规植物更危险”。同时，用世卫组织的话说，“在它们被批准的国家的普通人群中，还没有发现食用这些食物会影响人体健康。”

这样的保证或许不能满足对“永远绝对安全”的心理需要。许多人对这种新兴技术还是心怀疑虑。早在四十年前，学术界就曾担忧过其潜在风险——当时转基因的对象是人肠道内都有的大肠杆菌，转入外源病毒基因会不会把大肠杆菌变成致病菌甚至致癌菌然后扩散出去呢?研究者自愿暂停了相关研究，聚在美国加州的阿西洛马会议中心，讨论如何把危险降到最低。

这次会议的结论是，在证明转基因的安全性之前，防护手段必不可少。首先是生物防护，也就是把转基因生物设计成在实验室外难以存活或难以留下后裔。为了把转基因生物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这堵“防火墙”沿用至今。其次是物理防护，当年的转基因研究者个个身披防护衣，进出皆消毒，直到证明转基因技术并没有增加患病风险，在证据面前，理性压过了恐慌的天性，如今的转基因研究者才不再如临大敌。

对于未知风险的担忧我能理解，我所不能理解的是，将转基因当成“一盘很大的减少人口的棋”。对逐利的转基因食品供应商来说，让忠实顾客大量死亡或者断子绝孙显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由于人体太过复杂，目前要确定一个药物的疗效还得在人身上使用后观察统计，想确定某食品是否能达到“定向种族灭绝”的效果，这可真不是用小白鼠或者恒河猴能实验出来的。

说到底，不论是跨物种杂交到失去生殖能力的骡子，还是辐射后不知发生什么变异的太空育种，上万年来，人类一直致力于让自己食用的动植物发生可遗传的变化。而转基因技术得到认可，就是因为它能让这种变化更迅速更可控。转基因植物一般是靠农杆菌或基因枪定向地把已明确序列和功能的基因“加”进去。转基因动物则更多采取在显微镜下把外源基因直接注射到受精卵内。为了将改变降到最少、风险降到最低，目前采取的办法还包括尽可能减少引入与目标基因无关的序列，不再使用可能带来耐药菌风险的抗生素抗性基因，甚至不引入外源基因，纯粹只改变原有基因的表达。

相比起美国甚至欧洲，中国批准的国产转基因食品种类并不多，无非耐草甘膦的大豆、抗病毒的木瓜，还有部分抗虫的大米曾经在南方种植过。国内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蔬果如黑米、紫薯、黑花生、圣女果，其实全是实打实的非转基因植物。实际上，改变颜色是传统育种的拿手绝活，而由于目前转基因审批成本高企，研究者并不热衷开发市场占有率不高的转基因作物，倒是“主粮”一直是开发的热门方向。

制药业早就大规模利用转基因微生物制造了许多从前难以制备的疫苗，发达国家的胰岛素更是三分之二以上来自转基因产品，但至今没有引起剧烈的反对声浪。原因之一可能是这方面的误传较少，其二，可能也是源于对治病良药的需求是“刚需”，当收益明显到一定程度，消费者也就不那么在乎“莫须有”的风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