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世纪论战:“环保组织”的成功将是人类的灾难

提要:抵制转基因运动让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穷人继续挨饿,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和应用,妖魔化了一项可以帮助改善环境的安全技术,拒绝了一个让地球变得更美好的科学工具。

在绿色和平组织看来,科研机构的试验田是可以和污染企业相提并论的,转基因植物和污染物一样,都是有害的。

但生物学家们并不害怕转基因技术——在人类的基因组中,存在着9.8万种病毒、以及来自其他15万个物种的进化残余,如果将人类基因组中的转基因DNA去掉,人类也将消失。何况,用于作物育种的转基因技术并不是要“转”食用者的基因;它与杂交、诱变技术一样,都是在分子层次上改变作物的遗传性状,差别仅在于转基因技术更高效。

生物学家们已经在自己研究的各个领域都用到了转基因这项技术。从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一家公司将转基因胰岛素商业化,把一个人类基因放入大肠杆菌中,使得这些转基因有机体产生大量的胰岛素,以满足全球几亿糖尿病患者的生命需要。当下,有四分之一的新药出自基因工程,在可见的将来,这个数字会越来越多。人们毫不怀疑地服下这些药物,是因为转基因药物是安全的。

转基因食物则更加安全——药物多少会有不良反应,而在转基因食物上市、几十亿人食用它们的十几年里,还没有一起因为食用了转基因食物而影响健康的案例出现。

相比传统的食物,转基因食物受到了极其严格的监管,无论在哪个国家,转基因食品想要上市销售,都要通过农业部门、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卫生部门、环保部门严苛的一套程序,以华中农业大学的转基因水稻为例,花费了11年的时间才拿到了安全证书。

虽然对转基因的质疑不绝于耳,但对于它的安全性,主流科学界并无分歧,且早有定论。通过各个国家批准上市、拿到安全证书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这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欧盟食品安全局,美国农业部、FDA以及环保署的共识。

随意摘抄一段世界卫生组织的结论:“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均已通过由国家当局开展的风险评估,这些评估是透彻的,它们未表明对人类健康有任何风险。”

然而,有再多的科学家和权威机构的背书也不能打消公众对转基因的疑虑。这是一些打着环保旗号的组织,在理念、信仰或者利益驱使下(最常见的就是有机食品生产商提供反转经费,因为品质更好、更安全、更便宜的转基因食品将让有机食品失去市场)作出的一系列反科学行为的结果——以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为首的所谓“环保”组织,认为工业化破坏了自然,而向往田园牧歌式的农业生产。

但实际上,原始的农耕构成了对自然最严重的破坏。庄稼长到哪里,与之竞争的草木生长就会受到抑制。事实上,在假手基因工程之前,农业就已经是这个星球上最深刻的抹杀自然的人类活动。而原始农业生产方式由于生产力低下(产量低),养活同样多的人口将要破坏更多的森林和草原。

自转基因诞生那天起,这些所谓的“环保组织”就站了它的对立面,他们不遗余力地以各种谣言挑起公众对转基因的戒心,比如转基因致癌、转基因导致超级杂草等等,尽管这些谣言荒谬可笑,但公众更容易记住的总是负面消息。

这种纯粹是认为制造出来的恐惧像野火一样,从欧洲蔓延到美国、非洲、印度以及亚洲等地方,导致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或是禁止转基因技术,或是被当地公众所抵制,转基因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受到重创。

按照职业反对转基因技术者一向的行事风格,偷盗水稻种子已经算不上是严重的行为了——此前转基因闯入了一个“暴力有理”的扭曲领域。在美国、澳大利亚到菲律宾,捣毁转基因试验田的事件曾经屡见不鲜,转基因的反对者甚至在进行植物育种研究的麦克斯•普朗克研究所里放了一颗炸弹,一名研究人员差点被炸伤。

在中国,“环保组织”们换了种策略——舆论战。绿色和平组织善于且乐于和媒体打交道,它一直通过媒体向公众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转基因技术有不可预知的风险。从2002年起,绿色和平组织每年都会通过媒体发布和转基因相关的报告,至今已经有25份。

2004年开始,绿色和平组织向超过60家食品生产商询问他们在使用转基因原料方面的政策,并且据此编写《避免转基因食品指南》。此后,年年都有更新,并且采取街头发放的方式。

此外,绿色和平组织及其支持者还善于煽动民族情感,从国家安全和粮食安全方面来否定转基因,比如所谓的“专利陷阱”和农民无法留种。殊不知,专利是全球通行的保护和鼓励创新的手段,而作物能否留种与杂交技术有关,与是否“转基因”毫无关联。“绿和这次偷盗行为可是实实在在、直接地威胁到国家安全和粮食安全了”,姜韬老师说,“他们到底是因为国家的安全来关注转基因,还是把国家安全和粮食安全仅仅作为一个借口,其实目的就只是为了反对转基因?”

在长达15年的交锋中,有经费、有预谋、有组织、有策略的反转行动,借助于人类有生以来对新技术本能的恐惧,以及一些国家政府的官僚主义,已经成功地让不少公众根深蒂固、先入为主地觉得,转基因是个危险的东西。而这种错误的理念阻碍了一项本可以修复环境、造福穷人的技术的发展步伐。

比如黄金大米,虽然它在中国的营养试验(而非安全试验,黄金大米的安全性原本就已经明确),违反了程序正义;但是它的初衷,却是为了解决维生素A缺乏症——它是发展中国家儿童失明的首要原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有1380万儿童因维生素A缺乏症而视力受损。而由于以绿色和平组织为代表的“环保组织”持续的抵制活动,这种原本可以预防失明的转基因食品迄今还没法送到需要它的人手中。

第一代转基因作物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对作物的改良,能减少农药使用,以及农民的劳动和生产成本,掌握了话语权的中产消费者不太容易直接感知它的优势;第二代转基因技术开始从改变食物的品质入手,强化食品内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元素。至于那些抗旱的,耐淹的、耐寒的作物更不在话下,要知道随着不可预期的气候变化走势,地球可能变得越来越不适合人类生存,而转基因技术能帮助解决人类在未来生存中可能会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在“环保组织”所进行的各项运动中,对转基因的抵制无疑是危害最大的:它让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穷人继续挨饿,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和应用,妖魔化了一项可以帮助改善环境的安全技术,拒绝了一个让地球变得更美好的科学工具。

多数转基因的反对者并不知道当今的生物科学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些技术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会造福(甚至是挽救)日益膨胀的地球人口。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绿色和平组织和其他的转基因反对者们有过短暂的胜利,但对转基因的抵制运动,终究会走向失败。因为它将是解决农业问题、医学和健康问题的最先进工具,并将开创一个富足、繁荣、辉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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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必须要在清晰了解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重要性、以及它在发展中被妖魔化的怪异历程前提下,人们才能深刻理解绿色和平组织偷盗行为的恶劣性质。

4月28日,就绿色和平组织潜入华中农大海南试验基地偷取水稻材料一事,农业部办公厅发布通知,要求“严防转基因材料遗失和被人恶意扩散,避免我国科研核心机密和种质资源材料被窃取,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旦发生转基因育种材料失窃和遗失事件,应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依法对当事人严肃处理。”

在绿色和平组织服务多年的项目主任赖芸等一行三人在4月11日潜入华中农业大学位于海南的试验基地,偷取了3包水稻种子和叶片样品,被基地的师生抓个正着。绿色和平组织称其“调查意图是为了解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问题,无盗窃的故意”。

对此,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姜韬对此次事件表示“很意外”。作为资深的科学工作者,姜韬认为,不论绿色和平如何冠冕地为自己开脱,其盗窃行为已成客观事实,严重干扰了科研秩序,并可能为他人模仿利用,造成转基因作物违规“滥种”的巨大风险。

但在绿色和平组织看来,偷窃不过是小事一桩,赖芸对华中农业大学的指控不以为然,他认为,调查暗访不过是他们常用的工作方式,“我们也被污染企业抓过,我们从不觉得丢人。”

科学家可不这么认为。姜韬向媒体表示,由于转基因是高技术产品,它的项目投入和论证,包括当年项目专家付出的劳动、以及产品包含的知识产权信息远远超过绿色和平所摧毁、偷窃的试验材料本身的价值。就这一点来说,这些破坏行为对转基因研究的知识产权和财产权都是一种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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