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孔明：棉花害虫防治要有新思路
来源：中国科学报
棉花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而棉花的生产一直和害虫有着密切的关系。据了解，目前我国棉花害虫有300多种，如果不进行防治，年度的产量损失将超过30%。
如今，我国的棉花害虫防治已经走过了65年的历史。由于棉花害虫的发生和环境条件、种植模式、棉花品种、栽培措施及防治手段等有非常大的关联，因此，这65年来棉花害虫的防治，也是一个动态和不断发展的过程。
在近日举行的第二期农科讲坛上，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指出，对未来风险的管控，是棉花害虫防治不断的追求。“正是通过研究科学问题，我们对未来有了更多的判断。我们知道了未来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今天就要采用技术手段，不要让这种问题成为现实。”
从化学农药到生物技术
农业害虫的防治，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1948~1950年间，中国近现代农业昆虫学家齐兆生在英国留学，他主要从事的是化学农药方面的研究。齐兆生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发现可以利用农药处理种子，并通过种子吸收农药后的传导来控制地面害虫的危害。
1950年，齐兆生怀着一腔报国的热血从英国回到了北京，在中国农科院的前身——华北农科所成立了棉花害虫研究组。1957年，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所正式成立。当年3月，齐兆生通过几年的生产调研和实践，来到河南省新乡七里营建立了实验室的科研基地。
齐兆生在这里一干就是30余年，一直到自己退休。他在七里营形成了一整套棉花害虫防治的操作规程和技术，并进行大规模推广应用，为我国棉花产业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国棉花生产开始面临新的问题——棉花害虫开始产生高的抗药性，导致了对农业生产危害很大的棉铃虫区域性灾变。这时候，生物技术成为了人们与棉花害虫进行斗争的新武器。
“化学农药有非常多的好处，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谈植物保护，更强调的是综合防治，即让农民一方面用化学农药，同时也要使用生物农药和其他防治技术。”吴孔明说。
BT抗虫棉的威力
然而，生物农药在刚开始应用的那段时间里，却没有收到太好的效果。中国农科院植保所棉虫组的科研人员通过研究，找到了问题所在。
吴孔明解释说，生物农药和害虫的关系，就像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我们人类总希望有更多的猫把老鼠吃光，但是在自然规律下，如果猫太多，把老鼠吃光以后，这些猫一定都会饿死。所以猫不能太多，而是要和老鼠的数量保持平衡。
然而，在棉花害虫防治方面，这种平衡人类却无法接受。“一般而言，生物农药的控制效果能够达到50%~60%就已经不错了。如果百株棉花棉铃虫就10头，使用生物农药后，可能剩下两三头，并不影响产业的发展。而如果是100头棉铃虫，用生物农药消灭了50头后，还剩下50头，这剩下的50头会把棉花都吃光，等于没有进行防治。”吴孔明说。
同时，在使用生物农药过程中，喷雾的方式以及刮风、下雨、阳光照射等，也都会对生物农药的使用效果产生影响。
科研人员在不懈努力之下，终于找到了一项新的“武器”——BT（Bacillus thuringiensis，苏云金芽孢杆菌）基因抗虫棉花。
吴孔明表示，过去我们搞农药和搞育种完全是两码事，而BT抗虫棉，则是通过生物技术，将抗虫基因从微生物中转移到棉花的种子中。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即把棉花自身变成了一个生产生物农药的“工厂”，而且种到地里以后，无论刮风下雨，都不会影响生物农药的“效果”。
害虫防治新思路
BT抗虫棉的商业化，为我国棉花生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过，吴孔明等研究人员却并未满足于此，而是开始了新的思考。
“从棉花害虫防治的历史来看，往往是生产上出了问题，找个技术解决，技术使用了以后又产生新的问题，于是再找个新的技术。我们的研究永远跟在产业问题后面。”吴孔明说。
而在吴孔明看来，当一个技术开始使用的时候，应该问问自己，这个技术会不会带来新的问题以及怎么避免和预防这些新的问题产生。“我们不能等这个问题产生了以后，再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在BT抗虫棉商业化的同时，吴孔明和他带领的科研团队，也向自己提出了以下四个重要的问题：棉铃虫种群如何变化？是否会出现抗性问题？天敌的生防服务功能如何变化？非靶标害虫种群如何演替？
吴孔明表示，正是通过研究这些科学问题，我们对未来有了更多的判断，并尽早采用技术手段，不让这些问题成为现实。“对未来的风险管控，是我们棉花害虫防治不断的追求。”吴孔明说。
而回顾65年来的棉花害虫防治历史，吴孔明也颇有一番感慨。他表示，中国是一个资源非常有限的国家，因此，我们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才能够支撑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学科、平台、团队和科研基地是保障，同时，科研需要积累，才能走到科学的前沿和科技殿堂的顶层。
“经过65年的积累，我们从一个简单的生产技术研究课题组，成为了向国际这一领域科学前沿靠拢的实验室。我们希望在中国农科院创新工程指引下，有更多的实验室围绕国家需求和科学前沿开展科学研究，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吴孔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