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之争：科学还是政治？
来源：经济观察报，作者：陈季冰
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中国社会舆论中争讼最为激烈和持续的焦点话题之一，是一个普通人看似几乎插不上嘴的专业科学问题：转基因农作物应不应该商业化？
而有关转基因问题的论战，现在越来越异化为不同政治立场之间的纷争，乃至谩骂。它实际上已经完全脱离了最初的科学研究和食品安全范畴，沦为一场迷失了目标的情绪化、标签化的战斗。
一
2013年11月，中国检疫部门突然宣布拒绝接受进口自美国的60万吨美国玉米和玉米产品，因其中检测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允许进口的先正达公司 (SyngentaAG)研发的MIR162转基因玉米。自那以后几个月来，中国已陆续退回了超过100万吨美国玉米以及一些相关产品，如含有MIR162的玉米干酒糟等。由于中国是美国玉米出口的第三大市场，这一行动导致美国农业陷入了巨大混乱和震动，并一度引发国际市场玉米价格剧烈波动。
美国舆论对中方的这一举动有诸多揣测，例如有些观点认为，中国是试图利用貌似合规的手段来毁约，因为最近几个月以来国际市场上的玉米价格比签订这些合同时已明显降低。但从中国的立场看，这是在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虽说现在还很难说这种主张能否得到WTO的理解和支持。
这件事情，亦可视作中国政府对于当下社会上风起云涌的反转基因声浪的一种侧面回应。
自2013年下半年开始，在汹汹民意面前饱受挫折的中国政府和专业人士又一次鼓起勇气，力挺转基因商业化。
当年7月，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们联合社会上的转基因支持者在全国几十个大城市陆续组织了一系列“转基因大米品尝会”，以推广科普知识。
10月中旬，国家农业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农业专家的文章，驳斥一些人称吃转基因食品会导致“绝育”、“致癌”之类的不实言论。在此前后农业部和其他相关等政府部门还通过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先后发布一系列声明，组织各类宣传活动，力陈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如同过去一样，这些“正面宣传”立即遭到了反转基因人士的激烈反击。如果说10多年前风行于欧洲的“反转”主要源于对有机农业和自然农作物的追求的话，这种理念一经传入中国，其动力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官方和科学家不擅长与民众沟通，也为“反转”声音提供了重要的空间。
事实上，这场时断时续的舆论拉锯战已经打了10多年。为了唤起更多人注意，反对一方不断喊出一些耸人听闻的口号。他们还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形容为“国民自杀计划”、“民族的噩梦”……拥护的一方则大多端出许多高深的科学原理及实验数据，并指责反对者“缺乏科学素养”、“意气用事”……
二
这场按理说应当局限于由生物学专家组成的学术小圈子（或最多扩大到相应的政府管理部门）的意见分歧，究竟是怎样一点一点演化为一场全民辩论，进而使辩论双方的话语日趋极端化的呢？我在阅读大量相关材料，并对它们作了一些简单梳理后发现，这场规模空前的大辩论基本上是在三条虽互有关联、但性质截然不同的主线上展开的——
争论的最初核心是安全，它又由两个大问题构成：转基因农作物（特别是转基因水稻，因为它大多数中国人的主要粮食）的大规模商业化推广是否会危害人的健康？是否会危及生态环境？
一望便知，这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压根没有资格参与讨论的前沿科学领域。事实上，参与者也多为从事生物科技研究的专业人士。但从他们用以支持自己观点的经验数据竟是如此南辕北辙这一点上，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直到今天，这在全球民间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当然，持“无害论”的科学家正日益据主导地位。因为自转基因作物问世并大量种植的20余年起间，尚未出现一起不安全记录。2013年6月20日，国际农业领域享有最高声誉的“世界粮食奖”首次颁发给转基因作物研究者——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Co.）首席技术官罗伯特·傅瑞磊（RobertFraley）以及另两名转基因研究者。
反方阵营当中其实并没有什么人反对进行生物转基因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小规模实验，他们激烈反对的只是它的大规模商业化。“反转”人士的最有力说法是，“现在找不到转基因的害处，不代表就真的没有，这要经过一代甚至几代人之后才有可能真正知道”。
然而很快，争辩的主战场就由“是否应当谨慎对待一项新技术”这样单纯的科学态度问题，转移到了国家粮食安全——甚至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安全本身——问题上。
2013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彭光谦在《环球时报》一个专栏上发表了文章，对北京方面批准更多转基因粮食贸易提出了一系列质问，暗示西方国家通过转基因食品制定阴谋控制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彭光谦写道：一旦天下有变，西方切断我们的粮食供应，13亿人喝西北风吗？
出人意料的是，农业部以一种高调话语对此予以回击。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林敏在其回应彭光谦的记者专访中不仅驳斥了后者提出的所有质疑，还直接将其视“转基因作物是美国设计的危害中华民族的陷阱”这种阴谋论批为冷战思维的遗产。
这种争锋相对的局面，也折射出中国国内对于转基因问题的尖锐分歧。
如果彭光谦少将还仅仅是公开表达了一种阴谋论的话，互联网上那些支持他的网民走得比他远得多。在他们看来，孟山都就是“美国用来对付中国的生物武器”。
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凡事一旦陷入到这个逻辑里，为数不少的人身上正常的理性和判断力就会顷刻间丧失殆尽。就像孟山都公司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休·格兰特（HughGrant）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们很难赢得一场情绪化的辩论。”虽然全球科学界主流对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是认同的，但许多反转基因争论是宣泄情绪而不是讨论科学。
如果说，到这一步基本属于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里常见的公共意见表达的话，那么再接下来，这场争论差不多就完全陷入了“没有道理可说”的境地，它们大多混杂着对国家现行决策机制的正当批评与对一些关键人士的恶意猜测和阴暗揣度。至此，一场科学辩论最终演化成针对把持国内政、学、商三界、勾结外部势力、出卖国家利益的一小撮“权贵”的大批判。
高举反转基因旗帜的绿色和平组织经常说，很多转基因水稻研究团队中的成员都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国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又是种业公司的股东。它指控他们不断从国家的各个层面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有着明显的利益驱动。
此外，在这条战线上还衍生出另一个许多人——尤其是城市白领——极为牵肠挂肚的“支线”话题，那就是将来一旦商业化后转基因食品的信息披露，即公众是否有权详细地了解自己购买的是不是转基因食品或者其中含有多少转基因成分？网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种“知情权”不能被漠视或忽略。当然，实际操作起来恐怕也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
三
作为人须臾不可离的食物，转基因粮食的商业化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本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从纠结在上述这三条战线上的大多数纷扰聚讼中，我所看到的是：它们当中的大多数意见实际上与转基因作物及其商业化毫无关系，后者充其量只是一些人用来表达其政治主张的中介物。
科技进步能够造福于社会，也可能为祸人间，这是一条毋庸争辩的简单的大道理。但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一项具体的新发明？这个问题恐怕最终还是得托付给该领域内的科学家。因此，就我在上面列出的第一条战线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普通民众对我们这个社会中科技权威的极端不信任。
反转基因人士中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迄今大多数转基因农作物所“转”的最多的是抗病虫害基因。也就是说，种植这类作物可以大大降低农药的使用量。所以专家们哭笑不得地说：“有些人老是强调转基因未知的、潜在的风险，却忽视了化学农药现实的、直接的、甚至是致命的威胁！”
在第二条战线上，那些一心保卫“粮食安全”和牵挂“民族危亡”的人，真正反对的也根本不是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他们反对的是向外国人敞开中国市场。我甚至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如果世界上的大多数转基因专利掌握在中国手里的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立刻转变成转基因商业化最热心的拥护者和推广者。
实际上，目前世界上至少有四家大公司在转基因作物领域展开竞争，没有一家能够形成绝对的垄断地位。拿美国孟山都公司来说，它在中国公众中赢得的巨大名气不是因为它的中国业务，而是因为围绕转基因问题争议。事实上，在孟山都近15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中，中国仅占1%。而且，作为全球最大的种子公司，孟山都当前在中国的业务集中于传统育种，与转基因基本无关。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西方人的稻米食用量很小，不管是一马当先的孟山都还是其他三家，都尚未从事水稻的转基因研究。中国国内已经开展的水稻转基因试验几乎全都是中国科学家自己在做，也就是说，作为大多数中国人的主食，未来转基因水稻的技术命脉是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
至于在第三条战线上因怀疑权贵们吃里爬外、暗箱操作、钱权交易而与前两种人结成“统一战线”的“同志们”，他们反对的其实是目前中国的政策和决策形成过程中不民主、不透明和不受民众约束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假设农业部以同样“偷偷摸摸”（用他们的话来形容）的方式否决了一项转基水稻商业化的申请，他们或许一样会坚决反对。
近年来，绿色和平组织等反转基因团体的确抓住了中国转基因科研中的一些不检点，成功地在民众中激发起了对转基因的更大疑虑。例如，在2012年8月曝光的“黄金大米事件”中，研究者在隐瞒真相的情况下向湖南省衡阳市一所小学的72名学生提供了跨国公司先正达集团研制的转基因“黄金大米”。而在此之前，绿色和平组织还在湖北揭露未经许可擅自扩大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行为，并最终迫使湖北省政府铲种这批转基因玉米。在这些事件中，反转基因团里准确地抓住了相关部门涉及违反规定或程序的事实证据，并在现有法规、科学伦理的框架内提出质疑。然而，归根结底，在这些事件中人们关心的其实是自己的公民权利——如知情权、监督权——怎样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得到体现？
通过解剖转基因水稻这只麻雀，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原本边界十分清晰的科学问题在中国当下特定的民主法治还存在不足的政治环境以及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思想环境之下，是如何被放大、扭曲和模糊化的。然而，以一种“政治挂帅”的思维方式对待万事万物，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很可能造成许多新的更大的问题，包括政治问题本身。
四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真的问题？
中国的转基因生物研究起步并不算十分晚，在某些局部领域的技术——例如转基因水稻——甚至并不输给技术领先的美国，但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历程却是历尽磨难、一波三折。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批准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棉花在中国种植。因其抗虫害的有效性，它在几年之间就迅速覆盖了几乎全部的中国棉花地。不过，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科研机构自己研发的转基因棉花种子因为更高的性价比而将孟山都的转基因棉花差不多尽数挤出了国门。目前中国90%以上的棉花都是转基因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转基因技术挽救了中国原本粗放落后的棉花产业。
但自那以后将近20年里，中国就再没有批准其他任何一项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种植。2009年，经过中国科学家长达10多年的不懈努力，国家农业部向两种抗虫害的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与Bt汕优63）和一种转基因玉米颁发生物安全证书。发放安全证书是对科学家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工作及其成果的评价与肯定，有了这种证书就可以在国内进行田间实验，并不等同于允许商业化生产。但一晃5年就快过去了，它们至今也没能获得商业化生产的许可，这三张证书也将在今年过期失效。
难怪生物科学家悲叹：“与几年前相比，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
最近一年多来，政府方面推进转基因技术商业化的决心似乎重新燃起。2013年6月，农业部批准进口美国孟山都公司和德国巴斯夫公司(BASFAG)生产的三种转基因大豆。8月，第一船获得中国政府准许的阿根廷转基因玉米进入中国……但正如我们后来看到，这些举措将有关转基因的争论再度推向白热化。
目前，中国允许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西红柿、木瓜和菜椒，还允许转基因玉米、大豆、油菜籽和棉花进口。但政府迄今为止未批准过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国内也不允许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此外，政策不允许外资企业在中国开展转基因种子业务。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曾经提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要“继续实施”“抓紧开发”，并要求“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但到了3年后的2014年初，农业部负责人在面对媒体时却称，在转基因研发成果的产业化问题上，中国至今仍没有制定明确的时间表。
过去近20年里，转基因技术最为关键的产业化一步在中国始终无法迈出，而造成这一困境的最大原因便是近年风起云涌的“反转”浪潮。但有一个事实却是无法回避的，无论那些“反转斗士们”多么不愿意看到，那就是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已全面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目前中国大豆的进口依存度超过80%，而这些进口中的90%是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它们大多被用于生产中国人传统上喜欢的大豆制烹饪用油。
再来看看国际上的情形。
素来站在反转基因战斗最前沿的保守的欧洲（从很大程度上看，中国的“反转运动”实际上正是绿色和平组织成功地从欧洲输入的），近年来立场也出现了明显松动。2000年，经历数年争执，世界贸易组织裁定欧盟对转基因食品的禁令不符合国际贸易规则，这是欧洲人在这一问题上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最近6、7年来，欧盟明显加快了批准转基因作物的速度。目前欧洲允许进口的转基因作物已有大豆、甜菜、土豆等，其中仅转基因玉米就有20多个品种。就在今年2月，一种新的转基因玉米、美国杜邦先锋公司的TC1507在一片争议声中获得欧盟的批准，尽管在此之前它遭到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反对。
放眼全球，眼下已经有大约1.7亿公顷的土地使用了转基因种子，约占全球现有耕地总面积15亿公顷的11%。转基因技术在南北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地区已大规模产业化。
五
2013年5月25日，就在享有崇高荣誉的“世界粮食奖”里程碑似地颁发给孟山都公司的科学家之前一个月，全球多个城市爆发了针对孟山都的示威游行。据游行的组织方声称，52个国家和436个城市都曾举行集会和游行。很明显，孟山都在农业生物方面的一家独大局面，在全球多国招致了垄断种子专利的指责。
一提到转基因的争论，许多业界人士都难免会联想到中国的棉花与大豆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标本，并以“棉花之胜”与“大豆之殇”来说明科学技术产业化的极端重要性。
前文已经提到，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在“转基因”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还只是个陌生的科学词汇的时候，中国政府就批准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棉花在中国种植。虽然这些洋棉花种子一度占领80%以上的国内种植面积，但依托本国辽阔的市场，国产的价廉物美的抗病虫转基因棉花品种迅速崛起。前后不到10年时间，它们就将孟山都的产品几乎全部赶出了中国。眼下，中国棉农种植的转基因棉花中，国产种子占据了90%以上。
反观大豆，正是因为中国政府迟迟不批准转基因种子的商业化种植，致使国产传统大豆在于廉价的美国转基因大豆的市场竞争中节节败退。直到20世纪最初几年，中国大豆还能够做到基本自给。从2004年起，中国大豆进口量已超过国内产量。之后更是一泻千里，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中国去年的进口量达到6340万吨（其中绝大部分是转基因大豆，约三分之一来自美国），国内产量仅为1300万吨。
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的玉米产业眼下正在一步步重蹈大豆政策方面的战略失误。随着饲料需求的急速增长，自2010年起，中国从过去的玉米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进口量呈爆炸式增长。而中国进口的玉米中有90%以上来自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种植地——美国。因此，农业专家忧心忡忡地指出，如果再不批准转基因玉米的种植，那么用不了几年，来自美国的转基因玉米将会全面击溃国产的传统玉米。
我在这里可能需要稍微作一点解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加入WTO时承诺过遵守它的相关法律，也就是必须开放大豆、玉米等国内农产品市场。美国由于采用了转基因技术，其大豆和玉米相对于中国的传统生产方式具有显著的价格和质量优势，用一句俗话来说：它们又好又便宜。而WTO没有规定过可以针对转基因技术设立什么特殊的进口门槛，这就意味着，你只能任凭美国的廉价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同本国的传统大豆和玉米放在一起卖。如此一来，谁将被淘汰不是一目了然的吗？只有那些愿意为了逃避转基因而出额外高价的高端消费人群才能拯救一小部分传统大豆和玉米，但这注定只可能是一个小众市场。
在今年两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中国正试图进入转基因市场，但更希望发展自己的转基因技术来满足不断增加的农产品需求。如果真的想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确有必要从棉花与大豆这正反两个例子中去汲取经验教训。实际上，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已经证明，这是一切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由之路。
然而，对韩长赋的决心形成惊人的反差，反对转基因的巨大舆论声浪不仅大大地拖了转基因商业化的后退，也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转基因生物的科学研究。同样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透露，过去4年，中国对转基因生物 (GMO)的科研资金投入减少了80%，从2010年时的20亿元减少到2013年的4亿元左右。
我并没有兴趣在这里开药方，但我想，就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而言，如果我们真正本着试图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态度来考量，最终还是只能从食品与环境安全评估、商业垄断审查、商品信息完整披露等几个方面去着手——如果法律法规是齐备的，那就促其落实；如果还有漏洞，那就促其完善。我还相信，只有在这些具体事务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取得扎实成果，才是改进国家宏观政治状况的最有效和最可取之策。
令人遗憾的是，据我从一些媒体上得到的信息，虽然那些正义之士不断高喊的“反帝”、“反腐”口号确实迫使中国政府和中国农业部一再作出退让。但在问题的另一面，由于商业利益的驱动，与此同时，从湖北、海南等地近年来陆续查获的情况来看，无证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和交易正在迅速扩张和蔓延。很难想象，这就是反转人士希望看到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