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在美国的纠缠：民意、科学、产业、媒体与监管

转基因是一种新技术，但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种新技术象转基因这样引发如此巨大的纷争。尤其是在中国，科学在这个纷争中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在美加等国家，虽然依然有纷争，但已有大量种植，食品市场上也随处可见。而在中国，各种谣传和阴谋论依然盛行。

在美国，转基因到底是什么状况，这样的状况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民众：质疑本是天性

动物会对陌生的事物充满警惕。人虽然已经超越了通常所说的动物范畴，但“质疑新事物”这一本能依然或强或弱地保留着。从“铁路惊龙脉”到“照相摄魂”再到“微波炉致癌”，都是这种天性的体现。到了转基因，这种质疑展现到了极致。

与中国人相比，美国人新事物的接受要容易得多。比如对于国外已经很普遍的转基因大豆，中国人会质疑“外国人垄断了技术，阴谋控制中国粮食”；而对于水稻这种国外没有成熟产品的转基因，又担心“国外都没有，为什么我们要做？”美国人则更容易倾向于“其他国家都还没有做，我们做了抢得先机”。所以，多数美国人不会因为它是“新事物”而抗拒，而更愿意根据“它是否为我们带来好处”而去决定是否接受。

转基因的安全是基于“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是逐一评估转基因操作所带来的风险——如果每一步操作、每一个方面都没有带来额外的风险，就认为它的安全性跟相应的非转基因产品一样高。而这种风险评估是非常专业复杂的流程，需要由专业机构来完成。能够接受这一理念是对转基因的安全性质疑是否理性的关键。

在美国，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一理念的人比较多，所以对转基因的质疑也就不象中国那么多。有很多质疑本身也比较合理，比如“风险评估中还有某某问题没有考虑到，不能排除某某的不确定性”，“这个转基因品种带来的特性价值有限，没有必要”或者“对于环境影响的评估还不够充分”等等。

当然，美国也同样有“我不关心你进行了什么研究，我就是认为它的安全性不确定”“没有证明它绝对安全”这样的质疑。不过这样的声音比较微弱，也得不到社会多数的赞同。

科学：普及产生理性

对新事物的抗拒是天性，不合理的天性只能通过人的理性来克服。而理性的产生，只能通过把对新事物的了解来实现。在中国，过去的十年中科普和宣传转基因的声音非常微弱，“反转”的声音占了主流。政府部门态度暧昧，科学家群体默不作声，产业界还在萌芽阶段，就更没有动力去进行宣传普及。

美国是典型的市场运作。开发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公司有巨大的动力去宣传转基因技术带来的好处。农业部（USDA）和FDA 这些机构也会积极地进行宣传。而科学家群体也乐于向公众发声。在这样的背景下，公众很容易了解到转基因的真实情况——谣言少了，盲目的质疑自然也就少了。

产业：市场才是根本

新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往往是政府来推动的。政府拨款进行研究开发，然后再转让给企业。转基因这种投资大、见效慢的新技术，一般都是要政府作为“国家战略”才能获得足够的投入。这种体系很导致研究与市场的脱节——拿经费完成课题交差，跟开发出产品卖给顾客，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理念。研究的目标不同，研究者的工作方式和态度也就不同。

开发转基因产品这样高度应用化的事情，美国基本上都由产业界来进行。企业投资开发，失败了愿赌服输，成功了获得巨额利润。在中国，转基因作为国家重点投资的项目，15年投资240亿人民币，被认为是“巨大的蛋糕”。平均到每年，其实还不到3亿美元。而美国产业界一个公司的投入就经常比这高得多。比如蒙山都、先正达，近些年来的研发开销每年在10亿美元以上，巴斯夫也超过10亿欧元。

这么巨大的投入集中使用，市场定位更清晰，开发目标更明确，自然能够快速拿出优质的品种。中国的研究者为“自主研发得到两个抗虫水稻品种”而欢呼，而对这两个品种本身因为缺乏吸引力而逐渐被淘汰却讳莫如深。同一时期，国外的开发者已经把目光转向了“新品种不仅要让种植者得利，还要对消费者有吸引力”的品种。比如十几年前，孟山都开发的一个抗病毒转基因土豆，已经进入了商业化推广，但最大的土豆客户麦当劳觉得它带来的好处小于人们对转基因的疑虑，选择了拒用，从而导致了这个转基因品种退出历史舞台。而最近进入到审批公示阶段的一个新品种，“不变色从而减少农民收获运输中的损失，大大降低炸薯条中丙烯酰胺含量从而更健康”的转基因土豆，就让麦当劳难以拒绝。

简单说来，美国的转基因产业有更大的动力和能力去开发更好的产品，用产品带来的好处去战胜“万一可能的风险”而产生的疑虑。

媒体：坚守职业素养

理论上，每个媒体人都会把“客观独立”当作自己的职业素养和工作信条。而在实际工作中，多数人都难免会带入自己的态度。在转基因的报道上，中国媒体的“态度和立场”往往明确到了无视职业素养的地步。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多数媒体热衷于报道转基因的“负面新闻”，甚至是明显的谣言。而大多数“负面新闻”，尤其是那些“某某科学家发现转基因造成某某危害”的新闻，无一例外地，后来都被权威机构或者其他科学家批驳。但媒体在积极热情地报道了开头之后，却对结局漠不关心。事实得不到澄清，谣言在反复传播之后也就深入人心。

相比之下，美国的媒体就要严谨得多。尤其是主流媒体，基本上都能坚守职业素养。当一个“很抓眼球”的新闻出现，他们不仅会报道这个事件，采访当事人，还会采访能对这一事件发表专业评论道的专业人士，以及相应的主管部门。如果事件有进展，尤其是对此前的事实有更正，他们会如实地跟进报道。比如德克萨斯州中部有牛因为牧草中含有氰化物而死亡，开始的时候以为是转基因牧草，个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惊人消息”。随后被澄清不是转基因牧草，而是杂交牧草，各媒体一般也做了跟进和澄清。而很多中国媒体在转述最初的新闻之后，很多对后续进展视而不见。再加上网上“反转控”们的反复炒作，这个转基因躺着中枪的事件，就被许多人当成了转基因的罪状之一。

监管：严格带来保证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美国的转基因产品不需要标注，如果是非转基因，在“不产生误导”的前提下可以自愿标注——所谓的“不产生误导”，是指可以说明产品没有经过基因改造的事实，但用语不能让消费者产生“非转基因产品比转基因产品优越”的认识。因为经过审批上市的转基因产品，在安全和营养方面都跟相应的非转基因产品一样。如果让消费者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就是误导了消费者，不符合科学事实，所以FDA不允许。

尽管美国的加工食品中估计有70%以上含有转基因成分，而美国人的日常饮食中大量食用加工食品，但美国人对“转基因产品”的感受并不深。甚至很多每天吃着各种加工食品的人，在说起转基因的时候，也经常说“转基因不天然，我不愿意吃”。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公众来说，“不标注转基因”是不可接受的事情，但美国人对此意见并不大。加州的37号提案要求“强制标注转基因”，其实是在中国、欧洲和日本等国都在执行的做法，却在加州的全民投票中被公众否决。实际上，在这份提案公布初期，支持的比例超过了6成，提案者提出的“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获得了很大认同。反对派拿出了两条理由：一是“知情权”在现行规定下也得到了保证，即“未标注的食品默认含有转基因成分，需要非转基因的人可以购买有机产品”；二是强制标注将使每个家庭每年的食品支出增加几百美元。第一条理由显而易见，第二条理由有独立咨询公司的评估报告，提案方也无法反驳。于是民意逆转，这份提案被否决。

不管是37号提案的支持方还是反对方，对于“经过审批上市的转基因食品，跟相应的非转基因产品一样安全”这一点，都没有异议。所以，争论的焦点，才变成“知情权”与“增加食品开支”的权衡——而多数人选择了“每年少支出几百美元”。

之所以双方在安全性上没有争议，主要来自于严格的监管。虽然美国批准了最多的转基因作物，但每一个批准的品种都经过了严格、规范和公开的审核。每一个产品的食用安全性评估和环境安全性评估，都公布在FDA网站上，除了专家审核，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收集公众意见。公众的质疑有充分表达的机会，申请材料无法回答的质疑还会被采纳。所以，一旦通过，就不仅仅代表着专家和主管部门的意见，也代表着公众的认可。

世界上没有滴水不漏的监管。只要是人在管理，就难免有人钻空子，有人违规。美国与转基因监管相关的三个部门——农业部（USDA）、FDA和环保署（EPA），也经常会受到质疑。但是总体而言，他们的监管能让多数民众信服——有了这种信任，美国人对于转基因安全性的疑虑，也就无法成为主流。

文章来源：凤凰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