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转基因问题要摒弃非理性

文汇报,2013-03-21

摘要：饶毅：所有科学技术带来的社会交界面的东西，社会都有理由关注。但是这种关注，能否引发健康的、有理智的讨论，可能是目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饶毅（北京大学生命学院教授）：所有科学技术带来的社会交界面的东西，社会都有理由关注。但是这种关注，能否引发健康的、有理智的讨论，可能是目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转基因技术的问世得益于1865年孟德尔建立遗传学、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建立分子生物学、1973年博耶和科恩发明重组DNA技术等科学和技术的跨越。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段DNA（基因）通过载体从一种物种转到另一种物种，已成为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常用的操作。进一步，美国科学家首先把它用到农业技术上，出现了转基因的农作物。中国后来渐渐跟上国际生命科学的主流，国家支持的16个重大专项中有1个就是转基因动植物，目的是想推出能够应用（而不是留在实验室）的转基因新品种。

从专业角度看，时下一些争论不休的转基因话题其实难以成立，譬如说转基因造成的某个蛋白质、某个分子人吃了会有问题。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转基因造成了一个新的蛋白质，一定有一部分人对这个蛋白质过敏，但这不是新问题，因为每一次杂交水稻都有新的分子在里面，而且是很多基因混在一起，它造成过敏的可能性比单基因要大很多。转基因转进去的是什么完全清楚，所以即使有过敏问题，也小于已有的育种方式。另一种是说某些转进去的蛋白有毒性，其实那些毒蛋白是针对昆虫的，根本不毒人，这也是可以用实验证明的。这两种问题都不需要通过无限长时间的检验。

现在很多华人已经不愿意再涉足有关转基因的讨论，因为超出理性范围。但这样一来反转基因的人似乎声音更大了，很多人跟着走，包括一些主流媒体。以至于前一阶段本身没有任何安全性问题，只是在审批的程序性上违规的黄金大米成为一个公共事件，由于没有把事情讲清楚，也由于不正常的舆论压力，使得黄金大米事件成为有碍转基因技术在中国正常推进的一个负面案例。

还有人提出，转基因作物产品，只有做过几亿人次和上千年的检验，才能证明其安全性。如果用这条标准套，我们吃的任何食品都没有这样做过，我们的土豆、西红柿全是引进种，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实验，所有的杂交水稻也没做过很多年的安全性实验。所以对转基因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做不到的。要那样做的话，我们所有东西都不能吃了。

如果迫于压力，科学家越来越不敢做转基因方面的研究，就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是我们的农民会偷偷摸摸地用国外来的种子种植，因为农户不会管争论，他只要看到农作物可以省肥料，可以不用除草剂，他就会用；国外这么多农业公司，种植的面那么广就是因为它有优势。农民偷偷种植的结果就是越来越没有规范。第二个结果，我们真不做了，那就只能从外国进口，我们现在大豆已是国外进口为主，美国大豆绝大部分都是转基因，所以我们实际上已经吃了。以上两种结果只会导致转基因更无规范地用，而且让国外公司得到更多的利润。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急需在理性的前提下，让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讨论回到正确的、理性的轨道上来。在充分讨论形成一定共识的基础上，建立必要的规范，使得每一项转基因产品在准入市场前都得到严格的验证。检验时间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定，如果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检验要一千年，那么所有杂交水稻、所有育种的农作物也至少要几百年。

回到真正可以理性讨论的问题上，需要各地的科协机构有长期的科普和讨论机制，首先要让做科技报道的记者编辑理解，然后逐渐让舆论回到理性的问题讨论上来，这时对科学的批评无论怎样严格，都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