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黄金大米”的经济效力

引言

“所以，如果大规模引入黄金大米，会加剧营养不良，并最终危害粮食安全。”绿色和平组织（2012）的这一声明与已报道的维生素A缺乏的影响、富含维生素A的饮食的营养效应是非常矛盾的。有逾1.25亿名五岁以下儿童罹患维生素A缺乏症（VAD）。饮食性VAD每年导致250,000?500,000名儿童失明。

因VAD而失明的儿童中有一半以上在一年内死亡。此外，发展中国家罹患VAD的五岁以下儿童中有约40%免疫系统因此受损，这极大增加了常见的儿童感染致严重疾病的风险。这进一步引发罹患贫血症、易感性增加及发育不良。此外，儿童早期营养不良的影响是长期的，此后即使加强营养也难以逆转（世界卫生组织，2001）。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哥本哈根共识》（CopenhagenConsensus）（2008）已将解决营养中的维生素A缺乏和锌缺乏列为发展中国家的头号问题，并于2012年再度强调该问题。

营养问题有两种主要渠道影响经济发展。它限制劳动力的生产率并影响人力资本积累。首先，对于营养状况影响劳动力产出，尤其影响生产率问题，过去的经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虽然尚不完全清楚这些关系所依赖的确切的深层次机制，但实验和观察研究已发现营养对生产率指标有相当大的影响。Fogel在1994的研究对欧洲经济和健康史的研究阐明了上述关系。十八世纪末，英国和法国农业生产水平很低，食物供给水平也相应很低，以至于约20%的人口每天因缺乏食物而无法完成区区几小时的轻体力工作。很多人长期营养不良，英年早逝，从而过早损失了社会的人力资本。直到十九世纪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人类摆脱了此发展怪圈，个人生产力提高同时实现了宏观经济层面生产力的提高。同样，Doblhammer和Vaupel(2001)在奥地利、丹麦和澳大利亚调查了出生月份和50岁时预期剩余寿命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调查结果表明，健康状况似乎取决于诸如子宫内或儿童早期时的营养状况之类的因素。这些影响归因于半个多世纪以前子宫内营养的效果，尤其是诸如新鲜水果和蔬菜之类高质量食物的季节性供应状况。

其次，营养不良也可通过阻碍认知和人力资本发展来间接影响经济发展。比如，Richards等人（2002）采用英国1946年出生人员的出生体重和认知指标开展研究，发现出生体重与26岁（含）以下个体的认知及获得高级学历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同样，Currie和Hyson（1999）发现，营养不良（通过较低的出生体重衡定）对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市场结果有显着的长期影响。此外，Case和Paxson（2006）采用美国和英国公民的身高作为其儿童时期饮食质量的指标开展研究，发现营养与认知能力（劳动力市场的薪酬因素之一）呈正相关。研究结果显示，身高较高的儿童平均认知测验得分较高，这些测验得分反映了收入中很大一部分的身高红利。Baten等人（2010）以往的一项研究表明，儿童早期的营养事关劳动力市场：在以食品价格高为特征的时间和地点长大的个体往往认知技能较弱，因而更可能从事对智力要求不高的职业。

富含维生素A的大米不失为解决儿童早期微量营养素缺乏问题的方法。水稻在叶子中生成a-胡萝卜素，而不是在稻粒中。稻粒中的生物合成途径在植物发育期间就闭合了。“黄金大米”则是通过基因工程将两个基因插入了大米基因组（这是传统育种无法实现的），从而重启了a-胡萝卜素生物合成途径，因而稻粒便可生成并累积a-胡萝卜素。金色色彩强度是胚乳中a-胡萝卜素的指示器。1999年研发出首款“黄金大米”，如今a-胡萝卜素含量更高的新品系已研发成功。育种目标是保证其含合理的每日维生素A摄取量，即每日摄取含a-胡萝卜素的100?200g“黄金大米”即可。这与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等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中的儿童每日进食大米量相当。在其它国家，“黄金大米”亦可成为儿童饮食中有价值的补充，从而帮助减少与VAD有关的临床和亚临床疾病。不同品系的“黄金大米”每克所含的a-胡萝卜素量介于1.6ìg和35ìg之间。近来对儿童的一项研究显示，来自“黄金大米”的维生素A原的生物利用度与油中的纯a-胡萝卜素等效，它们在给儿童提供维生素A方面比菠菜好得多。每日摄取60g（半杯）大米即可提供中国6-8岁儿童维生素A推荐摄入量的约60%，这足以预防缺乏维生素A导致的营养不良（Tang等人，2009、2012）。

尽管理论上“黄金大米”有如此高的营养价值，该技术却面临着强烈的反对。反对者认为，保证维生素A的每日充足供应要求两岁儿童每日进食约三公斤的大米，并且存在更便宜的替代策略来解决维生素A缺乏问题，最终，该项目只是一个为其它转基因作物开启大门的行业策略（绿色和平组织，2005）。人们对有关每日摄入量的争论未予理会，因为他们假设“黄金大米”是维生素A的唯一来源（Enserink，2008）。诸如替代性饮食、工业强化和补充这样的替代策略已存在多年，但仍未能解决实质问题（Stein等人，2008）。因此，“黄金大米”减少VAD并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何况其它策略尚未成功。

对提高大米维生素A含量这一概念的证据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起已经存在，当初的预期是，首个商业性水稻品种会在2002年面世。商用产品开发推迟的原因并非是要解决大量的知识产权问题。最主要的拦路虎是对基因工程作物的监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2000年，为缓解国家监管造成的问题，“黄金大米”项目与先正达公司开始了公私合作，意在使用先正达技术研发基因工程作物审批所要求的档案。十年过去了，两个“黄金大米”人道主义项目（GoldenRiceHumanitarianProject）目标国家（印度和孟加拉国）依然未批准种植“黄金大米”，正在研发其各品种的其它国家亦未被批准。

很多人认为，与非基因工程作物相比，科学上并不支持对基因工程作物（尤其是“黄金大米”）要求的额外审批法规，这是过度监管。目前的监管理由所基于的概念是，技术导致“不可预测的和不受控制的基因组修饰”，这种论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这项技术和所有的传统育种并无本质差别。虽然有研究显示大鼠食用转基因作物后出现健康问题，但仔细评估那些研究会发现，其声称的内容并不属实。此外，广泛的评审未发现转基因作物导致不利于人类健康影响的依据。

研发“黄金大米”需要使用选择性标记基因，监管当局更希望删除抗生素选择性标记基因。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事实上，据大量科学文献记载，使用的抗生素标记基因对消费者和环境安全没有影响。此外，要求额外监管通常基于预防原则，但预防原则的有争议解释已被证明额外监管在逻辑上不一致，经济学家中有广泛的共识，即与食品和环境安全有关的最佳法规应基于效益-成本分析。从科学角度而言，就连基因工程作物的定义问题也存在争议。

在印度和菲律宾对“黄金大米”进行的事前评估显示，在印度“黄金大米”挽救一年的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成本介于3.1和19.4美元之间，比替代干预策略低得多。据计算，“黄金大米”为菲律宾带来的社会净效益每年在1600万到8800万美元范围内。这些估计数值实际上低了，因为研究只考虑了直接的健康影响，并且未包括从2004年起富含维生素A水稻育种的改良。

虽然有关于“黄金大米”益于健康的大量信息，但国家政府受到基因工程作物使用规章制度的约束，不愿批准其引入。

本文旨在确定监管“黄金大米”的成本和效益（尤其关注可能的过度监管），并校准印度的“黄金大米”模型。我们介绍的简单模型考虑了政府对技术的感知成本及批准时间有关的不确定性，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信息变得可获得。这让我们得以确定推迟批准的成本，尤其是与反对“黄金大米”强加给社会的成本相当的监管机构的感知成本。又或者，事前评估显示了“黄金大米”实质性的好处，但政府仍不愿意批准该技术，因而政府不批准该技术一定是有额外的感知成本。这是第一个计算印度成本案例的研究。出于谨慎，本文将一直把这些感知成本视为不可逆转的。因此，由ArrowandFisher(1974)引入准选择价值的方法后，对引入“黄金大米”的机会进行了评估。Arrow和Fisher及其他人的研究显示，如果忽略不可逆性，则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及不可逆转的效益和成本将低估或高估净效益。

结果显示，当该技术接近被批准时，提出针对“黄金大米”引入的新观点是值得的。印度案例表明，国家政府的感知成本远远大于引入“黄金大米”的成本，其已导致并将继续导致成千上万儿童的死亡。

讨论与结论

“黄金大米”的营养研究和经济事前评估研究显示，“黄金大米”能减少与VAD有关的死亡和疾病，且比文献中所述的替代策略的成本低。先前的印度研究显示，其每年可挽救约204,000寿命年。“黄金大米”本预计于2002年引入，但尚未在包括印度在内的任何国家获得批准。依据我们的计算，不计VAD的间接健康成本，过去十年的推迟造成了印度至少1,424,680寿命年的损失。

推迟十年所致的净现值差异约为7.07亿美元。这一差异未完全体现印度政府加于“黄金大米”策略引入的感知成本的最低量。考虑到不确定性和不可逆转性大幅增加这些感知成本的最低量，我们的计算显示，印度政府额外的感知成本至少为17亿美元（每年约1.99亿美元）。

这一数字的巨大，反映了反对引入“黄金大米”的经济效力，同时也解释了为何因为“黄金大米”存在不确定性而引发强烈反对声音时，监管机构变得更难被说服。

与替代规范的比较显示，关于不可逆成本的不确定性在经济上远比关于某具体日期的不确定性重要。总之，对于评估决策的制定而言，理解和量化关于不可逆成本不确定性的原因，在经济上似乎比一般的决策制定时机、新信息抵达的不确定性更重要。通过使用无记忆性的指数分布（因此在时间上是恒定的）模拟了关于新信息κ抵达的不确定性，我们发现其他函数形式，如威布尔分布（Weibull）、对数正态分布，不必是无记忆性的（Billingsley，2012）。但是，我们的预计结果不会改变，但留待进一步研究以详细评估相关影响。

感知成本的大小远比实施“黄金大米”策略的成本大（85倍），这更好地帮助人们理解感知成本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如何降低成本，在经济上似乎远比对社会营销和维护育种成本的额外调查重要。

研究进一步显示，“黄金大米”策略的反对者在预计监管机构会制定决策之时引起对技术的关注是值得的。越接近决策制定点，感知成本的杠杆系数越大。这解释了反对“黄金大米”策略为何拥有巨大的效力，同时也表明，该技术的支持者要改变关于感知成本的观点将非常困难。在这种背景下，提供事实证据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增加不确定性。总之，在印度，反对“黄金大米”能够将“黄金大米”策略与关于转基因生物的整体辩论联系在一起。关于农民自杀和死羊（与转基因棉花种植、Bt茄子的环境危害有关）、健康危害（与抗生素标记基因有关）的叙述可引发决策制定者的不确定性。不必介意这样的叙述向来是错误的（Herring，2010），保持其活跃已足够。另有观点认为，“黄金大米”策略只是一种行业公共关系策略，因为跨国公司先正达参与该技术的进一步研发是为让持怀疑态度的社会确信转基因作物的好处。如果“黄金大米”获得批准，那么就能更容易地引进其它转基因作物。此种情形下，为避免引入可能更“危险”的作物，统一性监管——禁止所有转基因食品作物的种植，不失为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环境经济学文献（如，Kolstad，1987）中支持此论点，因为确定某技术的边际效益和损害成本耗资甚巨，需要考虑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环境经济学文献中评估的技术对环境造成的真实损害已得到证明，如来自钢铁厂的二氧化硫排放、来自集约型农业的氮排放，至于转基因作物，已有报告指出它们有净化环境的效益。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抵制新技术如此容易，那如何才能引入？始终会有小型团体发声反对新技术。某个方面看，这是正确的。引入新技术将变得更加困难。过去十年在信息与通信系统方面取得的进步降低了筹划反对的成本，也降低了传达与技术相关的不确定性的成本。另一方面，新技术的不确定性可由无法获取利益相关团体（这些团体与反对团队一样强大）所强调的新技术的不确定性来平衡。这一点似乎解释了转基因作物已在美国引入而未在欧洲引入的原因（Graff等人，2013）。现有的模型中尚未明确考虑支持“黄金大米”策略和引起关于不引入“黄金大米”策略的不确定性的抗衡力量方，因为目前它在“黄金大米”策略辩论中尚不存在。“黄金大米”策略是由科学家制定的。科学家的观点往往以事实而非假设为基础，这使其更难有反对“黄金大米”的抗衡力量。模型中也可包括关于“黄金大米”策略的效益和其它成本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逆转性。我们已就那些效益和成本采用了最坏的情境案例，所以，针对上述方向进行模型的修改将增加计算出的感知成本。此外，近来的营养研究显示，将“黄金大米”的a-胡萝卜素转换为维生素A的因子比预期更大（Tang等人，2012）。此争议中仍有待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反对印度“黄金大米”策略的动机是什么”，本文尚未对此进行很好的实证调查。Apel（2010）认为，这是由反对者收到的经济支持所驱动的。一个小型行业围绕对转基因作物的反对发展起来了，因其主要靠捐赠生存，所有必须维持技术风险辩论的活跃度。正如“黄金大米”案例所显示的，这似乎是一种成功的策略，但代价是数千名儿童的生命。（生物谷Bi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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