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作物的“超级”梦想与干瘪现实
南方报业新闻， 2012年02月14日
【张世煌评语】超级稻、超级玉米产量屡创纪录,但实际单产增幅甚微,中国玉米平均亩产与美国相差280公斤之多。
中国超级稻研究举世闻名,但查询《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并统计发现,1995年水稻平均单产402公斤/亩,2009年为440公斤/亩,年均增幅仅为0.63%。在玉米行业同样如此,李登海在2005年创亩产1402.86公斤的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并保持至今,而全国玉米平均单位产为350公斤/亩,与美国相差280多公斤/亩,2000-2009年年平均增幅只有0.4%。
聚焦中央一号文件
南方农村报记者 李晓芬
春耕备种开始,“超级稻”又浮现在连州种粮大户唐分志的脑海。他记得去年9月,多个电视台播放过一个亩产超过900多公斤的超级稻品种,“在农民田里不可能这么高产,杂交稻亩产普遍在400-450公斤,我现在就想找一个亩产600公斤的超级稻。”
唐分志看到的是这则消息,“2011年9月18日,湖南隆回县的百亩试验田里,由袁隆平研制的‘Y两优2号’超级稻平均亩产达926.6公斤。”尽管唐在专家测产的数据上主动降低了300多公斤,但南方农村报记者咨询水稻种企得知,“没有哪个超级稻品种能在他所在区域达到亩产600公斤”。
超级稻、超级小麦、超级玉米……,无不承载着保卫粮食安全的使命,然而光鲜的数据背后,是尴尬的现实:试验数据与生产实际相差太远。超级稻屡创世界纪录,可是1995-2009年水稻单产年均增幅仅0.6%；2000-2009年玉米单产年均增幅0.4%,而美国达1.95%,单产与美国相差280多公斤。有专家质疑高产有水分,批评“超级现象”哗众取宠；也有专家坚信,“超级”代表育种方向。
但有一点,专家们不会有异议——“农业科研评价过于重数量轻质量、重成果轻应用”,这也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改变的,“坚持分类评价,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从“超级稻”到超级现象
追溯“超级”与农业科研的渊源,并非源自中国。日本早在1981年就组织“逆753计划”,后称“水稻超高产育种”。1989年,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则提出培育“超级稻”,后改为“新株型稻”育种计划。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世煌在博客中陆续提到“这是有国际背景的一段历史插曲”,在特定历史背景下,IRRI有人提出超级稻概念,企图以简单的思维方式和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但“超级”概念在国际科技界并没有获得认可。
超级稻概念在中国扎根,有着沉重的背景。随着人口增长,粮食需求大增,为实现水稻再次单产飞跃,1996年中国提出实施超级稻育种设想。l997年,袁隆平院士提出超级稻选育课题,1998年8月呈报给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并获总理基金资助。随后有关超级小麦、超级猪、超级鱼等概念一度盛行,争议也不断,但形成系统计划的项目并不多。直到2005-2006年前后,超级小麦、超级玉米高调立项。
然而,自“超级玉米”概念提出,中国农科院玉米专家佟屏亚就开始公开质疑。2006年他便撰文称,“超级”作物满天飞已成为农业科研领域的时尚,这反映出某些育种人员片面的“品种万能”思维,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复杂性和高产技术的综合性,确切地说,“反映了科研人员浮夸与浮躁”。
备受质疑的超级玉米
“现在看来,我的质疑都是正确的。”2月11日,佟屏亚向南方农村报记者坚定地表示。
最早为超级玉米下定义的,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主任赵久然。2005年,他发表在《玉米科学》上的《超级玉米指标及选育模式》详细阐述:“超级”一词耸人听闻,有炒作之嫌,但这么做是“为了唤起有关部门和领导对玉米更加重视,使育种界同仁有一个更新、更高、更远的努力目标。”2007年,他又撰文提出“零风险品种”概念——从玉米品种种植者角度出发,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没有严重或明显缺陷,不出大毛病。
与超级稻作为推广项目不同,超级玉米直接作为研究项目立项,农业部没有发布专门确认办法,只要选育的品种达到赵久然提的五项指标,都可以称之为“超级玉米”。2005年,北京市农业育种平台的超级玉米育种项目正式启动,经费达到1740万元。随后,“超级玉米新品种选育与产业化开发”项目启动,总经费8746万元,其中国家拨款3746万元。
超级玉米惨痛翻船是在2011年4月,农业部公布2010-2011年种子质量监督抽查情况,超级玉米“登海605”,因出芽率低于标准值被通报。随后大量媒体跟踪报道,并质疑超级玉米属科研浮夸。而在2010年9月,佟屏亚在山东、河南、河北考察玉米,就听到登海种业另一超级玉米“登海662”严重减产事故。
佟屏亚认为,玉米科研领域近年出现了少有的混乱与困惑,尽管十年来国审省审玉米品种4000多个,但没有一个可以和十年前培育的农大108、郑单958相媲美。
对此,赵久然并不认同。他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登海605、京科968同时具备超级玉米五项指标,“而且超级玉米并没有像超级稻高调用于商业宣传,当时也建议登海种业不要用,但企业的立场不同。”
目前,玉米界有关超级玉米的提法愈发少见。赵久然认为,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超级玉米指标已成为一些项目的参考指标,“这说明本质的东西得到了同行认可,就像‘工程上的理想模型’,不可能绝对达到,却是长久追求的方向。”
遗传产量对实践无意义?
两大超级作物的的境遇可谓冰火两重天,有关超级稻推广、增产的消息至今常见报端。可是,统计超级稻相关产量,会遇到与唐分志同样的困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眼前的数据。
2011年9月18日,袁隆平研发的“Y两优2号”超级稻平均亩产达926.6公斤；4天后,福建省农科院宣布,由谢华安院士研究团队在云南省永胜县期纳镇文凤村培育的“宜优673”水稻百亩示范片经测产验收,平均亩产1005.85公斤；同一天,由李开斌育成的“楚粳28号”2011年百亩片平均亩产达977.07公斤,且该品种百亩平均亩产已连续3年突破950公斤。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超级稻在不断打破纪录的同时,并没有大幅提高水稻实际单产。查询《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发现,1995年水稻平均单产402公斤/亩,2009年为440公斤/亩,年均增幅仅为0.63%。在玉米行业同样如此,李登海在2005年创亩产1402.86公斤的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并保持至今,而全国玉米平均单产为350公斤/亩,与美国相差280多公斤/亩,2000-2009年年平均增幅只有0.4%。
张世煌撰文解释,产量分实际产量、边际产量和遗传产量,以玉米为例,实际产量是每亩350公斤,边际产量590公斤,而遗传产量超过1300公斤,遗传产量除了新闻价值外,对于提高生产没有实践意义。
科研评价要看实际效果
有专家透露,遗传产量反映到科研体系,可以直接用于项目成果验收,再申请项目。
正是由于牵涉到项目分配,即便是科研人员之间有不同观点,一般也不会公开争论。“我退休了,不是圈内人,看到不科学不严谨的做法,肯定会提出批评。”佟屏亚表示。
赵久然认为,“出现不同声音很正常,谁的观点正确还需靠实践检验”。与水稻行业不同,我国水稻育种领先,超级稻项目又是由袁隆平院士带头,即便有少数反对声音也不会表现出来。
采访中,几位水稻专家刻意回避着有关“超级”现象的话题。一位专家直言,“这是个复杂的现象,谁也说不清,涉及到科研人员育种理念、诉求的差异,说不定过几年国外水稻育种水平上来,类似玉米行业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
广东一位水稻种企相关负责人表示,超级稻对品种推广、企业宣传有一定作用,但是农户种植超级稻有时落差很大,“品种要靠市场检验,毕竟超级稻产量是在特定地区、特定水肥条件下验收的。”
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看来,将“超级”这一非科研领域词汇用于称呼农作物,利于推广,这无可厚非。但是整个农业科研面临异常严峻的问题是,一方面投入不足,另一方面项目经费浪费,做出的科研成果水分多,能应用得太少,所以一号文件才强调完善农业科研评价机制,看到实际效果后,再分配科研经费,“以超级稻验收为例,不应到指定田块,而应随机验收农户的实际种植产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