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生物安全的问题日渐深入

图researchadmin.iu.edu

转基因作物育种是农业生物技术最早发展,也是进展最快的研究领域。一般的认识和看法是,这一技术能够打破物种间基因转移的“天然屏障”,理论上不能排除其可能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有害影响,因而多年来多数国家一直将“转基因生物”置于严格的管理之下,其安全性也不断经受各种质疑和考验。

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美国、墨西哥等国先后发生过多起轰动的“安全事件”,如“普斯泰事件”、“孟山都转基因玉米事件”、“广西迪卡007/008玉米事件”、“帝王蝶事件”等,几年前,国内也曾有过“抗虫棉破坏生态”的传闻。在一些媒体推波助澜,“转基因不安全”的说法一时间沸沸扬扬,流传甚广,但经过相关国家学术机构严格科学实验和检验,认为转基因作物危害人类健康特别是生殖健康的言论是毫无科学道理的,上述传闻均被否定,这些风波也就烟消云散了。

应当明确指出的是在严格管理的前提下,全球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已超过14年（编者注：至今已17年）,迄今并无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安全问题。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基因的大规模转移在传统育种中早已得到广泛应用,如杂交育种、人工合成油菜、八倍体小黑麦、籼稻和粳稻的杂交、野生种与栽培种的杂交以提高作物的抗病虫、抗逆、提高品质性状等,对于这些成千上万个基因转移现象并没有人提出或质疑其安全性;在各种诱变育种中有多少基因发生改变,变成什么,是否有害等问题也没有人提出质疑,其产品也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安全性评价就可以直接应用于生产实践。相反转基因在形成产品的过程中需要在严谨、负责、安全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并经过严格审查。

当然转基因作为一种新兴的技术问世不长而且仍在向深度和广度迅速发展,为了确保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仍需继续加强安全管理和开展深入的科学研究,以排除和有效防控其可能存在的风险,使其健康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目前,社会公众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关注程度不减,科学界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展。由开始较多关注转基因生物,特别是转基因植物田间释放后对环境生态,诸如非靶标生物、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影响,逐步延伸到转基因产品的食用安全性；由开始集中关注受体生物和外源基因表达产物本身可能带来的毒性、致敏性和抗营养作用,逐步扩展到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受体生物基因组构成而可能产生的各种可以预见或难以预见的效应,如外源基因插入受体生物基因组可能对内源基因的结构和功能产生的插入效应、外源基因在受体生物基因组的整合位点可能对内源基因表达调控及外源基因表达行为产生位置效应、外源基因表达产物对受体生物细胞代谢的途径和调控产生的诱导效应等,这些效应被统称为非期望效应。

但是非期望效应也并非转基因生物所特有：如常规的杂交育种、诱变育种由于一次就导入或诱变了很多基因,其非期望效应要远远大于转基因：再比如应用在人身体上的各种西药,其对人体产生的各种副作用和非期望效应更为复杂和严重,但经过了临床试验和相关部门审批后的药品均在广泛的应用,并为医学和人体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技术发展早期,由于各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认识不统一,尤其是对农业转基因生物非期望效应认识的分歧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理念：一种认为基因工程技术与传统农业工程技术存在巨大差异,基因工程技术可实现任何物种间基因的无障碍转移,使外源基因以超过自然进化千百万倍的速度导入受体生物,目前的认知水平和技术水平又不能有效鉴定和评价转基因植物可能产生的各种非期望效应以及可能带来的风险,故主张“零风险”,建议整体搁置或推迟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的市场释放；另一种则认为基因工程技术与其他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的生物技术并无本质区别,转基因生物应与此前已在市场上广为流通的其他生物技术生产的产品等同对待,无需特殊处置,因而对转基因作物的应用采取积极态度。

2011年颁布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农业生物育种创新与推广应用,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管理的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的产业化；同时,2012年发布的《粮食法(征求意见稿)》中又强调要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应用转基因技术培育粮食新品种,保障粮食生产,但转基因种子要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即在严格的安全管理的条件下发展转基因粮食是鼓励的,因此,相关研究要规范市场行为和个人行为,使其健康规范的发展,这对保障粮食安全,维持人类健康和生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研究和应用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社会和科学界对食品安全和基因工程技术认识的深化,各方面在转基因生物发展问题上取得了更多的共识,愈来愈多的人主张在继续开展安全监测和风险评估研究的同时,积极推进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发展。

文章来源：基因农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