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林纳斯：真相、背叛和转基因食品

（财新网，黄蒂、阎晓琳译）（卫报—观察家报—Will Storr）

小说《蝇王》中的那句话是怎么写的来着？就是罗杰决定杀死“猪崽子”时的那句：罗杰怀着“发狂般自暴自弃的情绪”（“a sense of delirious abandonment”）进行了这次无可挽回的犯罪。马克•林纳斯（Mark Lynas）对这段话记得并不是太清楚，但他却有着相同的感受——就在今年1月3日上午,他走上讲台发表那次戏剧性演讲的时候。

之前一天晚上，他踱步走在众多农场主和农业专家——也就是他第二天的演讲听众——中间，心想：“这些人一点也不知道我会说些什么。”听众们大概预计，这位“生态斗士”会让他们既无聊而又恼怒，但他们不知道，林纳斯已经决定站在这些曾经的敌人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林纳斯是一个无政府、反资本主义的环保运动中的“活性细胞”。他很具影响力——他是《公司观察》杂志（Corporate Watch）的联合创始人，该杂志率先撰文抨击转基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简称GMOs）和孟山都公司（Monsanto）的邪恶——孟山都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也因为从事转基因业务而声名狼藉。他曾是个违法者，和30多个同伴一起挤上卡车，在夜里用弯刀砍倒转基因作物。他曾很愤怒，认为参加牛津农业会议的人正在用贪欲摧毁世界。但现在，他准备好了在聚光灯下面对他们，并低下头。他已经为此紧张了很多天，他害怕在演讲结束后会失去所有的朋友。

当观众们虚情假意的掌声停下之后，他开始了：“尊敬的阁下，女生和先生们，我想以道歉作为开场，我相信这对在座各位是最合适的。郑重地说，首先，我为我在多年里毁坏转基因作物而道歉。我同时要道歉的是，我在1990年代中期帮助发起了反转基因运动，协助了对这一重要的、并能有利于环境的技术进行的妖魔化。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权自主选择健康而营养的饮食，而我却选择了这条极其反生产力的道路。我现在对此无比懊悔。”

观众在50分钟的演讲结束之后做出了反应，被林纳斯形容为“震惊式的掌声”。林纳斯把他的演讲文本贴到个人网站，网站因流量过大崩溃了。他看着推特（Twitter）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反馈，葡萄牙，西班牙，智利，阿根廷，他想已经有几百万人看到了它。“这是一次彻底的摧毁，不仅是对反转基因，而且是对整个‘有机’的概念。”林纳斯说，“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个‘见鬼’的时刻。他们意识到自己被欺骗了，而且是被自己非常信任的人骗的非常深。”

那么对“失去所有朋友”的担心又怎么样了呢？林纳斯苦笑着说：“这可能已经发生了。”

39岁的林纳斯住在牛津郊区的一座排屋里，和他在一起的是妻子玛利亚、8岁的儿子汤姆、6岁的女儿罗莎和一只小狗。他看起来帅气时尚，但是毫无特点，就像是某位没人能记住名字的酷玩乐队成员。他递给我一杯茶，并领我参观了他的屋子：凹陷的沙发，布满尘土的窗帘，书架上已经被晒得褪色的书籍。对于这次采访他有些紧张，因此先问了一连串问题：我的编辑是谁？会写多少字？摄影师是谁？我为什么想写这篇文章？

这种担心并不奇怪。林纳斯的演讲成为了国际性的新闻，然后“仇恨开始蔓延”。人们指责他被孟山都公司收买，“这说明人们觉得我不正直，并且完全地蔑视我了。”

当年，在对林纳斯的愤怒还来自一个相反的人群的时候，他曾是一个被称作“地球为先”（Earth First！）的松散组织的成员。他们对于整个世界有着戏剧性的解读，认为工业化力量正在阴谋要带来“环境末日”，“大企业和资本主义正在毁灭地球”，而他们自己则是在和利益驱动的庞大机器作勇敢的斗争。“我们是大地的保护者，是自然力量的传人。”林纳斯回忆说，“我们就是守护精灵。”

林纳斯第一次听到基因改造作物的概念是在1996年，当时他在布莱顿参加一个由六位活动家发起的会议，带头人是“绿色和平”的一位活动领袖，吉姆•托马斯（Jim Thomas）。“他真的让我大开眼界，让我知道孟山都在做如此可怕的事。”林纳斯说，“在我们的食物供给中发生了违反自然的事。大公司为了控制食物供应，使用了更多的化学物质。”这次会议启发他在《公司观察》上发表了关于孟山都的报道——“至少据我所知，这是抨击孟山都的第一篇文章”。

在“地球为先”举行接下来的一次集会时，转基因生物问题“已经成为了下一件热点”。林纳斯领导了早期的一批工作室，来把这些信息传播得更远。“那些现在称自己为反转基因运动领导者的人，我当年培训了他们。”

到了1997年，林纳斯的愤怒变成了行动。第一场摧毁转基因作物实验的“净化行动”发生了。“我们乘车出发，带上了园艺工具，深色衣物，一点现金，没拿身份证。”林纳斯等人大约在凌晨2点抵达试验田，一排排地毁坏作物，20多人一直干到天亮。

行动并不总是这么顺利。一天晚上，当林纳斯正在东英格兰的某处玉米地里用弯刀砍伐的时候，他看见了几道闪光，接着又听到狗叫。他伏进一块污泥中，一动不动。“不知为什么，警察从我身旁走过去了，”他回忆说，“我逃了出来，穿过树林到了火车站。有很多其他人被警犬袭击和逮捕，那次挺吓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个守法公民。我戴着眼镜，可不希望被警棍打到脸上。我一点也不喜欢对抗性的场面。”

1998年4月29日，孟山都公司设在海威科姆（High Wycombe）的办公室前爆发了静坐运动，林纳斯扮演了重要角色。“我负责衔接各个环节，打印传单，还租用了巴士。”他回忆道。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林纳斯有了叛逆的悸动。他发现自己对身边很多人都开始不再认同，他日益发觉运动中的伪善问题。“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宽容而且开明，”他说。“但你一旦说了一些对他们的批评意见，你的麻烦就大了。”什么麻烦呢？“人们不会对你进行身体攻击，但你就像是回到了校园里最糟糕的时光，成了每个人都讨厌的那个孩子。我在这种校园恶霸式的环境里过得实在不好。”

这场运动在无等级的性质中迷失了。它没有领袖或者选举，因为在参与者看来，民主是个谎言。“但是我们是有领袖的——当然我不是领袖——其他人则是羔羊和炮灰。最能蛊惑人心、最激进的人才能升到顶层。”讽刺的是，“地球为先”开始迅速地转变为等级制，而且是以最坏的形式，“因为这种等级制是不透明的。”

2000年5月劳动节，他在伦敦协助组织的活动演变成了骚乱，这次行动让林纳斯和他所在的运动产生了关键性的分歧。麦当劳的一家分店受到了攻击，温斯顿•丘吉尔的雕像被戴上了草做的莫西干发型，阵亡将士纪念碑被画上了涂鸦。组织的主要成员随后聚集在伦敦北部的一家酒吧开会，“每个人都在说着‘太棒了’。”林纳斯回忆道：“他们说‘我们给了那些公司一个好看！’”林纳斯对此却并不认同。“我认为这是场灾难。我们一直以来为之努力的一切，都被暴力和砸窗的行为破坏了，这样会让大众疏离。我觉得我是诚实地发了言，而所有人都看着我，脸上是恐惧、震惊和蔑视。”当时他的感觉怎样呢？“深深的敌意，深深的不自在。所谓的宽容和开放，只是人们口惠而实不至的东西。这是我参与的最后几场会议之一。”

林纳斯的童年有些不寻常。他出生在斐济，在秘鲁上过三年学。他的父亲是一位地质学家，为政府绘制地图。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林纳斯的父亲却因为政治上反对撒切尔而决定移民西班牙。林纳斯现在还记得当年尼加拉瓜民谣乐队到家里做客的情景。现在林纳斯的父母住在北威尔士。“他们拥有一座小型有机农场，其实可以说是‘后有机’。是否需要用转基因这样的生物技术来减少化学品使用？在这个问题上，父亲和我意见一致。”

开始写作2004年出版的《涨潮》（High Tide）一书时，林纳斯的认识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转变。这本书讲的是人为气候变化产生的后果，他为此前往世界各地寻找这种变化的影响。这原本是件他十分乐意做的事：对于“邪恶的资本主义毁掉环境”这种叙事庞大的故事来说，气候变化是一段再完美不过的剧情。然而，这次的新剧里出现了一个好奇的新角色：一个把他毕生的情节破坏殆尽的、傻傻的陌生人。

“我不想让我的书里只有掌故。”林纳斯解释说，“所以我开始研究相关的科学内容，然后我爱上了它。我意识到，科学给认识真相打开了一扇窗，其他东西都做不到这一点。”

接受这些基于证据的知识给林纳斯带来了问题：他对转基因生物的许多观点是建立在对科学共识的极端无视之上的。“反转基因就要批判科学家，说他们是腐化的，公司雇佣的骗子，”林纳斯说，“我们对此确信无疑。但我后来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一切很简单化，基本上是在说‘科学家应该关掉实验室，去乐购超市工作。’这就像是一场反启蒙运动，人们要反对一个历史进程。”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林纳斯活在一种奇怪的、巨大的自我矛盾之中。在2005年发表于《新政治家》的一个专栏中，他表达了自己对传统反核理论的疑虑，惹得他认识的活动家们“写信说我毁了他们的生活”。他接下来的一本书，《六度的变化：一个越来越热的星球的未来》（Six Degrees: Our Future in a Hotter Planet）在2008年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写作奖。但他依然夹在不同的观念之间，变得十分痛苦。他写的最后一篇“胡扯转基因”文章，是在获奖的同年为《卫报》而写的。“那时候我已经明白我不相信它了，”林纳斯说，“我是在一间咖啡馆里写的。我当时想：‘天哪，这些东西得有点证据支持。’然后又想：‘管他呢！’我刚刚得到了科学界的认可，然后我写了这个完全不科学、令人绝望的反智文章。还有比这更尴尬的事吗？”

2010年11月，林纳斯在英国电视四台（Channel 4）的纪录片《绿色运动做错了什么》（What the Green Movement Got Wrong）中出镜，并参加了现场辩论环节。他在节目中为转基因生物技术和核能辩护。事后他说，一个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离他非常近，并对着他大喊。“我是头上顶着书包离开演播室的。”密友们觉得林纳斯背叛了他们。“乔治•蒙比尔特（George Monbiot）发给我一封非常可怕的邮件。”他跟一位曾做过自己伴郎的朋友也绝交了。“我们曾是十年的朋友，可之后再也没有联系。”

同时，林纳斯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更加微妙的变化。他一度认为绿色运动是些勇敢而散乱的弱势群体。但是了解得越多，这些大卫看起来就越像巨人哥利亚。“就从数据来说吧，”他解释道：“绿色和平组织，它的整个国际团队拥有1.5亿美元（事实上，根据绿色和平组织提供的数据，其2011年的收入有约3.13亿美元），比世界贸易组织还多，在决定人们观念方面也有更大的影响力。”对林纳斯来说，现代绿色运动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对世界的改变“有时候是朝更好的方向”，但并非始终如此。“反核运动一定程度上要对全球变暖负责，”他说，“有很多地方，一个核电厂被取消，会用一个热电厂来替代，这是反核运动起的作用。而在一些地方，环境运动在阻止转基因方面非常有成效。”

绿色和平组织对待转基因作物的做法是环境活动家们心里的一座图腾，而林纳斯对此极尽批评。黄金大米是一种被改良的作物，注入了β-胡萝卜素的相关基因，来试图让米含有更多的维他命A。“维他命A缺乏是造成东南亚地区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林纳斯说，“这种缺乏导致失明，每年还会导致约25万人死亡。”但包括绿色和平组织在内的活动家们都游说反对这种作物。

绿色和平组织坚持认为黄金大米是在“浪费钱”，是“无效的工具……是对环境的不负责任，对人类健康造成风险，危害食物安全。”林纳斯认为，这样的立场根本就是迷信，“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本来不该死去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说——想象一下，如果孟山都对上万孩子的死负有责任，相关的报道肯定会布满《卫报》版面。”（林纳斯后来做出了一些让步，他说：“黄金大米项目有一些技术问题，在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过度监管里，不能只责怪绿色和平组织。”）

自从牛津农业会议上的演讲之后，一些人针对林纳斯对科学的解读发起了攻击，但也有针对他个人的。一些前同事对他自称拥有的影响力发出了质疑。前绿色和平组织活动家吉姆•托马斯（也就是最早向林纳斯介绍转基因生物技术的人）与他共同生活过几个月。托马斯说：“在非常短的一段时间里，林纳斯确实是个人物，但也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也许他觉得自己是重要的，但我想其他人不会这么认为。”托马斯还表示，“我感觉整件事情让人很伤心。他有了很成功的事业，但依靠的是把从前的朋友描绘成不动脑子的人。”

林纳斯则反驳说，由于他和伙伴们之前谋划的事都是违法行为，所以对这些指责他夸大自己作用的言论，他无法做出辩护。“人们不愿意自己的名字被提起，”他说。但是这种指责让他很受伤。“我一直都在向妻子抱怨，但是她说：‘别为自己难过啦。你触碰了人们心里最深处的价值观。你所做的事伤害到了他们的自我。’对这些和我曾经亲密的人来说，这是一生的使命，他们现在认为我在试图摧毁它。”

而说到林纳斯自己的终生使命，似乎一切都已经变了，也似乎什么都没有变。他可能不会再跟大公司针锋相对，但他仍然觉得，自己在“通过细小的方式让世界变得更好”。

无论如何，林纳斯把自己的背叛和朋友间由此产生的决裂称作一场悲剧。“但这是一场莎士比亚式的悲剧，你能猜到剧情发展。”的确，他的转变有多大成分是不可避免的呢？当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的改变是否真的是一种道德上的变节呢？林纳斯出身于思想独立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科学家，也是一个热爱自然环境的政治激进分子。而当一个写书计划把他从“地球为先”的支持者阵营中拉出来的时候，他的叛逆就从一种情绪变成了事实。

林纳斯究竟应该怎么做呢？试着承受自我矛盾带来的痛苦？还是像现在这样不计后果地、勇敢地说出来？他现在个人状况平平，那些嘀咕着说他“事业成功”的反对者们，其实是否认了人在做事时会有多种多样的动机。没有人是纯洁纯粹的。但也几乎没有人能像林纳斯这样，用质疑别人的力度，来同样质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