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煌：从模仿走向制度创新

中国科学报,2013-02-06

近年来，中国育种虽然表现出进步趋势，但是进一步改革和创新更需要作出制度安排。

以玉米育种为例。相比前几年，科研单位和个体育种者选育的新品种以及国家玉米品种区域试验都有很大进步。区域试验比预备试验的水平更高，表明我国玉米育种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特别是尚未进入区试的新品种，明显比预试品种好得多，体现出我国种业未来的希望。

预计今后两年，区域试验品种会表现得更好，但由于发展不平衡，一些区域和单位调整力度不够，造成差距较大。

因此，育种者应继续调整育种方向和技术路线，落实种质创新和改革育种技术两个方面。

育种观念明显提高

虽然国家区域试验的玉米新品种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目前的试验方法不能揭示品种之间的抗逆性差异，却掩盖了个别品种的缺陷。这一直是国家玉米区试的短处，应予改进。 

几年前，国家玉米新品种区域试验在新疆的种植密度只有每亩3500株，远低于当地生产种植密度。发现问题以后，自治区农业厅做了很多工作，育种家积极配合，2011年区试密度达到5000株，2012年提升到5500株。预计今后还会继续增加品种试验的种植密度，这反映了新疆的玉米区域试验正在回归农业生产，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同时也反映出当地科技人员积极向上的进取心态。

自农业部调整了品种试验的管理结构以后，人们从以往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一些省级品种管理部门面对产业发展需求，积极统筹和改进玉米品种的区域试验方法。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辽宁省将停止极晚熟区试组，并增加高密度试验组，以后还将进一步推动改革，这就突破了个别科研单位对品种话语权的垄断。山东省则通过机械收获严格管控品种生育期，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普遍性问题不可小觑

国家玉米产业体系的内部试验规模大，育种方向和种质基础转型很明显，前进步伐较大，明显好于其他局部试验的表现。目前只能说国内已经出现较好的品种，但还没有超越“郑单958”和“先玉335”。当前品种的差距不在于产量潜力，而在于抗逆性。这需要通过进一步的针对性试验或大田生产才能检验。但从国家玉米产业体系的新品种筛选试验暴露出的两个普遍性问题，需要引起科技人员和管理部门注意。

第一，育种方法与种质创新趋势不匹配。我们是从20年倒退的基础上回归理性的育种方向与技术路线，不能只看重更换材料，而忽视育种方法，或者不敢对育种方法采取创新举措。

相信很多育种者会进一步加大育种圃的试验密度，提高对基因型抗逆性的识别能力。虽然各地育种者已经采取措施增加试验圃的种植密度，但仍没有达到美国先锋公司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或者不敢下决心那么做。这不仅是技术，更是竞争力，在转型的关键时期不能再犹豫。

第二，品种区域试验方法要改革。原本只想从技术层面探讨改革，不想涉及体制，但效果不好，现在被逼到不改不行的地步，却失去机会和主动权。再拖下去，不只是对国家和种子产业发展有拖累，恐怕一些个人利益也要受损失。

审定制度亟待改革

我年轻时在山西雁北插队，在当地引进和推广双杂交种，当时的生产种植密度是每亩3200~3500株，现如今当地农民的生产种植密度已经突破4000株，而单交种的区试密度竟然是3500株。

经过42年，玉米品种的试验密度竟纹丝不动。而且那个试验密度意味着审定品种的安全密度只有2800株。按照当地农民4000株/亩的种植密度，现在品种的区域试验应该在5000株/亩以上，才能保证推广品种的安全性。这个差距比较大。

一位老专家曾在座谈会上说，“文革”以后，某省玉米品种试验和生产种植密度是下降的。这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解释不通，只是个中国特色或辽宁特色的利益问题。据说该省种子管理局下决心甩开羁绊，加大改革力度。这样辽宁省的玉米种业和玉米生产才有希望。

品种区域试验要先确定一个当前玉米生产的目标密度，然后在此基础上把国家区试和预试密度增加25%。这个措施虽然和改进生产技术有直接关系，但我们考虑的焦点是在品种试验中以高密度代替许多无法模拟的逆境措施，其原理是利用G×E效应识别品种的抗逆性。这是玉米品种试验必须采取的技术措施。

以前是不懂，今后是落实。品种试验是科学研究的延续，虽然中国把它变成管理环节，但需要恢复和输入更多科学因素。那就不要顾虑少数利益集团怎么想，只考虑农民的生产需求、企业生存和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

现在，只有彻底改革审定制度，代之以注册制，才可能激励育种者的创新积极性和促进我国种业大发展。在过渡阶段，可以延续品种的区域试验和审定程序，但必须建立注册制度。换句话说，育种者和企业必须担责，从而谨慎地对待育种行为及其产品。（作者系国家玉米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