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质能发展一直不温不火

生物质能源效用很广，可以以沼气、压缩成型固体燃料、生产燃料酒精、热裂解生产生物柴油等形式存在，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与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相比，生物质能源具有独特的优势。生物质能源其产品的多样性是其他新能源无法比拟的。

从理论上看，生物质能利用是一个朝阳产业。地球上的生物质能资源较为丰富，而从我国来看，现有的各类农作物秸秆每年至少有6.5亿吨，如果其中的60%应用于生物质发电，就相当于8座三峡电站的发电量，农民每年可增收800亿~1000亿元。

从生物质发电方面来看，我国从20年前就开始试建生物质发电厂，直到2006年，国家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并公布了生物质发电上网电价补贴，至此，我国生物质发电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截至2012年底，我国生物质发电累计并网容量达5819MW(兆瓦)。

卡脖子的原材料

然而，看似一切完美的背后，生物能源的发展却一直不温不火。据统计，世界范围内生物能源占所有一次性能源的比例仅为13%。从我国“十二五”新能源规划中也不难看出，与水能、风能等新能源相比，生物能源的投入仍显单薄。

生物质能在中国之所以长时间长不大，原料收集难成为首当其冲的障碍。我国拥有丰富的生物质能资源，根据中国工程院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咨询报告，我国生物质能源的资源量是水能的2倍和风能的3.5倍。目前每年可开发的生物质能源约合12亿吨标准煤，约是全国每年能源总耗量的1/3。不过，中国生物质原料分布不集中，占生物质原料绝大多数的农作物秸秆收集很困难，如果向农户收购则极易增加收集成本，不划算。

为什么原料收集这么难?大多数人将原因归结为收购价过低。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以玉米秸秆为例，电厂每吨付费200～260元，而收购站只按100元左右收购。一名农户家8亩玉米地可产秸秆3吨多，送电厂能卖六七百元，而去近一点的收购点只能卖300多元。扣除油钱、运费，不算劳动力和花费的时间，所挣不多，因此农户情愿一把火烧掉做肥料。

针对这些情况，2013年5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环保部和农业部下达了《关于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政府将“加大对农作物收获及秸秆还田收集一体化农机的补贴力度”、“研究建立秸秆还田或打捆收集补助机制”。专家分析，这将提高农户正确处置秸秆的积极性，有利于生物质能源企业解决既有的原料保障难题，使秸秆收集能够常规化、规模化。

先补后建弊端多 虽有《关于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的下发，但是一直以来针对生物质能项目“先补贴后建设”的措施极易带来弊端。专家表示，不仅补贴方式上存在一定缺陷，整个机制缺乏能源主管部门、技术部门的参与。制度怎样更有利于监管，公平公开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我国目前80%的生物质能项目都靠国家补贴，每个省不少于50个项目，平均每个项目国家投入近200万元。这么大的一笔投资，我国的补贴政策是先投钱建设，项目竣工后进行简单验收，但是后期维护、监管等程序则很少有人问津了。国内目前除了一些有雄厚资金和优良渠道的大国企挣钱外，真正通过生物质能业务盈利的企业还很少。

另外，我国的财政补贴还有一定的进入门槛。财政部规定，企业注册资本金要在1000万元以上，年消耗秸秆量要在1万吨以上，才有条件获得140元/吨的补助。这对一些中小企业无疑是一道很难跨越的门槛。

据了解，与中国补贴形式相反，德国的生物质能建设是“先建设后补贴”的方式。企业或个人在投产生物质能项目时，是个体的商业行为，政府可以贷款帮助建设，但是不给予补贴。项目建设完毕，每发一度电，或者每产生一立方米沼气，政府开始根据产能进行相应的补贴，这样不仅鼓励了企业对生物质能的利用和开发，还有效避免了“面子工程”导致政府补贴资金的浪费。

除了补贴，政府还可以依靠税收手段促进生物质能的利用。据了解，30年前的瑞典就开始对化石燃料征收环境税，使利用生物质来生产热能相对更为便宜。目前，瑞典全国只有不足5%的家庭用热能来自于煤炭或石油。此外，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地区，瑞典利用燃烧生物质进行发电并向供热网络注入废弃的热能进行集中供暖的方式。

中国生物质能的开发和利用要想成为新能源的后起之秀，除了努力解决打破燃料收购地域限制、建立新的燃料收购模式，政府建立更有效的补贴机制外，借鉴成功国家的经验也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