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铁杆支持者的逻辑

（腾讯财经，李伟）

下午1点，在完成了一场冗长的发布会后，Clive James和他的同事们匆匆赶往会议室，等待他的是两场连续的采访。简单的午餐就放在会议桌上，他们只能边吃边聊。

在过去的数年里，每到2月份Clive James都会来中国，宣布上一年全球转基因作物发展情况，并不厌其烦的解释这项技术之于粮食危机和环境的意义。他是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的创始人，也是转基因技术最坚定、高调的推广者之一。

在中国激进的反转基因者眼里，Clive James和他的同事们是“青面獠牙”式人物，依靠宣扬转基因技术“牟利”，因为ISAAA资助者包括孟山都、拜耳，它们都有相关农业技术。

但Clive James显然认为这是误解。他对腾讯财经表示：“转基因和生物技术的改良作物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是极其重要的……新旧（技术）合作，才能够为未来的世界提供食物。”

粮食紧缺与食品安全的碰撞

2月13日，Clive James把中国作为年度报告的发布地。在过去的25年，Clive James一直工作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从事农业研究。在中国，近年来有关转基因技术安全与商业化的问题上，挺转与反转人士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一些讨论已然超越科学证据的边界，情绪化主导着原本对食品安全已极度不信任的消费者们。最极端的阴谋论里，转基因技术甚至被形容成“武器”——例如，长期食用转基因食品“毒性”会不会累加？而实际情况是，只要转基因表达的蛋白质不是致敏和毒素的，它就和传统食物中的蛋白质没有本质区别，不会累积也不可能影响人的遗传特性。

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些情绪化地讨论一类技术安全与否根本毫无意义，每一种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都是独立的，在端上餐桌前都已经过复杂的风险评估。

的确，争议也并未阻止这项技术在全球更大范围的应用。来自ISAAA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是1.75亿公顷，比上年增长了3%。美国仍然是是全球转基因作物最大的种植地，占全球种植面积的40%。1996年，转基因技术商业化之初，只有170万公顷。

1999年，Clive James创立了ISAAA，这家非盈利机构创立初衷通过分享生物技术应用来减轻饥荒和贫困。Clive James是农业科学家，在剑桥获得的博士学位。在创建ISAAA之前，他任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的副所一职10年之久，也是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资深顾问。

ISAAA之所以将北京定为报告宣布地，是因为亚洲是粮食最紧缺的地区之一:世界上60%人口聚集在亚洲，但这里只拥有全球34%的可耕地和36%的水资源。到2050年亚洲的粮食供应需要增加70%以上，才能够满足当地人口增长的需求。ISAAA相信，转基因技术更广泛的应用，能让亚洲各国免于通过竞争来解决农产品进口问题，也让贫困家庭不必承受更高的食品价格。同时，中国之于亚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何时批准水稻、玉米等主要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尤为重要，这足以影响整个区域对转基因作物的认可。

有效工具论

除了解决粮食供应危机，ISAAA相信,转基因技术对气候变化亦有贡献：从1996年至2012年，转基因作物减低生产成本及增加生产值至1169亿美元，节约4.97亿公斤的农药活性成分；2012年一年减少267亿公斤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每年在公路上减少1200万辆汽车。

Clive James对于2013年转基因种植情况感到兴奋：“面积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顶峰，比如中国90%以上的棉花都是转基因的，还有加拿大70%的油菜，美国90%的玉米。世界上转基因技术大国，中国排第六位，有420万公顷的棉花。”

2013年，孟加拉国首次批准种植转基因茄子，印度尼西亚研发及批准转基因耐旱甘蔗，巴拿马批准商业化种植转基因玉米，7个非洲国家开始进行大范围新转基因作物的田间试验，为商业化种植作准备。

Clive James说：“转基因不是万能的，不是尚方宝剑，但是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不过，对于这项商业化应用不足20年的技术，Clive James也表示尊重人们选择的权利：“有些人想买有机食品，他们应该有权选择……不管是传统的、有机的、还是Bt(基因）的食物，大家愿意选什么就选什么，我们是拥护选择权的组织，这是我想强调的宗旨。”

中国反对转基因呼声全球最强

但选择权之于政府却是艰难的。

在中国，农业部曾先后批准了进口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用于加工原料，它们不被允许在中国种植，且须遵守严格的用途管控。目前在中国广泛商业化种植的仅有棉花和木瓜，转基因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虽有安全证书，但在商业化进程上已被搁置了4年之久，这与国内强大的反转声音不无关系。

两年前的2月，Clive James在北京拜访了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家洋。在那次会面上，作为植物分子遗传学家的李家洋，肯定了ISAAA向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农民传播技术并增收中发挥的作用，承认生物技术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消除贫困的意义。一年后，李家洋被曝出曾就职于美国杜邦先锋国际种业公司，任生物技术咨询委员会成员。这段原本无薪酬、非雇佣的关系，一度被解读为转基因权钱交易的罪证，主管部门农业部顿时处于风口浪尖。

虽然事件最终得以澄清，但也让人们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转基因在全球范围内争论了20多年，就在发达国家已经逐步接受的时候，来自中国的争论成了全球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