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种家“象牙塔”式生存

上午开学习会，传达"国七条"文件精神，个个昏昏欲睡，下午开现场会，验收省科技攻关项目的成果，人人精神抖擞。这样的场景发生在北方某省级农科院，也存在于中国大大小小种业科研院所的纠结和矛盾中。

从1985年至今，中国花了近30年探索科研成果转化，科研体制改革提法年年都有，科企双轨难对接的症结始终存在。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下称"国七条"）再次申明政府改革种业科研体制的决心与导向，但是在财政配套落地之前，科研院所似乎仍然不为所动。

改革势头不可挡

建国以来，农业科技体系正式建立算是1952年，分七大区建立了农业科学研究所，那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由国家全额拨款支持科研，那是历史的产物。

随着国家意识到科研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从1985年开始推行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政策，科研单位的事业经费拨款开始有了巨大变化，那时科研系统的人员把这些改革比喻为国家"丢包袱"，实际上是逼迫将科研成果拿到市场上去"套现"，来养活自己。

然而，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和完全正确，根据重大政策的出台和体制的重大改变，在1985-2005年20年间，改革经历的"一刀切"改革、改革结构调整再到科研单位的分类改革阶段，这是国家政策根据经济形势的自我修正和实现更大的发展。

在国家层面上看这些改革都取得不错的成绩，政策为科研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从2011年八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到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种业科技，再到最近的"国七条"、2014"中央一号文件"，这些政策演变过程画出了种业变革的必然性，步伐已朝改革深水区迈进。

育种与课题脱节

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巨大，相应的科研改革政策转变也十分明显。而《农财宝典》记者采访多名省市级科研院所负责人和育种家，发现他们虽都经历环境巨变但对国家变革意图并不感冒，最关心仍是财政的支持和项目经费的争取，而国家期望的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并非科研单位主流业务。

随着改革推动，科研单位对基础性研究的集中，除了经费方面，还成就科研单位的价值导致。当时的中国市场经济还处在初级阶段，计划经济影响未退，体制内的工作被打上体面、稳定的标签，公私经济体优劣明显。

在育种科研单位的评价体系里面，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就等同于专家的水平，与品种无关。能拿到国家项目和课题不仅有单位奖励，还可以作为升迁加分的因素，而选育出一个国审品种，无论推广面积多大均不能作为奖励和晋升加分的指标，做应用型研究的更是会被指"不专心科研"或者"无所事事"，甚至被单位边缘化，这种情况至今存在。因此，育种家们通过寻获国家科研项目，来证明和展现自己，但自己的研发方向被课题所决定。

广东省农科院水稻所李传国课题组选育出许多被社会和行业认可的品种，李传国坦言当初他也经历了育种和做课题的纠结，最后因为他只想好好搞育种，不在意文章和升迁，才有今天，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即使是现在，水稻所的领导仍要求他们课题组每年必须拿出一定数量的发表论文用于交差，否则不能体现出该课题组的水平和行业地位。如果这些指标不达标，会影响到课题组的考核，也影响到课题组里面年轻育种家们的上升通道。

对科研单位育种家而言，需大量精力申请课题和发文章，育种可能沦为兼职。纵观政策变迁，但无法改变科研单位追逐目标，大多数人认为，在强有力政府调控下的科研体制还是贴近政策才是主流。 （吴满）（责任张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