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要警钟长鸣

“丰年缺粮”，已成为我国粮食供需的常态。虽然粮食连续十年增产，总产量首次突破6亿吨大关，但是“中国自己养活自己”却日趋艰难，随着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粮食供需缺口不断增大，2012年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90%，三大主粮（小麦、玉米、大米）净进口成为常态化，2011年我国玉米全面进口，2013年小麦也成为进口大国。在当今粮食能源化、高价化和武器化的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直接关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国家主权的维护。“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这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精神，也是我党对粮食安全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粮食安全不仅指保证粮食供给，使国民在任何时候都有饭吃，使相关加工业都有原料的数量安全，更是让国民不仅吃得饱、还要吃得好的、吃得放心的“舌尖上的安全”，即质量安全。粮食安全不仅是指粮食的短期供给能力，更是指粮食的可持续供给能力。要保证粮食安全，就必须加强全党对粮食安全深刻认识，真正做到把粮食安全始终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我国粮食安全面临极大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种粮比较效益下降，影响农民积极性。我国农户户均土地7.42亩、人均耕地1.52亩，种粮规模效益很低。有数据显示，北方一年两熟地区户均耕地50~60亩，南方一年一熟地区户均耕地100~120亩，就有规模效益，与打工收入所差无几。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其中来自农业收入2106元，仅占26.6%，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45.8%，家庭经营收入占42.6%，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这说明，种地呈现出明显的副业化、兼业化趋向，种粮不赚钱也必然导致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务农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和低素质化。二是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导致优质耕地减少和重度污染土地增加。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从1998—2011年间，全国减少了1.2亿亩耕地，逼近18亿亩红线。由于城郊、沿海地区耕地多为优质耕地，城镇化、工业化导致优质耕地大幅度减少。另外，我国2000万公顷耕地受重金属污染，占耕地总量的1/6。上述趋向，严重地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三是外部因素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冲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环境中，外部因素对我国粮食安全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比如，粮食成本价格因素导致我国本土优质农产品失去生存的基础、相关加工产业也被外国企业所控制。又如，农业科技水平和市场垄断因素，我国种业也面临外国企业的控制和垄断，种子产业不安全，粮食安全就无从谈起。再如，钾肥在粮食增产上发挥重要作用，而我国钾肥资源比较稀缺，解决不好钾肥资源的开发和储备问题，也会对粮食安全有不可小视的影响。由此可见，粮食安全不单是农民种地问题，而是整个涉农产业的战略布局问题。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抓紧构建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强调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主要做好三件事情：一是扶持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保证种粮农民获得适度利润。在保持和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基础上，允许和引导农民承包权通过流转、入股、租赁等方式，发展规模经营。鼓励和支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但是，也要注意，在创新经营主体的过程中，要尊重农民的意愿，顶层设计要符合农民的需要，通过示范引导农民参与创新，防止“长官意志”“一刀切”和“自上而下”的“运动”。二是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价格调控机制，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交替出现。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机制，围绕目标价格构建农产品的补贴机制，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补贴低收入消费者，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补贴生产者。健全农产品调控机制，运用储备、进出口等手段，调节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保证市场供求平衡及稳定。三是鼓励和促进地力永续、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可持续农业的发展，大力支持各地区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有机农业，充分挖掘我国农耕文明的精髓，探索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保证中华民族生存在“地肥、水美、粮丰、人富”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生态和社会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