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科技公司在中国实现产业化进程中的思考
——案例：凯赛工业生物有限公司在中国成长的启示录
一、 高科技是国家经济强盛的不竭动力
这一命题也使我们认识到：众多高科技公司（尤其是非公有制的高科技公司）在市场上的成功同样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动力。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不同的驱动因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和科技发展。
回顾2百多年前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制成发电机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1946年以美国诞生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时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观察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物技术的飞跃式发展，世界已看到生物工程正在开创一个全新的技术革命时代。从那时到现在的2百多年间，尽管GDP的增长模式不同，但其相同的一点是：只有产业化成功的科学技术成果才能在经济发展中真正体现价值。
生物技术对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人口与健康、资源与环境、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物安全，以及国家安全等许多重大问题，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21世纪将是工业生物的时代。生物技术的持续创新和重大突破，是新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由其引领和孕育的生物经济将引起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利益结构的重大调整。生物技术将会对世界经济格局和国力竞争产生重要影响，并促使人类的观念、生活方式等产生深刻变革。据测算，生物技术产业的市场容量大约是信息产业市场的10倍。近10年来，全球生物技术产业的产值以每3年增长5倍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全球生物技术市场将达30000亿美元。
目前工业生物要承担两大任务，一是能源问题，二是制造石油衍生的一系列的化工产品。前者占石油用量的70%，后者占2%，虽然二者所占比例悬殊，但是它们对经济的贡献基本一样。所以对工业生物而言，短期内就经济效益来说要集中力量解决化工问题，但长期效益来说，要解决燃料问题，因为解决化工问题影响的是经济效益，而解决燃料问题是能够缓解石油对社会的压力。
工业生物目前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还没到比石油化工更有优势这一步，但工业生物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虽然在很多方面工业生物无法和石油化工竞争，但随着石油资源的枯竭，石油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随着科技的进步，生物技术的效率会越来越高。石油化工和工业生物一个处于衰败的过程，一个处于兴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生物将逐渐取代石油化工。
生物科技与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与国家安全竞争的焦点，抢占生物技术及其引领的生物经济的制高点已成为各国的国家战略。国家政府对生物产业的介入的强度比任何产业的都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在早期发展阶段有很多国家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介入，生物产业是一个例外。一些国家和地区提出了“基于知识的生物经济”、“生物技术强国”、“生物产业立国”、“打造千亿元生物产业”等新的思路与想法，许多国家成立了由国家或政府领导人亲自挂帅的生物技术与产业的领导机构，如“生物产业战略研究会”、“生物技术部”、“生命科学部长委员会”等，许多国家已经把生物技术作为政府研究开发的重点，把生物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培育，纷纷采取加强领导、争夺人才、增加投入、建立园区等重大措施，加速生物技术及产业的发展，生物产业已成为世界新一轮发展竞争的焦点。
二、从凯赛生物的案例看高科技公司成功的标准
在高科技企业产业化过程中，高科技成果是源头，为此要从科技发展的前沿动态去判断一项科技是否属于高科技，属于哪一个层次的高科技，开发一批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具有长期影响、对重点产业、重点区域具有重要影响、市场前景好、产业关联度大的关键技术。
全世界都在探索工业生物怎么做，这个行业的发展是渐进的过程，生物法取代化工法，通过凯赛的实践，可以总结出几点：
第一是把现有的工业技术放大，亦叫产业化，但经常被误导，并不是生产就叫产业化，技术并不是简单的放大，而是单研机制放大，原来生物的反应罐都很小，那么现在把它变大。
第二是用生物的方法做化工产品，生物技术一对一的替代传统化工，这是直接替代。
这两件事是必须要解决的事，不做大，形成不了规模，对这个行业就没有影响。能做出来，但是不能把市场取代，就形成不了这个行业。
在工业生物行业中，维生素C是第一个采用生物法取代化工法生产的产品。在80年代以前维生素C 100%采用化学方法化学合成的，化学法控制着全世界的市场。80年代，中国的尹光林教授发现用微生物的发酵可以做维生素C的中间体，于是就有了中国人发明的两步生物法。但是这个技术发展出来后，用两步发酵法生产维生素C在全世界的市场不到5%。后来是国家九五攻关小组提出建议，降低了维生素C的成本，提高了收益。现在的维生素C100%都是生物法生产。这产品是我国制药界产品用生物法取代化工法的一个成功案例。
凯赛真正在工业方面生物法取代化工法，是长链二元酸这个项目。这个产业化是100%由凯赛一家做的。生物法可以制造长链二元酸，全世界已经做了几十年了。中国很多机构，科学院研究所，包括中石油、中石化都在做这个，美国日本研究的更早了，国际上很多大的化工公司都在研究，早就形成了技术，但是全都没有产业化，不是做不出来，而是做不过石油法，起不到替代的效果，要想替代必须同样质量价格比他便宜。
凯赛的贡献在于技术上替代石油法，商业上更具竞争力，能作为商业案例。最大的贡献是定义长链二元酸生物法产品质量。我们是用在聚合物上唯一一家产业化的，定义了质量和规则，研究了全新的生物法替代化工法，所有的技术瓶颈都是我们打破的，完全从生物的角度替代化工产品。生物指标、质量标准、方法的鉴定都是凯赛一家完成。我回国的时候，中国建了很多维生素C厂，我只是一个有贡献的参与者。但长链二元酸是凯赛独家完成。今年：
第一，由于生物法的竞争性。凯赛占了全球工业生物70%的市场，明年会到90%.
第二，把市场扩大，取代了化工法还取代了相邻的其他的品种。不但取代了份额还扩大市场，这是生物法最理想的目标。长链二元酸我们做到了这点，并且是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生物法取代化工法唯一的案例。
我们凯赛通过技术进入行业标准的制定，方法的设立，和资本市场结合，说服下游客户接受，这是完整的产业实践过程，凯赛为整个行业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案例。从生物法取代石油化工，千呼万唤，长链是一个完整的例子。这是我们对行业的贡献，也是中国值得思考的例子。我们所有的产业化都在中国完成。
三、 高科技公司在当前产业化过程中面对的问题和困惑（凯赛的案例的启发）
1、资金问题
资金是制约高科技产业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资金投入量不足和资金使用机制不合理、投融资渠道不健全，给高新技术产业化带来严重的影响。由于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许多创新项目被束之高阁，造成高技术产业化进程的中断，制约了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工业生物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相比，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和长周期等特点，其投融资体系具有以下4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知识密集、资本密集、研发投入大；二是研发周期长、风险高、利润回报高；三是企业规模小、创新能力强，跨国公司与中小创新型公司并存，但中小型公司是主体；四是对政府管制敏感、知识产权保护要求高。
目前我国高科技产业化发展在资金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
1.政府投资不足。
政府对高技术产业投资有一种方式是直接投资，即通过预算拨款，直接向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区一一科技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和研究开发设施投资，或直接对重点高技术领域的研究、产业开发投资。另一种方式是间接投资，即通过财政补贴、奖励金制等多种形式，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我国政府的直接投资额和间接投资额与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着很大差距。目前政府拨款只占高新技术产业区总经费的10%左右。
2.风险投资机制不完善
在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风险投资是高技术产业投资的一种主要形式。我国虽然规定有关部门可在高新区建立风险投资基金，条件成熟的高新区可创办风险投资公司。但由于我国整体风险投资机制尚未建立健全，风险投资工作的开展非常有限。对高科技企业产业化造成很大影响。
3.资金不能有效利用
一方面从整体来说，我国科技投入明显不足，我国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我国R&D经费其他消耗过大，流失严重，在R&D经费总量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如此大份额的流失使经费更为短缺。
高水平的资本运作体系是高科技产业化的根本保证。目前我国的投资资金分配结构不合理。我国R& D投入、高科技成果转化投入和产业规模化三者经费比例为约1:1.1:1.5, 发达国家大致为1:10:100,我国的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明显缺乏效益。因而改善高科技产业投资的各运行环节, 对促进我国科技产业化和发展高科技企业都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2、人才问题：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十分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实际上高科技的研究和应用都离不开高科技人才。推动高技术产业化的高素质人才是指:①在高科技企业中，具备较高科学文化知识、技术熟练的员工队伍;②高科技企业中既懂科技，又懂经营管理的经营者;③技术创新能力强的科研人才;④熟悉市场以及市场开拓能力强的市场运作高手。实践证明，人才是实现高科技产业化的关键。
拥有一个科技型企业家和优秀的管理团队是凯赛成功的重要原因。凯赛的管理团队中，有化学基础理论背景水平强的CEO，发酵行业出身的副总，以及曾在世界上最大产业化装置的ADM公司工作的成员。凯赛管理团队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认知理解度都非常好，并且凯赛的管理团队都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对工业生物产业化拥有坚贞的信仰，是信仰支撑他们在生物工业产业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高、越走越远。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十分丰富，我们拥有大批的科学人才、科级干部，但高技术产业所需的科技型的企业家却十分短缺，这是造成我国高科技产业化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科技型企业家是企业在市场成功的重要因素，他只有在公司的机制下才能产生，公司须以他为主导，他拥有企业的所有权。
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源，要促进高科技产业化，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吸引科技人才、培养科技型企业家。
3、知识产权问题：
高新技术产业是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密集，人才密集资金密集的现代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知识产权的发展密不可分。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经说，“质量最高的力量来自应用知识”。他认为，知识将是21世纪最高质量的力量。而在一切知识中，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科技附加值最高；相应地，对这些高新技术成果权益的保护也就尤为重要。知识产权保护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基础。在未来的知识经济中，拥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将成知识经济的主要支柱。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可以有力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目前技术知识产权工作还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缺乏以知识产权为核心进行资本化运作的战略意识，此种战略意识的缺乏集中表现为“四重四轻”：重传统类别资产管理、轻知识产权类新型资产管理；重传统类型知识产权，轻新型知识产权；重现实资产管理，轻潜在资产培育；重管理制度的制定，轻制度有效实施和监控。有关的法律规范基本集中在对传统类别资产的管理上，涉及到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管理的并不是很多，即使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也只是很初级、笼统的问题，很难谈得上是知识产权的资本化运营。在产权登记有关表格上，仅仅列出“其他无形资产”科目，并没有明确指出知识产权这一栏目，更不用谈更为细化的知识产权类型了。
高科技的产业在中国的发展，知识产业这个领域里面有很多值得去探讨的事情。凯赛在这方面遭受了惨痛的教训。中国很多地方以发展经济为由，把偷技术变成政府保护行为，这不但严重打击创业者的信心，也对中国高科技市场的信誉造成了不利的影响。高科技的生命力在于高投入高回报。削弱知识产业保护，高回报就增加了风险，高投入就望而却步了，如此就恶性循环，导致高科技产业化停滞不前。
目前国家对高科技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在产业保护方面有很多错误观点，对国内外企业的知识产权没有做到一视同仁，这对吸引国外先进技术是非常大的阻碍，同时也阻碍了我们国家企业进行高科技创新。这些都不利于我国高科技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
4、市场环境问题：
目前，各主要发达国家鼓励工业生物技术发展的政策多集中在生物燃料方面，生物化工方面则相对较少。这是因为能源安全、气候变化以及农业生产成本问题是各国关注的重点。除这些主要问题外，环境问题、经济效益、土地及水资源利用、能源价格波动、食品及原料价格、支撑与竞争性技术、卫生保健成本等问题都与生物燃料的发展息息相关。
在工业领域中应用生物技术，公众的接受程度比较高。然而，工业生物技术企业开展的工作却往往会受到很多法律和法规的限制。
凯赛是全世界丁醇产业化做的最好的，把燃料做了最大的规模，一个反应罐1800立方米，连续发酵。同时，用秸秆生物质的利用，在技术上率先进行突破，全世界走得最早。但在中国的阻力最大，很沉重。
因为两桶油垄断。全世界支持力度很大，中国支持力度也很大，但是民营企业不能做。这燃料这块基本上政府主导，石油的价格都是中国政府定，进口石油都是中石油、中石化定价。
在生物这块国家只支持国家梯队，我们这个行业要是在美国可以拉到很多资金，但是在中国仍然是零资助。我享受不了中国的支持，中国说我是美资企业。也无法享受美国的资助，美国说我是中国企业。美国商业部的调查报告，凯赛是它唯一提到的中国民营企业，但中国从来不承认凯赛是中国民营企业。
凯赛的领先是要靠早期国家的支持，所有的再生能源都是国家支持。但我们现在完全靠资本市场的支持。国家政府不惜一切代价让中石化中石油成立庞大的研究机构从头开始研究丁醇，和我们做一样的东西，他们还在实验室捣鼓，但是凯赛几年前就已经建厂了，它再过十年能赶上我就不错了，但是十年之后，别人又发展到哪了？这真是资源的巨大浪费。
同时，我们在税收优惠方面和金融措施落实方面都和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差距差距。我国国发〔1991〕12号文件对高新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在所得税、建筑税、进出口关税等方面作出一些优惠规定，其中力度较大，且执行较好的是高新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但由于这些优惠措施涉及到的企业非常有限，而且高新技术企业在投产初期利润甚微，故此条款对企业带来的实际利益要大打折扣。法国政府制定的税收政策规定，根据企业技术创新费用投入的大小，部分减免企业的公司税或所得税，可减免的数量为企业当年技术创新经费减去前两年该项投入额的平均数额的50%;新加坡政府为鼓励企业向高新技术方面发展，规定企业用于引进设备和技术的投资，可根据不同情况获得按投资额10%一15%的比例减免所得税，企业由于应用了本地未曾用过的新技术，可以获得减免全部所得税的优惠，免税期可达5一10年。
我国目前利用金融手段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还十分薄弱，虽然规定银行要对高技术企业给予积极支持，并可安排发行一定额度长期债券，但实际落实难度很大。各发达国家为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采取了许多倾斜的金融措施，如提供政府信贷，向高新技术产业部门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提供信贷担保，其担保额通常在50%一80%之间;建立专门的科技信贷银行，为研究开发活动和成果的推广应用提供资金支持;由金融部门直接对高新技术企业实行特殊的金融政策、如低息贷款、风险投资、第二股票交易市场等。
四、建议和对策
1、政府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是推进高技术产业化的有力杠杆。虽然两者有不同的作用对象与领域，但是，今天在主要工业国家的政策实践中，两者有逐步融合的倾向，即将科技的发展与产业的发展在政策的运用上更紧密而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科技尤其是高科技为导向，带动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以此推进经济的发展。这一趋势的出现，是由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竞争特点所决定的。
政府的科技和产业政策，显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化起到促进和催生、扶植和保护的作用。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新的科技不断投入应用，新的产业部门接连出现，传统产业部门技术升级后焕发勃勃生机，这些都与政府明确的科技和产业政策分不开。日本、欧盟以及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韩国，其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成就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政府的科技和产业政策。
2、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选择重点优先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对发展哪些技术进行选择，为此，要根据本国具体情况，预测技术发展趋势，选择那些对本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关键技术予以优先发展、推广和应用。如美国在“信息高速公路”方面技术领先，不仅对美国经济产生重要的推动力，而且将对美国在今后长时期内保持国的地位发挥根本性作用。印度在软件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对印度经济增长起到支撑作用。
3、任何一项先进科技只有通过企业的创新性开发和应用，将其转化为某种具有特定用途的产品，才能服务于人类，因此，要努力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在科技产业化过程中，作为经济活动中心的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为此，各国都十分注重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为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美国政府提高R&D经费开支，并对企业R&D投资给予一定的税额减免的优惠待遇，并将中小企业的先进技术长期投资收益税率降低50%。英国增加的科技投入中，有一部分是用于支持和鼓励中小企业从事技术研究和开发。
4、相关制度的变迁和创新，是高技术产业化的促进因素。如美国的风险投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高技术产业发展优于欧盟和日本起了重要作用，各国在进行的企业制度的变革，强化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有利于新技术条件下企业的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化。
5、“十二五”时期仍要提出积极适度的高技术产业发展目标。“十一五”科技规划提出，到2010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要达到18%，但是2004年以来，这一指标就呈下降趋势，目前不足13%。在“十二五”时期，仍要把高技术产业的加速发展摆在产业发展的重要位置，提出积极而又适度的高技术产业发展目标，引导各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关于高科技公司在中国实现产业化进程中的人才问题 生物科技与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与国家安全竞争的焦点，抢占生物技术及其引领的生物经济的制高点已成为各国的国家战略。凯塞生物技术公司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专注于研究用生物法取代传统石油化工法生产化工材料和替代燃料大规模产业化技术的企业。主持和参与过多项国家生物技术攻关项目，特别突出的是解决了长链二元酸、绿色尼龙和生物丁醇的核心技术，为中国的生物化工和生物能源产业做出卓越的贡献。
一、凯赛生物技术公司在世界工业生物产业的卓越贡献
凯塞生物技术公司是1997年由归国留学生在北京创立的，目前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设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在山东省济宁市和吉林省吉林市设有产业化基地。凯塞在生物化工和生物能源产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1、凯赛运用生物法取代化工法并实现了长链二元酸产业化过程
长链二元酸是指含有10个以上碳原子的直链二羧酸，是一类用途十分广泛和重要的精细化工原料，作为化工中重要的中间原料，长链二元酸是合成麝香-T、共聚酰胺热熔胶、尼龙工程塑料等特殊用品的主要原料。以长链二元酸为基础原料生产合成高级香料麝香、高级尼龙橡胶、高温电介质、高档热熔胶、耐寒增塑剂、高级润滑油、高级油漆和涂料等精细化工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化工、轻工、农药、医药、液晶材料等领域。
生物法可以制造长链二元酸，全世界已经做了几十年。中国很多机构都在做，美国、日本研究的更早，国际上很多大的化工公司都在研究，早就形成了技术，但是都没有产业化，不是做不出来，而是由于成本太高做不过石油法，起不到替代的效果，要想替代必须同样质量价格比它便宜。作为商业案例，凯赛的贡献是研究了全新的生物法替代化工法的过程，关键的技术瓶颈都是他们打破的。并定义长链二元酸生物法产品质量和行业标准规则、生物指标、鉴定方法，并说服下游客户接受。由于生物法的竞争性，凯赛占了全球工业生物70%的市场，明年会达到90%。市场的扩大，不但取代了化工法还取代了相邻的其他的品种。
2、凯赛的绿色尼龙产业化技术是生物材料产业化技术的重大突破
在五大材料中，尼龙（即聚酰胺）由于其独特的性能具有特殊的行业地位。全球尼龙市场年需求量达700万吨以上，其中尼龙6和尼龙66占主导地位，尼龙66的性能在某些方面优于尼龙6，主要应用领域是纤维（如服装、汽车轮胎帘子布、地毯和管道等）和工程塑料（如电子仪器产品和汽车的部件等）。单在汽车工业应用领域， 2011年全球仅在汽车行业上对尼龙的需求就超过150万吨，预计到2018年汽车对尼龙需求量就可达到240万吨。此外，尼龙在枪械等军用装备中也有广泛用途。
世界上目前的尼龙产品是利用石油产品的原料来聚合生产的。杜邦公司在上世纪30年代发明尼龙时最先研究出的是使用戊二胺与二元酸聚合的高性能的尼龙产品，但由于戊二胺价格昂贵，杜邦后来推出的产品是由己二胺和己二酸合成的尼龙66。正是这个产品成就了杜邦这个化学帝国又一个持续多年的辉煌。全球己二胺目前需求估计为180万吨，预计很快会超过200万吨。全球己二胺的供应相对集中，而其生产原料己二腈被英威达、罗地亚、奥升德等少数几个跨国公司垄断，中国国内没有一家企业能够生产己二胺的前体己二腈，尼龙生产企业只能购买进口己二腈生产己二胺。随着中国尼龙66和己二胺市场需求量迅猛增长，中国企业没有自主开发的己二胺生产技术这一矛盾将越来越突出。同时，由于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尼龙66原料成本也相应上涨，即使美国英威达这个控制着己二胺生产技术的企业也无法盈利。
凯赛开发的生物技术能够利用可再生原料生产多种“绿色尼龙”。 经过12年的研究开发，凯赛公司已经成功地开发出一系列技术，利用植物油、玉米淀粉、纤维素生物质为原料，通过生物发酵和酶转化的方法生产不同链长的二元酸和戊二胺，并以此为基础原料合成出从C9到C24的单元碳长度的系列双尼龙。无论是二元酸还是二元胺的技术都是凯赛的自主研发成果。这一成果的产业化将标志中国在生物技术应用于材料领域里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3、凯赛研发的生物质丁醇技术是第二代生物燃料产业化技术的突破
全世界在寻求替代能源的过程中发现，生物法制造丁醇将是具有竞争力的新一代燃料。作为汽车燃料的替代，丁醇的性能包括燃烧值，与汽油的混合，吸水性等各种指标都显著优于乙醇。同时，丁醇也是建筑行业内的一个重要化学溶剂。
新一代生物法丁醇的产业化技术受到各国政府、企业和资本市场的高度重视，美国杜邦公司与英国石油公司于2006年就共同投入5亿美元研究经费，GEVO等多个国外企业仅凭实验室结果就在美国上市并融入大量资金开发生物丁醇的产业化新技术。
30年前，中国丁醇的生产曾经是用传统的生物方法（第一代ABE生产工艺），实际上在世界上主导了当时生物法丁醇的生产达几十年，但由于技术落后而导致的废水量大、质量差、成本高等因素被石化工艺替代。
凯赛生物产业有限公司在传统的ABE工艺上，成功地开发了第二代生物丁醇技术，该产业化技术在以下方面获得重大突破：开发出利用淀粉代替玉米粉的新菌种，大幅度节约了原料成本；新菌种可以承受发酵废液的循环使用，显著降低了环境排放压力；发明了1800立方米发酵罐连续发酵，是世界最大规模的生物丁醇生产设施；生物法丁醇首次通过丙烯酸丁酯（丁醇主要化学应用）的质量要求；利用填充塔蒸馏技术减低产品提取能耗逾30%；厌氧废水处理的气体用于生产车用甲烷；实现了45万吨玉米规模，形成以丁醇为核心的生物炼制产业化工艺。为了解决生物化工和生物能源与人争粮和与粮争地的矛盾，使用非耕地的非粮作物和农业废弃物纤维素生物质作原料，生产具有成本优势的化学品和燃料是工业生物产业的关键挑战。美国能源部在2006年就纤维素生物燃料计划发表了206页的研究路线图。根据报告，主要的美国研究人员目前正按着报告中的时间表紧锣密鼓地推进，尤其是在生物质预处理和纤维素酶的研究开发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凯赛开发的纤维素生物质丁醇技术在以下方面领先世界水平：高于现有技术1000倍的生物代谢产物的快速检测平台；培育出承受高浓度发酵抑制物的菌种；大幅度减低了生物质制糖成本；凯赛生物质丁醇菌种可以同时利用生物质中的五碳糖和六碳糖。玉米秸秆的中试结果表明，凯赛生物质丁醇技术具备产业化条件。凯赛已经在吉林市投资了14亿人民币，建造了10万吨生物玉米淀粉制造丁醇的生产线。2012年，凯赛还将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建造一条利用玉米秸秆制造生物丁醇的示范装置。
简言之，凯赛首先是在以烷烃为原料生物法生产长链二元酸技术上获得突破。在此基础上，凯赛又开发了以植物油为原料生产各种二元酸的生物技术。自2001年起，凯赛在山东省济宁市就累计投资了逾10亿元人民币，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用生物法聚合级长链二元酸的大型生产装置，公司的主要客户包括了杜邦、德固赛、阿科玛等国际大公司。凯赛公司的生物法二元酸于2011年就已经取代了化学法50%的全球市场，这也是唯一的生物法产品取代化学法产品的成功案例。继二元酸技术产业化成功之后，凯赛用了五年时间开发了一项高效的技术，以农作物（淀粉、甘蔗、秸秆等）为原料通过发酵生产氨基酸，然后经过酶转化得到戊二胺。凯赛基因工程专家构建了具有产业化价值的高转化性能的基因工程菌，使戊二胺转化水平接近理论值，转化浓度也是报道过的最高水平，并已进入中试阶段。根据目前原料的成本，凯赛生物法生产戊二胺成本将比石化法生产己二胺成本低30%以上，并计划于2012年底实现产业化。绿色尼龙在竞争270亿美元的尼龙市场过程中具有成本和可再生方面的双重优势，因此，凯赛技术的产业化将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益。
二、从凯赛生物技术公司的案例探讨我国高科技公司的人才问题
从对凯赛生物技术公司的调研中，我们了解到他们在生物技术产业化过程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的一些困惑，他们遇到的问题在我国高科技公司带有普遍性，尤其是人才的删选、甄别、评估、保留等问题，需引起政府决策机构的重视并加以解决。
1、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之一
新经济增长理论在对生产要素的研究中十分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这里我们不妨就生产要素的问题稍加详细讨论。
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又称生产因素，指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是维系经济运行及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因素。生产要素，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四种，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技术、信息也作为相对独立的要素作为生产投入。这些生产要素进行市场交换，形成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价格及其体系。
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指社会根据生产某种产品时所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比例和贡献对投入主体进行的报酬返还。
2、西方经济学对主要生产要素的描述
关于生产要素的类别，国内外经济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其内容也不尽相同。中国有些经济学家根据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认为生产要素(称为生产力因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其中，劳动者是指正在或能够在生产力系统运行过程中发挥劳动功能的人；劳动资料包括生产工具、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劳动对象可分为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和经过人类加工过的劳动对象，个体包括自然物(如土地)、原料和材料等。另外，随着经济的进步和经济理论的发展，科学技术、管理和信息也逐渐被列入生产要素的内容。
西方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经历了从二要素论、三要素论……到六要素论的发展过程。早在17世纪，威廉?佩第在《赋税论》一书中最早提出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基础，但威廉?佩第同时又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即土地和劳动都创造财富和价值，因而生产要素又是二元的，尽管他最后又想把这两种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从而“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面尺度”；但他同时又认为“无论是什么社会，商品的价格归根到底都分解成为劳动、资本和土地三个部分或其中之一”，从而又从劳动价值论转向生产费用论，确定了三要素说的雏形。因此亚当?斯密受到劳动价值论者(如大卫·李嘉图和马克思)以及三要素论者(如萨伊)两方面的批评。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认为“价值是劳动(或人类的勤劳)的作用、自然所提供的各种要素的作用和资本的作用联合产生的成果，”并明确提出劳动、资本和土地是最基本的三种生产要素。
189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组织”(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管理或企业家才能)对于生产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他把“组织”列为第四要素。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各国经济增长进行分析比较后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先进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允许的来源”；罗伯特?索洛的研究成果也揭示出：“技术发展是经济增长后面的长期的主要因素。”
由于科学技术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许多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分析时都认为，技术进步是除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三个源泉。与此同时，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信息高速公路的普及，信息在生产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六要素论的说法逐渐形成。
3、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上义经济学在生产要素学说的异同
对两种不同生产要素学说内容进行比较显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的划分有极大的相似性，尤其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和对其他学派精华的吸收，两者在生产要素内容方面有越来越接近的趋势。
首先，双方都认为，生产要素是劳动过程中最一般、最基本的要素；其次，马克思上义经济学所说的劳动者可以认为与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劳动力是相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劳动资料可以等同于西方经济学中的实物资本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劳动对象基本上等同于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广义的土地(即自然资源)，其他如技术、管理、信息等则都是相同的。
但是，两者在内容上的相似性并不等于两者可以混为一谈，两者在本质上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相比来说，西方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的划分更偏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纯物质和技术意义，是单纯的生产力要素的概念；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和技术关系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是生产过程的两重性之一，除此之外生产要素还具有社会经济关系和形式的意义。两者关于生产要素的另一个最重要也可以说是最本质的区别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只有劳动创造价值，而其他要素虽然也参与财富的生产过程，但并不创造价值。因此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就成为诸生产要素中的最重要因素，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其他生产要素全部实行公有制的前提下，就只能实行按劳分配或按(劳动力的)需(要)分配。西方经济学则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一样可以创造价值，因此在分配上也应当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另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把货币作为生产力的因素，而西方经济学中的资本要素中则包含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或称金融资本)。
总之，综合两者的生产要素学说，生产要素主要有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和信息。生产要素通常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土地、经济信息和经济管理等六种。
1)资本包括资本货物(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和原材料等)和金融资产(股票、债券和借款等);
2)劳动力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
3)技术包括文字、表格、数据、配方等有形形态，也包括实际生产经验、个人的专门技能等无形形态;
4)土地不仅包括其本身，还包括地下的矿藏和地上的自然资源;
5)经济信息要素是指与产品生产、销售和消费直接相关的消息、情报、数据和知识等;
6)经济管理要素又称为生产组织要素或企业家才能要素。
4、潜在生产力须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众所周知，高科技的研究和应用离不开科技领头人。而企业在市场中的实践证明，高科技企业中需要科技的领军人物，但同时对这个领军人物的要求很高。他要懂经营管理，还要熟悉市场且是市场运作的高手。高科技公司的领军人物应是复合型人才，这种看起来很高的要求也恰恰体现了高科技公司在市场中走向成功的艰难历程。因为人才难得，所以高科技企业成功的比例也不是很高。这印证了一个假设：“科技企业家”是实现高科技产业化的关键，同时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科技企业家”在一定程度上覆盖了上述6项生产要素中的“2”、“3”、“5”“6”等四项。诚然，经济信息要素是生产力，经济管理要素是生产力，科技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亦即第一位的变革作用。但它们毕竟是理论意义上的生产力，从而是潜在的生产力。它需要转化或曰物化，转化或曰物化到劳动力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中去，转化或曰物化到资本包括资本货物(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和原材料等)和金融资产(股票、债券和借款等)中去，转化或曰物化到土地本身，还包括地下的矿藏和地上的自然资源中去。这其中，转化或曰物化并渗透到劳动力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中去意义最为重要，这是因为作为生产要素中的主体因素劳动者对所有其它客体生产要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科技的、管理的、信息的生产要素只有物化并渗透到劳动者中去才有可能作用到资本的、土地的生产要素中去。从而把潜在的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凯赛公司的创始人和核心技术专家刘修才，1977年恢复高考时，从安徽考上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化学系，1986年留学美国，在威斯康辛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和博士后，后来又在位于新泽西州的山度士药物研究所任资深研究员。期间，他创立了海外最大的华人专业团体—“美中医药学会”，并担任首任会长。为响应时任全国政协钱伟长副主席和全国侨办廖晖主任动员留美学者回国服务的号召，他于1994年辞去美国的工作及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创业。在创业中遇到的困难常人难以想象，经过18年的艰苦奋斗，他已成为生物化工科技和生物能源产业领域的佼佼者和凯赛公司的领军人物。经过18年的企业运营和商战打拼，这位领军人物学会了经营管理，熟悉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并把凯赛建成一个世界工业生物的知名公司。如今凯赛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建立了研发中心，在山东济宁和东北吉林共投资了24亿元人民币建设了两个工业生物生产基地。如前所述，已在多项工业生物技术和经营指标上都遥遥领先世界水平，仅凯赛独家开发的生物法长链二元酸就已经占有全球70%的市场。
由此，我们在千千万万留学生归国服务的大军中捕捉到了相似的身影，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被誉为“中国火箭之父”的钱学森，当年的归国使中国有了“两弹一星”，由此确立了中国在世界的大国地位。而刘修才回国创业使得我国在多项工业生物技术和经营指标上都遥遥领先于世界水平。虽然钱学森与刘修才两人间有许多不可比性，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基本道理是相通的，也对我们在人才的思考上有了些启发，即：国家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像他们这样的几个典型人物，我们更需要的是一大批前仆后继的归国人才。钱学森归国将他学成的火箭理论成功地应用于中国的火箭、导弹的研究和制造部门，产品在试验基地反复加以验正，并最终定型装备部队，从而生成了现实的、令人生畏的战斗力。同理，刘修才回国创业把他深厚的化学和生物学知识应用到凯赛的工业生物实验室中，经过产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最终突破了世界化工市场中生物法替代化学法的多种产品的技术瓶颈，从而把生物法代替化学法的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十分丰富，我们拥有大批的科技人才、科技干部，但高技术产业所需的科技型的企业家却十分短缺。复合型的领军人才奇缺是造成我国高科技产业化发展相对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我们的一些政策倾斜、资金和“科学技术权威”的行政分配制度常会成为生产力快速转化的阻力，以致变相造成了一些学者和研究人员止步于学斋里的“一支笔加几篇文章”的“论文成果”中，在产业化遇阻的时候，不是反思实验室的数据是否正确而是怪罪于产业化放大的过程。殊不知在科学上，一个真正的科研成果在产业化的过程中不会遇到根本性的阻力。正因为如此，很多“论文成果”在经过评定机构的评定后只能“束之高阁”。众所周知，止步于实验室的科技研究不能成为真正的生产力，生产力实现的关键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及商业化，只有市场才是检验科技生产力的试金石。
引进科技人才重要，用好人才更重要。想象一下，假如钱学森归来担任了与航天事业毫不相干的官员，再假如刘修才归国后担任与工业生物无关的某校教授，结果就会是推迟今天中国航天事业取得的成就，同时也不会有中国在当下世界工业生物一枝独秀的凯赛。另外，不论是钱学森还是刘修才，他们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初期，或在凯赛创业过程中均遇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如果想放弃，随便选一件就足够，然而，他们靠着信念和理想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从艰难中走出。他们成长于不同的时代，从事着不同的行业，有着不同的经历，但他们都是留学生，都是回归中国从事自己擅长的事业，也都在自己的事业中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使我们想到各级主管部门应该把如何关心和爱惜归国人才的问题，即：如何把引进人才，用好人才，关心和爱惜人才以及做到人尽其才的事情做得更好。
5、建议政府决策机构重视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我国提出“人才强国战略”以来制定了若干的重大举措，但有许多新问题需要出台相应的各种政策法规加以解决。比如，如何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问题；如何针对制约科技发展和支撑引领作用发挥的重点问题，加大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和政策突破的力度，把深化改革贯穿到科技工作的各个方面，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问题；如何把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放在首位，进一步加强科研条件和创新基地建设，扩大开放合作，积极营造更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有效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力的问题；如何聚集多元化的创新人才，不光是要引进留学生人才，还要吸纳世界范围内人才，努力推动人才的国际化的问题；如何吸引改革开放以后出国并已在国外取得成就的华侨身份的专家并给他们以“国民待遇”问题；如何在政策上进一步善待归国多年并取得成就的“老留学生人才”使他们也能享受“新”归国人才的待遇问题；如何进一步改善回国创业者的生态环境使更多的有真才实学的和有理想的人才源源不断地归国服务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确实亟待引起政府决策机构的重视并加以解决。
综上所述，要促进高科技产业化和商业化的实现把科技转变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政府需要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
1)在建立和完善成果评估体系中更加重视科技成果评估过程的中立性、科学性、透明性和公平性，尽量规避现有“科技权威行政分配制”产生的不利影响。
2)重新审视政策的倾斜，要用大胸怀鼓励各种所有制的高科技公司在中国共同发展。
3)在资金投入导向上要有更大的容纳性，支持和平等对待各种所有制的高科技公司，因为他们都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4)建立和完善长期稳定的人才引进业绩的评估机制，成为政策实施的依据，实现人才评估的连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