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过度发表或影响国家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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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科学网某网友披露了一组数据：作为开放获取的电子刊物Plos One发表论文量剧增，从2008年的2720篇，发展到2013年的32408篇。其间，中国学者在该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从145篇增加到6000篇，增加了40倍。又据有关部门统计，2013年我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共16.47万篇；过去10年间，共发表国际论文114.3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论文大国。

第一，过度发表催生大量跟风研究。如果研究人员的科研目的，就是为了发表文章，他们就什么容易做就做什么，跟风现象十分严重，甚至没有了必要的科学质疑精神。中国学者发表的大量论文，受刊物影响因子左右，往往是比着葫芦画瓢，思路受到限制，不敢提出创新的观点，很难有真见卓识。很多研究论文发表后，被束之高阁，连自己都不愿意多看一眼。一些从国外回来的科研人员，在国外得到的训练就是发表文章，其思路多为西方导师的，或追踪国际好的SCI刊物，重复设计实验，或干脆将国外做过的实验扩大规模继续做，基本没有原始创新。

第二，为发表而发表，打压了年轻学者的科研兴趣。不少科研单位和高校都硬性规定研究生发表或接受一定数量的论文才能获得学位，如规定博士生必须发表1篇以上SCI或2篇核心期刊论文；硕士生发表1篇以上核心期刊论文。在这个基础上，有的单位还要加码，如要求发表的SCI 论文必须达到影响因子1分以上。有了这些规定，许多研究生不能按时毕业，四五年得不到学位的大有人在。在论文发表压力下，研究生们对学术研究毫无兴趣，学术研究成了“卡”“压”青年学者健康成长的“学术游戏”。

第三，大量没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成为垃圾论文。四年前，井冈山大学两位讲师因发表70篇SCI论文造假，被撤销论文，同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实，井冈山大学的两位老师是当前科技制度的牺牲品。由于评估或奖励体系仅看数量，不问质量，也不管论文是如何写成的，就给一些投机分子可乘之机，学术造假与学术腐败严重。论文发表过程中，花钱雇枪手、花钱改英文、花钱买发表等等已不是个别现象了。

第四，学术浮躁，科研商业化。目前科研机构的体制，科研人员能不能发出工资来，或发多少，其评价标准就是论文指标。科研人员为保证基本的人格尊严和生活需求，不惜沦落为论文“奴隶”，成为科研大军中的“农民工”。生存是生物的本能，同样也是人类的本能；不仅是官员的本能，更是商人的本能，也是科技人员的本能。当发表SCI文章还有物质奖励这样的诱惑时，将论文变成商品就难以避免，更何况许多科研单位的绩效发放是与一定级别发表的论文数量直接挂钩的，想方设法将文章发表出去。发表论文与申请经费这两件事，科研人员最关心，而论文又代表着经费，因此，论文发表几乎成了当前中国科研人员的唯一科研活动。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造假的成本远远低于造真的成本，这就像盗版书屡禁不止一样的道理。如果大家都不买盗版书，就不会有盗版现象，因为没有市场了。遗憾的是，现实中图便宜的大有人在，因此盗版就不可能消失。其实学术造假比起官场腐败和环境破坏来，是小巫见大巫，是穷知识分子的一点小聪明而已。学术造假尽管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被抓住的仅仅是少数。在利益诱惑面前，学术造假将会前赴后继，并将不断升级。

第五，一个没有了科学精神的民族是危险的。目前的学术论文为主的评估体制，让中国科技界非常被动：思路被人家引领，仪器要买人家的，成果要发表在人家的刊物上，大的奖项如诺贝尔奖还是人家说了算。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科学家永远是打工的角色，许多人浪费了青春乃至终身，一无所获。

官员政绩考核靠GDP，科研人员考核靠SCI，这两个洋指标在中国能够流行二三十年，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吗？GDP崇拜，最终导致了带血的GDP出现；SCI崇拜，最终导致了中国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横行，言必称美国、食洋不化最终导致了中国原始创新动力的夭折，使得大批优秀的科研人员尤其具有创新潜力的青年学者沦为SCI奴隶。当前，国家已经叫停了将GDP作为官员考核的硬性指标的做法，那么，科研人员的SCI“紧箍咒”呢？

建议取消硕士博士论文挂钩；取消职称评定与论文数量挂钩，仅仅要求出示少量代表作，强调科学贡献；取消经费申请附论文清单，让科研回到科研。中国科学院，还有国内重点高校，应当严把入门关，通过政策渠道稳定科研队伍，在理论上提出自己的核心观点，敢于挑战权威；在应用上瞄准国际重大需求，以任务带学科，最终实现国家原始科研创新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