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梦工厂里那些年轻人：没上大学就做研究
【开篇语：大公司里的年轻人】
世界总会让年轻人占领。
曾经和乔布斯一起演讲的小天才ThomasSuarez今年还在读初中，现在他在名叫MakerBot的机器人创业公司研究3D打印机。而出生于1997年的邹奇奇，8岁出版了12万字故事集《飞扬的手指》轰动美国，2013年登上TED时她已有“女权主义者”标签和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及和平奖的“野心”。
在美国，乔布斯、比尔·盖茨、保罗·艾伦、史蒂夫·鲍尔默，这四位PC时代大咖出生年份恰巧在1955年、1955年、1953年和1956年，1975年前后他们20多岁时，都开始尝试用新技术掀翻世界。中国的马化腾、李彦宏、周鸿祎、雷军四位创始人年龄相若，他们都出生在1970年左右，成名时都不过30岁。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他的《引爆点》一书中说：“当经济正发生变革的时候，如果你刚好20来岁，而你又能紧紧把握机遇，那么成功就近在眼前了。”
如果你还没有，或者不打算成为一个创业者，也有不错的选择，那就是找一个互相欣赏的平台，和它一起生长。
大公司如何管理85后、90后的年轻人，年轻人怎样在一个庞大的机构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几乎成为一个世界级难题。谁破解了这个难题，谁就能抓住未来。在下面的故事中，你会看到腾讯和华大基因如何收集、管理和激发最聪明的大脑，以及个人与平台如何相互成就。
基因梦工厂
一群走在基因科学前沿的80后，正在用年轻人的节奏，改变产业格局
文_本刊记者黄秋丽摄影_魏天翼
每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李英睿总被人称为“DoctorLi”（李博士）。
他已经默认了这个称呼，因为如果他告诉别人自己只有本科学历，大概没有人会相信。1986年出生的李英睿，2010年刚刚大学毕业两年，就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基因测序机构—华大基因研究院科学体系的负责人、首席科学家。从2008年至今，他在《自然》、《科学》等权威科学杂志上发表了50多篇论文，一直在和国际顶尖高手过招。
2012年，他多了一个身份：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科技）CEO。这一年，华大科技获得了13.98亿的风险投资，并且收购了美国基因测序仪生产商CompleteGenomics。这家平均年龄只有26.8岁的年轻公司，目前正在准备上市。
华大基因在国际上大名鼎鼎，从2010年到2012年，《科学》杂志连续3年对华大进行了报道。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中，该公司被描述为“涌现出来的genomicssuperpower”，意为基因组学的超级强权。“superpower”常被用来形容美国的霸权主义，从它可以看到国际上对华大取得成就的敬佩和警惕。
华大所谓的“genomicssuper-power”，主要靠李英睿这样的年轻人。华大基因在国际权威科学杂志发表了近百篇高水平论文，发文作者年龄多在24岁－35岁之间。这其中，赵伯闻17岁时、李英睿19岁、侯勇21岁时，就已经表现得锐不可当，为此，《自然》杂志专门写了一篇《科学家需要博士文凭吗》的社论。
走进华大，满眼都是朝气蓬勃的面孔，到处都是年轻人，有时候会产生回到校园的错觉。华大基因总部在深圳盐田港(000088,股吧)附近一座不起眼的灰白色楼里，那里曾经是一个废弃的鞋厂。对于有天赋的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一个造梦工厂—不讲资历，不讲文凭，有足够技术平台，也能网络全球顶尖学术资源。
但造梦必须有经济基础。华大是一家民间研究机构，从诞生起，它就是一种自己养活自己、亦商亦学的模式。现在它某些部分正在加速商业化。李英睿领导的华大科技，是华大在商业上最成熟的部分，年收入超过10亿，利润超过2亿。它以基因测序服务为主业，客户是遍布全球的科研机构。但华大野心不止于科学链条下游的基因测序业务，它在动物、植物、复杂疾病、健康等很多方面都有领先研究，如何让这些成果转化成经济、利润，是华大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
这群年轻的科学家，未来有可能成为企业家。他们不仅在用年轻人的心跳加速科学发现，也有可能改变一些产业的格局。民生产业是华大未来的战略方向，目前在健康领域上它已经尝试商业运作。
梦想是年轻人的专利，但为他们铺就了造梦平台的，还是一群50岁左右的人。汪建是华大基因的灵魂人物，他1990年代参加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对于传统科研、教育体制的离经叛道，让他创立了这样一个亦商亦学的精英组织。在很多人眼里，这家公司和汪建一样，都是反传统的异类。
追梦少年
偶遇华大，他们的人生发生了90度的转弯。
“我当然不是同学中最聪明的啦，最聪明的同学都进了投行。”虽然已经是CEO，李英睿还是个喜欢哈哈大笑的大男孩。
2006年，在北大生科院读大二的李英睿，暑假偶然来到了华大基因实习。一来到华大，他就被深深吸引了，这里可以触摸到科学前沿问题，和学校里学的那一套不一样。没人知道他是谁，他假装熟，“唉，你这程序写的不错呀”，就这样跟人搭讪。他和坐在旁边的两个人讨论了一个暑假的问题，竟然都不知道姓名。李英睿做的第一个课题是研究猪的基因，“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做了两个星期，居然把一个很重要的参数给做对了！”
他形容初入华大的心情是“窃喜”。以前暑假天天打游戏，这个暑假却搞出了点别人不知道的发现。“而且还获得了李恒的表扬，这很重要的哦。”李恒是唯一在三个人类基因组中心里都工作过的华人，获得过美国天才奖。得到了表扬的李英睿感觉大好，“哎呀觉得毕业论文简直不是问题，就这么简单。”
崭露头角的李英睿，很快获得了在华大第一个大项目，关于亚洲人基因组课题。2007年，华大基因从北京搬到深圳，李英睿辍学跟着到了深圳。这份工作让他着迷，他天天住在实验室。有段时间，他父母以为他被绑架了，电话联系不上，找到学校，又几经辗转才联系上他，原来他到深圳换了号码，工作太忙就忘记了给父母打电话。2008年，关于亚洲人基因组的论文登上了《科学》杂志，本科生李英睿是第一作者，此后他在复杂疾病、分子育种、进化等多个领域都获得了研究成果。
对年轻人委以重任，让他们参与重大项目，是华大传统。1999年，还是北京大学生物学院硕士生的王俊加入华大，很快他就成了学术明星和学术带头人。现在他已经是有国际影响的科学家，2012年12月20日出版的《自然》杂志，评选出了年度科学界十大人物，37岁的王俊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李英睿的出现，替代了王俊之前在华大学术带头人的角色。2009年，他带着“特种兵团”攀登科学高峰。“特种兵团”全是年轻人，大部分20岁左右，对科学满腔热情。
2008年底，在华南理工大学读大三的李俊桦，偶然听了李英睿讲座，当场就被吸引了。讲座一结束，他就跑上前去问能不能去深圳看看。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第二天一早华大就派来了一辆车，把他们拉到了深圳总部。参观完毕之后，他已经决定加入华大。2009年，包括李俊桦在内的华南理工大学11个学生，成为第一届华大创新班的学生。这些学生都属于特种兵团。
“在华大没人督促你一定要干什么，但是会给你一个目标，让你自由去发挥。”李俊桦说，经常给定的目标看上去很高，“但不知道为什么做出来总是刚刚好。”他们常常晚上工作到很晚，早上睡醒了就来；有时候半夜吃宵夜，吃着吃着天就亮了。宿舍和实验室相隔不远，下雨时这些年轻人宁可跑过去，也不愿意打伞。
2010年，《人体肠道菌群元基因组参考基因集的构建工作》一文登上了英国著名科学杂志《自然》主刊封面，李俊桦是排名第12的作者。不止是李俊桦，还有3名本科生也在权威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李俊桦本科学计算机，但由于写那篇论文，对微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他带着八九个人的团队，继续从事和微生物有关的研究，同时也在华南理工大学读微生物学博士。2013年11月，26岁的李俊桦到日本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一看演讲嘉宾介绍，大部分人硕士毕业时间比他出生时间都要早。
“特种兵团”中最传奇的要数赵柏闻。现在他已经是华大公认的、继李英睿之后的第四代学术带头人。
2009年他还是北京人大附中高二学生，暑假到华大实习，偶然想到华大有很多高智商的人，何不做一个高智商和基因的研究？2010年，一脸稚气的赵柏闻成了华大国际IQ项目的负责人。
他本人就是高智商。实习不久，他向已经是华大科学体系负责人的李英睿要活干。李英睿随手写了一道数学+编程的题目，让赵柏闻解。赵只用了一个下午打草稿，晚7点开始编程，凌晨时分已经做好了，李英睿当场震惊，这道题是一个项目组所遇到的难题，17岁的赵柏闻一个下午就搞掂，李英睿开始“忽悠”赵柏闻留在华大。在此之前，赵柏闻在中国农科院的一个研究所参与了黄瓜基因研究工作，并作为作者之一在国际知名科学期刊《自然遗传学》上发表了研究论文。
赵柏闻弹一手好钢琴，百米能跑11秒，是学校里标准的优等生。如果没有到华大，他会考上重点大学，几年之后会出国—他的很多同学都在走这条路。但在华大第一次接触到基因组科学前沿，他看到了大量的机会。如果按照常规5年后大学毕业，再花几年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可能错过基因组学发展最关键的时间段”。于是他选择留了下来。
国际IQ项目是华大唯一讲英文的项目组，阵容豪华。20多人的团队中，包括了华大基因和国内外十几位数学、物理、天体以及心理学领域专家学者。高中肄业的赵柏闻是这个项目的带头人，负责生物信息分析，以及各种资源的协调整合。“会有人对我不服，但我知道怎么办。”这位少年很自信，还有点得意，“因为我还管钱。”
赵柏闻的故事打动了比尔·盖茨。2012年底，华大基因和盖茨基金会签署合作备忘录的会场上，盖茨说他见过很多人没上完大学就创业，“但我没见过像华大基因这样，没上过大学就去做基础研究，而且做得这样出色。”2013年，赵柏闻入选麻省理工大学的MITTechnologyReview杂志评出2013年度35位35岁以下的杰出青年科技创新家，他是其中年龄最小的。
年轻人站立的肩膀
一群天才少年的集合就能有这样的成就吗？
“我们没有觉得自己有多天才，只是一些相对比较聪明的人，机缘巧合碰到了一个好平台，做出些成绩。”华大基因首席运营官尹烨说，汪建早已给年轻人搭好了舞台，“要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还不一定行呢。”
“小孩子最需要的是尊重，是发自内心的尊重。”24岁时，李英睿就是华大的首席科学家，他周围有20多个极具潜质的年轻人，他称之为“小孩”
华大几位创始人汪建、杨焕明都有海外留学经历，都是参与1990年代“人类基因组计划1%项目”科学家，这个项目也促成了华大基因诞生。从一开始，华大就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科学家，视野高度国际化。2006年第二代高通量DNA测序仪问世以来，DNA测序速度提高了上百倍，这给相关领域带来了革命性改变。华大抓住第二代DNA测序技术进步带来的机会，2010年初买下了128台illumina高通量DNA测序仪。现在，华大每年的DNA测序量，已超过美国全年的测序量，公司也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基因组测序中心。
“华大的测序资源、计算资源都是足够的。老汪把局布好了。”尹烨说，年轻人是站在前辈肩膀上，才有这个视野和舞台。
进入华大的年轻人，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华大的考试题很像GRE考题，里面有很多与专业无关的稀奇古怪问题，核心是考察一个人的逻辑能力。“如果智力没有问题，人品没有问题，剩下的就是给他们机会。”尹烨说，华大培养人才绝对成功率并非高得离谱，但是培养卓越人才典范性值得称道，“我们是真舍得培养。怎么培养？就是给他几千万的项目，让他砸。”
2008年，李英睿还是本科生时，一年科研经费已经高达5000万，那一年华大总收入也不过上亿。那时李英睿犯过一个很大错误，有一次考虑问题过于单因素、不够宏观，结果给华大带来了1000多万的损失。虽然也挨了批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样的限制。
对于那些天赋极佳的年轻人，在华大会得到很多特殊待遇，华大基因最牛科学家会亲自带他们。“像李英睿是从江南七怪、到全真七子、再到洪七公级别的人教出来的，他的老师全是生物信息领域最有造诣的华人。”尹烨认为，在这种人才机制下，某个年轻人成功是必然中的偶然，但众多偶然性之后，会使必然性概率变大。“出一个王俊是偶然，出一个李英睿幸运，再出一个赵柏闻就是习惯了。”最关键的还是华大已经有了科学创新的机制和土壤。
汪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只要造得起就敢做”。意思是，只要管住底线，就放手让年轻人去干吧。生物信息科学依旧处于初级阶段，很多新发现是基于猜测和想象，而不是高度抽象理论。基因测序技术和IT技术进步，让生物信息科学具备了大科学发展模式，不再仅靠某个科学家个人之力的传统模式。“要把少数项目的创新变成群体创新，不可能有老师来带你，也不可能关注每个细节，只能让年轻人自由发挥。”李英睿说，这样可能是有点乱哄哄的，但只有这样才能大规模做。
汪建最近发明了一个新词，venture-sientist（风投科学家）。“我们不是venture-capitalist（风险资本家），而是venture-sientist。我们就是在投这些年轻人。”汪建说，弄出来一个就是一个，弄出两个就是两个，非要自己去看去管就变成了干活的了。
年轻人对华大基因，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保证了华大创造力不停地更新。
“这个学科能闯下去的，一定是有想象力的、思维没有框框的。”尹烨说，生命科学是一门很新学科，从达尔文算150年，从摩根染色体算100年，从发现双螺旋算50年，从人类基因组算才20年。这个领域至今没有数学语言，没有定律，很多还处于发现阶段。“不能假定过去都是对的。想问题首先要能跳出来，要Outofbox，有盒子外的思考力。”他觉得越是新鲜的学科，越是需要蓬勃的激情和像箭头一样敢于冲破迷雾的勇气，而不是像物理、化学一样必须先把山一样的东西学完，那时你将带着无数的框架。
这一点对年轻人而言很容易，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在盒子之内。在加入华大之前，李俊华对基因、对微生物完全没有了解，现在他已是相关方面的专家了。在工作中，他学得更快。现在和比他更小的创新班学生交流时，经常能发现很多有创意的想法。“他们会问你根本就没有想到的问题，”李俊桦说，做研究很容易用你认为正确的知识去做设定，但是他们什么障碍都没有，有问题直接问，为什么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年轻人如果想达到一个目标，会有使不完的劲。李俊桦回忆做肠道微生物研究最后的冲刺时，几个人就把一个会议室占领了，大家坐在一起一边讨论一边干，通宵达旦，这让行政部门的人非常不理解。
来到华大的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兴奋。
“我们总是和一些非常好的人在一起，能学到很多东西。”李英睿说。华大每年有上百场讲座，演讲者都是全球各个领域的顶尖科学家，这些科学家慕名来访顺便就做一个演讲。李俊桦做肠道微生物基因研究时，经常和法国的一位著名微生物专家讨论问题。2010年，一位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获奖者来访时，李俊桦给他做了一个报告。在接到这个任务时，李俊桦的第一反应是，“这种事怎么会轮到我啊？”
李英睿的兴奋是“后发的和中长期的”。“这里具体化了个人的梦想，帮我找到了方向。”李英睿说，他与华大不离不弃、完全不考虑工作以外的其它问题，“它的愿景和我内心的追求是一致的，你说被感召也行。”
造物始于造人
在加入华大之初，李英睿喜欢单打独斗，只管自己做课题。
汪建经常抓住他，敲打他说，搞大科学要有团队，要注意培养人！后来王俊也找到他，告诉他，“如果一件事你会做，就不应该再做了，只做你不会做的事情。”
李英睿慢慢理解了组织的意义，也理解了管理者应该扮演的角色。“跟打游戏一样，以前自己打，现在要指挥别人打！”这对他而言是个很大改变。在华大基因，年轻科学家常常很自然地走上管理岗位。无论怎么改变，这里是一个以学术文化为底蕴的机构，在学术上做出成绩的人，更容易服人。
2012年，华大科技成立之后，作为CEO的李英睿要代表华大科技面向一个复杂的社会，而不是只面向自己的团队。
在2012年之前，华大基因是一家民间研究院，2012年改组成立了一系列公司。自2007年在深圳民政局注册以来，华大基因研究院主要靠自身运营来维持运转。面向科研机构、制药公司、育种公司等的基因测序服务，是华大最主要现金流来源，年收入超10亿元，半数来自国外。2011年，当研究院规模越来越庞大，财务上的账越来越难算、运营上也出现不清楚地方时，汪建才考虑成立公司。“让学术的更学术，让商业的更商业”，华大基因研究院依旧保留，但是承担着学术研究职能；而华大集团以及下属一系列子公司，承担着商业职能。华大科技是华大集团系列子公司中商业模式最成熟的，主营业务就是原来的基因测序服务。
“其实早在2008年，我们就认识到，科学和产业不矛盾，因为它们在组织方式上是一样的。”李英睿说，大科学和大生产一样，深处都是要摆脱个人的依赖，转而成为对组织方式的依赖。他相信“一流的科学，必然是一流的产业。”但是从研究机构到商业组织，这个期间有很长的一个跨度，李英睿有切身感受。
“做商业就是要会balance（平衡）。”李英睿说，在研究院时可以跟合作方拍桌子，完全不考虑对方的感受；但现在成立了公司，就要时刻想到客户，跟人搞好关系，而以前这些都不是重点。他认为，搞科学永远是要追求新东西，要“makediffirences”，而这跟商业的规则常常是相反的，这可能是华大将要临的最大挑战。
采访这天，他穿了一件天蓝色的麻布衬衫、西裤、皮鞋。一问才知道，原来今天他有好几个商务接待。他常常穿着T恤衫、拖鞋来上班，不久前，他还刚刚在华大听了一场关于商务礼仪的讲座。
华大科技管理层基本和李英睿年龄差不多。“我们都是在一边干一边学。”他有点遗憾，自己发现了不少像赵柏闻一样的业务人才，但是还没有找到能“Hold住全场”的人。
他学会了看财务报表，经常要谈预算和现金流。对于他的智商来说，这些都不足为提。但他也需要时间成长。在很多人眼里，李英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关注人性了”。李自己并没有什么感觉，顶多是以前参加学术会多一点，现在是各种公司开会更多了。
在华大有一种氛围，就是“高人们”如何对年轻人点醒和敲打。
在李英睿之前，王俊更早完成了从科学家到管理者角色的转变，现在他是华大集团总裁。前不久，他找到李英睿说，你们科技服务做了半年，怎么连个错都没有犯！李英睿一想，是呀，不犯错说明没有创新呀，太成熟就不对了，就开始琢磨着怎么做转型。有一次，王俊又问他，你一天有多少时间花在未来上？李英睿一想，是呀，我天天处理这事那事，那可不就没戏了。他从中受益很多，“他们给你提供很多人生经验，敲打你，但是不干预你。”
在华大，三代领导人分工很清晰。以汪建为首的、50多岁的那帮人，主要管宏观战略。汪建给华大定的战略是民生为天，围绕民生问题谋发展，他不主张做纯粹为满足好奇心的理论研究。王俊作为集团CEO，第二代领导人，要保证华大所有项目组织有效实现目标。而李英睿们，80后的年轻人，就是这些目标具体实现者。王俊经常会参与业务讨论，目的是凝结目标，让大家业务互为呼应。“否则我们会比较散。”李英睿说。
2012年公司化运作之后，投资机构蜂拥而至，华大科技出让42%股权融资13.98亿。但投资者最感兴趣的是华大集团的另一家子公司—华大健康，它主要通过基因技术做产前诊断、宫颈癌筛查等医学服务。尽管只在少数城市有试点，2011年营收2000万元，2012年据称已达1.4亿元。
尹烨马上要调任华大健康CEO。他出生于1979年，也曾经是华大的学术明星，口才极佳，看上去比一般的科学家更具有社会性。在华大的13年里，他换了14个岗位，从学术到管理、市场、运营等几乎每个重要部门都干过。这是汪建们的有意为之，要知道，在华大，年轻人最不缺的就是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