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宇：建设现代农业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走过了发达国家200年的工业化发展史。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农业发展还相对滞后。农业收入低，农业发展基础不牢，是一个短板。

要分清楚我们的优势和劣势，怎样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保证13亿人吃饭问题的供给能力，除了自给之外，怎样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现代农业在“四化同步”的背景之下，发展目标定位是做大、做强、做长，在这三大目标之下，更为重要的是履行好、实践好三大任务，农业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粮食安全，因为民以食为天，全世界都是这样的理念。

可持续发展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列入我们的目标选择，但是现在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须选择。在这个目标上，现代农业如果不做正贡献，一定做得就是负贡献。

一般认为，谁来种地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农业资源丰富，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实际上，越是人地关系紧张的国家，越是农地资源稀缺的国家，这种问题越明显。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 张红宇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农情，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在即，怎样通过依靠改革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成为全国关注的话题。在最近举行的全国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系列报告活动中，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就如何认识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国际国内形势，如何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出发，创新现代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给予解答。

如何在“四化同步”中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当前农业发展重要命题

“十八大关于农业农村建设方面，‘四化同步’是一个很大的创造。也就是要实现新形势下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使工业化和信息化高度融合，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张红宇这样评价“四化同步”的重要性。

为什么要讲“四化同步”？他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走过了发达国家200年的工业化发展史。他用数据说明，全世界最重要的500种工业产品，中国有220种，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如果说早期更多的是纺织品等，现在钢铁、机械制造、精密仪器，手机电脑，数量都领先各国，一年生产的钢材14.2亿吨，占到世界50%以上，水泥生产能力27亿吨，占世界55%以上。

从物的城镇化角度来讲，他认为即便是西安、成都、郑州、长沙这样的二线城市，从硬件建设来讲，也没有输于发达国家。从信息化角度讲，特别在非农产业信息化的应用，他认为我国基本上也与发达国家同步水平。

“但是我们的农业现代化，我认为没用35年的时间走过发达国家200年的历史，因为农业本身的产业特征，决定了我们不可以，所以我们的农业不仅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有相当的距离，即便是与我们自身的第二、第三产业相比，差距也是甚大。” 他认为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农业发展还相对滞后。农业收入低，农业发展基础不牢，是一个短板。

他用数据说明，“2012年，我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农业增加值是2万元，一个工业从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是10万元，一个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是8.3万人民币。换句话讲，农业是工业和第三产业，劳动效率的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一。”

在张红宇看来，与其说中国当下是一个农业大国，不如说中国是一个工业大国更准确。他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怎样保证农业资源和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1996年我们说我国的粮食总量平衡，丰年有余，担心的是出现阶段性、结构性和区域性矛盾。但是仅在2003年，这个判断就出现了问题，总量平衡，长期存在结构性短缺，到现在我们叫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张红宇说。

如何提升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是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很多专家都认为，当前，全球一体化发展使农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如何提升农业的竞争力和竞争力？如何有效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这些对发展农业至关重要。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利益大于挑战；但在农业发展方面，受到的冲击和挑战远大于所获得的利益。”张红宇认为。

如何全面提升中国农业的竞争力？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包括了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等几个方面。

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应该怎样理解？张红宇认为，必须分清绝对竞争力和相对竞争力的问题。

他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之下，我国与美国、加拿大甚至是南美相比，在资源性和产品性竞争过程中没有绝对竞争力，在粮食、棉花、大豆等主要农作物生产方面，劳动生产效率和土地配置效率都没有竞争力。”

然而，他认为，我们与东亚的日本、韩国等资源短缺型国家相比，无论是粮、棉等大宗农产品生产，抑或是水果、蔬菜、畜牧等其他产品的生产，我们都应该保证绝对和想对的竞争力。当前我国在粮食生产的理念方面、良种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方面，存在落后于东亚国家的问题。

“要分清楚我们的优势和劣势，怎样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保证13亿人吃饭问题的供给能力，除了自给之外，怎样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张红宇说。

他举例说明，到2004年，我们的农产品开始出现贸易逆差，当年逆差40亿美元，到2012年，农产品贸易总额是1757亿美元，在整个进出口贸易量里是微不足道，只占3%到4%，逆差490多亿美元。

他认为从产品角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我国的玉米、小麦、水稻三种谷物净进口1156万吨，把大豆也算在粮食口径里，就超过7100万吨。“2012年我们的粮食总量是5.9亿吨，7100万吨就占到了12%。换句话说，前年我们粮食的供给率已经跌到了88%。事实上，我们已经利用了海外7亿亩国土在生产我们所需要的棉花、大豆。”

在这个态势之下，他认为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稳定的大宗农产品的供给资源、稳定的国家资本、稳定的渠道资本量；第二个是农产品怎么走出去的问题。他认为在新的态势之下，走出去的方式和技术路线，都需要认真考虑。

张红宇认为，“近年来，从走出去的产品表现来看，又好又坏，所以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之下，农业面对的挑战和机遇要认真的加以考虑和分析。农业方面的面临的压力并不比非农产业面临的更少更轻。”

做大、做强、做长，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三大目标

“农业现代化相对于工业现代化是短板。农业竞争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竞争力不强。这就需要我们对现代农业发展有一个准确的定位这个定位就是怎样做大、做强、做长。”张红宇表示。

他认为，做大，就是要转变农业发展模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产品供给信息，解决好农产品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问题，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做强，就是要发展农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提升；做长就是在做大、做强的同时，要考虑到农业的生命力，表现为可持续性，大到一个产业，小到一个产品，比如说农产品的品种。

中国的农业从规模角度来讲，粮食、畜产品，包括水产品，蔬菜、水果的总量，都是世界第一位，全世界的粮食生产总量在24到25亿吨之间，中国正好占到四分之一。

“从规模角度讲，我国的问题不大，但是规模大不仅表现在生产的规模上，还要表现在生产能力强不强，总量是否平衡，结构是否平衡，还有区域是否平衡。”张红宇认为，如果说做大是一个基本要求的话，做强相对来说难度就比较大。相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农业强国，我们的农业从比较优势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强不仅仅应表现在块头大，还要表现在竞争力强。

他介绍，美国总人口3亿，常年生产粮食4亿多吨，全世界生产粮食第二位，是世界第一农产品生产大国，人均1000多吨。世界人口平均才350多吨，我国在450吨左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与美国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这个方面就表现了一个国家农业的强于不强，在竞争中地位怎么样。

“现代农业在‘四化同步’的背景之下，发展目标定位是做大、做强、做长，在这三大目标之下，更为重要的是履行好、实践好三大任务，农业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粮食安全，因为民以食为天，全世界都是这样的理念”，他说。

他认为，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在中国解决粮食问题难上加难，因为粮食安全问题涉及到很多问题，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区域平衡、进出口平衡和产销平衡的问题。

他进一步解释，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结束之前，总量平衡难以达到。在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有四个不可逆转：一是绝对需求不可逆转，每年人口增长约650万人；二是2.63亿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其中1亿在原地从事非农产业，他们成了粮食的消费者，对粮食的消费结构形成变化，这种情况不可逆转；三是收入水平提升使得食物结构变化，对我们的粮食等农产品的压力是更加巨大；四是要解决吃饱又要吃好，还要吃安全，对应的农产品资源环境和安全要求完全不一样。

“现代农业第二个任务是保增收，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第一位的问题都是解决粮食问题，增加农业收入是大国小国都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别的选项。现代农业怎样为农民收入做贡献？不外乎是农产品价格问题、补贴问题，转移支付等问题。”张红宇说。

他认为，现代农业应该为增加农民收入做贡献，美国、欧洲、日韩都是样板。日本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对农民收入非常重视，上世纪60年代城乡之间的差距是1：2，韩国70年代也是1：2，日本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通过“新村运动”，使得日本成为农民收入高于城镇居民收入不多的国家之一，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也没有了所谓的城乡差距。

可持续发展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第三大任务，张红宇认为，对于前两个目标大家都很明确，可是可持续发展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列入我们的目标选择，但是现在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须选择。十八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要形成五位一体的建设目标，三中全会更加强化，生态文明关乎国计民生，关乎民族福祉，关乎子孙后代。

“在这个目标上，现代农业如果不做正贡献，一定做得就是负贡献。现代农业一定要在生态环境方面做贡献，生产技术先进、规模经营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他认为，我们认为传统农业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时，农耕文明在现代社会背景之下是不可以消失的，传统农业的产品安全和环境安全是正面的。

建设现代农业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

今年农村工作会议的公报指出，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实现现代农业的三大任务，任重而道远，有发展性的问题，更有改革性的问题。张红宇认为最为重要的是五个方面的改革。

“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首要的是坚持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当前我国经营权流转土地达到承包地总量的26%。” 张红宇认为，这就是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发生的巨大变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切忌出现人为定指标的问题，推动经营权流转的目的是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好处就是降低成本，有利科技，抗争风险，确保安全。

他认为，粮食安全需要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也需要形成新的经营主体来实现，这是改革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我们要发展培养多种多样的新型主体从事农业，三权分离，主体多元，释放农村发展的活力，应该鼓励和允许各种各样的合作社、企业、非农产业进入农业，但是底线是不能非粮化和非农化，在这个基础上探索先进的生产模式。”

“我一直认为，谁来种地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农业资源丰富，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后来才发现，越是人地关系紧张的国家，越是农地资源稀缺的国家，这种问题越明显。中国现在从事农业生产的50岁以上的是40%，上海平均年龄已经超过60%，谁来种地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张红宇认为，谁来种地的问题，是改革需要关注的第三个重要方面，实现农民由身份向职业的转变，将来的职业化农民，应该是进入有门槛，收入有保障，经营有效益，职业有尊严的群体。

“现代农业从体制机制角度来讲，从发展的角度来讲，一天都离不开金融保险。”在他看来，农村经济发展中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大多集中在发展现代农业缺钱的问题，贷款难，上保险不容易。

他认为，我国农村金融保险改革时间很长，但是真的有突破还是从2007年开始。从农村金融改革这个角度看，组织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都在很大层面上有了突破性进展。比如经过银监会批准的大大小小的村镇银行，达到1000家，其次是抵押产品的创新，但是离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

“传统农民对农村金融的需求很少，现代化的大企业对农村金融需求也不太多，但就是家庭农场、合作社，他们一天都离不开农村金融，对金融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他认为，在这种前提之下，要鼓励金融为农业服务，就必须提供足够的金融政策，要有面向金融机构的专项政策，比如说货币政策、补贴政策、监管政策、税收政策。

他认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这些政策都有，但是吸引力不够，不能达到让金融机构为了获得这些补贴和支持而付出相应的机会成本。

“保险也是这样，去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了19个保险品种，15个由中央财政给予保费补贴。为什么政府现代还没有新增新的保险，原因是参保后，成本是否能够收回，出现了巨债的时候这个成本怎么分摊，都是大问题。”张红宇认为，现代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之一是中央财政提供的保险品种有限，相比而言，美国提供的保险农产品覆盖品种200多个，保险品种250多个。现代农业发展绕不开农村金融保险，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撑，涉及到很多体制机制的改革，必须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无法付诸实践的改革都是空谈。张红宇认为要加强顶层设计的问题，通过局部的试点试验，为全面改革创新探索路子，积累经验。“怎样做到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试点就是在确保底线，规避风险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农业改革的任务，最后获得整体成功。”

专家档案

张红宇，现任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兼职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改革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

研究领域涵盖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农村产权制度和农业宏观管理等，多次参与中央和国务院重要文件起草工作，并先后承担了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经合组织、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等国际组织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委托的课题研究。

出版著作主要有《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建设》、《变革中的农业与农村经济》、《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市场、征服》、《国民经济成长中的中国农业》等个人专著和合作编著的学术书籍，并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各大报刊上发表过论文上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