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谈转基因和粮食进口问题

（2014年1月22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实录摘选）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今年中央1号文件，就像刚才郭司长介绍的那样，是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第11次把每年1号文件锁定在指导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上，可见党中央国务院确实对中国的“三农”问题高度重视。今年这个文件大家都反映，无论是改革和发展内容都非常丰富，一共是8个大方面，33项有关政策，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当前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之所以说它非常关键，从形势好的角度去看，连续10年中国粮食产量持续增产，农民收入也持续增长，去年的粮食总产量超过了6亿吨，用中国的度量衡来说，就是12039亿斤，比前年又增产了247亿斤，比11年前的2003年产量增加了3425亿斤。连续十年有这样的增产，确实非常不容易。

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连续十年快速增长，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896元，比前年增加了979元，将近1000元，增长幅度扣除物价指数之后，达到了9.3%。统计局已经公布了，去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幅度是7%，所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比城镇居民去年收入增长幅度高出2.3个百分点，这也是连续第四年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快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所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又有所缩小。前年收入差距是1：3.10，一个城镇居民的收入相当于3.1个农民的收入，去年比率进一步下降，降到1：3.03。中国历史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时候是2009年，那时候收入差距达到了1：3.33，经过四年的努力，去年降到1：3.03，当然差距还是较大，但是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只要政策好，只要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势头，农民的收入就还会继续增长。

从这些角度来看，当然都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令人鼓舞的方面，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得比较快，所以对农产品的需求增长这几年明显快于农产品供给的增长。所以尽管国内丰收，但是进口还在增加，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农业农村有这样的发展，除了各个方面的因素之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土地使用的措施，比如说使用化肥、使用农药、使用薄膜等等，这方面使农产品在短期内能够得到比较快的增长，但是另一方面也对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造成了压力。所以持续保持农业发展的同时，如何加快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让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非常突出的问题。

除了发展方面，我们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更多的在体制方面。去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一系列任务，其中有很多是涉及到农村改革的。这次中央1号文件应该说也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要求作出了具体部署，比如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比如补贴方式的改革，比如土地制度的改革，比如进一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制，比如深化农村的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完善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以及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等等。所以这次文件中，虽然篇幅不太长，但是涉及的改革政策和措施非常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有外媒报道说，现在中国领导人正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一方面中国人的饭碗要装中国粮，另一方面要适度扩大粮食的进口，想问一下您觉得这个两难选择的描述是否过于夸大？适度进口的度在什么位置？

陈锡文:我刚才已经讲到，这几年，一方面我们的粮食连年增产，但另一方面消费增长得更快，所以一定程度上供求在某些品种上出现了缺口，所以进口也在增加。这次三中全会之后，在制定1号文件时，各方面都提出要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粮食和一些重要农产品供求政策进行研究，必要的方面要进行大胆改革。

您刚才提到，一方面需要进口，一方面又强调中国人的饭碗要装着中国粮，这方面怎么进行抉择？实际上我想大家都已经清楚，今后粮食的基本方针，这次农村工作文件中明确提出五句话的方针：“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这是今后一段时间的粮食生产的方针。从供求的角度来讲，这次文件中也明确提出了两句话的要求，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你刚才讲到，我们近些年进口都在增加，你看一下进口粮食品种结构，其中最主要的是大豆。我们前年进口的粮食总量是8024万吨，其中大豆占了5838万吨。去年进口的粮食数量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估计在9000万吨以上，大概大豆占到6300多万吨。

这个粮食的统计口径，国际上和中国的粮食统计口径有所不同，国际上并不把大豆统计在粮食的概念里，国际上就讲谷物，谷物就是小麦、稻谷和玉米。中国的粮食统计口径，除了这三大谷物之外，还把大豆和薯类算在粮食里面，如果把大豆拿出来单算的话，应该说中国进口的谷物数量并不大，前年进口的数量是1398万吨，不到1400万吨，去年进口略有增加，大概1500万吨左右。你可以算，我们去年是12000亿斤以上的粮食总产量，这些年来我们谷物的产量在粮食中占90%，也就是说，12000亿斤粮食中有11000亿斤左右是谷物，进口的粮食去年如果算1500万吨的话，就是300亿斤，可以测算一下，我们进口的谷物相当于国内自己生产谷物的比重不到2.7%，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谷物基本自给与现在的状态是吻合的，我们过去讲95%以上。

如果要算到口粮，更窄一点，尽管有一些地区还在把玉米当作主要的口粮，但就全国来说，我们2亿多吨的玉米产量，真正作为主食吃的比重不到20%。之所以强调口粮要绝对安全，其实强调的是小麦和大米，从小麦和大米的进口比重来讲，比刚才我说的谷物进口占到国内产量2.7%还要低一点，大概在2.5%到2.6%之间，进口也并不是说国内不够，尤其是小麦有各种各样的品种需要调剂。大米，近几年东南亚的大米增长得比较快，价格也确实比我们低得多，所以是价格因素导致的。

从这个角度讲，按照中国人的粮食口径来讲，可能今后更多需要进口的粮食品种其实是大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讲，不矛盾在哪里呢？一方面要适度增加进口，满足各方面的需求，包括大豆在内，另一方面强调中国人的饭碗里主要装中国粮，主要是装中国生产的小麦和大米，而且小麦和大米从目前的情况看，97%以上是自己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关系并没有突出的矛盾在里面，今后的方针要努力保持小麦和大米比较高水平的自给。

谷物和口粮之间的差别，还有一个玉米，玉米目前主要是用做饲料和工业用料，真正用在口粮上还比较少。根据以后的发展，也许玉米的进口也会适度增长。因此讲到谷物基本自给是考虑到玉米因素，讲口粮的绝对安全主要是讲小麦和大米。

中国日报社记者: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确保口粮的绝对安全，我想问一个关于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问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对于转基因的农产品，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在粮食生产中的应用到底是持什么样的态度？

陈锡文：关于转基因，我想这段时间社会舆论高度关注，讨论也非常热烈，其实这个现象不光在中国，一定程度上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对于通过分子育种产生的转基因品种到底是否安全需要讨论。应该说，转基因育种最早是从美国发展起来的，据我了解，在美国市场上，经过美国食品药品检验检疫局检验认证认为是安全的，才推出食品的，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跟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不需要注明是转基因产品就可以销售。当然美国民众对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议论，但是总体来看是接受的。

在中国，真正推出的转基因的食用农产品非常少，我们中国是世界上转基因农产品播种面积比较大的国家，大概排在第二、第三位，但是我们主要是棉花使用的是转基因棉花，食用的农产品中只有一个木瓜。所以，现在舆论上说的西红柿、辣椒、蔬菜等等，那些都不是。所谓是不是转基因育种，跟我们传统的杂交育种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把杂交育种的方式叫做细胞级的育种，把两个不同的细胞杂交，最后能不能达成目标，一遍一遍去试。而把转基因育种叫做分子级的育种，要打开细胞，从细胞中提取DNA链条，把DNA链条中的基因去掉哪一端或者加上哪一端，是在细胞里面进行的，这是两种不同的育种方式。我不是搞农业技术的，减掉的基因或者添加的基因，目的都是为了让它性能更好。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的转基因育种，到现在真正为了提高产量的还不太多，主要是为了增强它的抗病虫害能力，这样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环境保护起到更好的作用。

当然，转基因育种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从美国开始到现在，不到20年时间，人们对它是否安全进行讨论，我觉得这很正常，所以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

从我们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态度基本上是这样三点：第一，分子级的育种是全球生命科学的前沿技术，作为一个先进技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这方面不能落后，所以在科学研究上，我们必须努力赶上世界的前沿。第二，转基因育种能否上市销售，提供给消费者，这必须经过极其严格的审核，只有确保它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的时候，才可以批准它上市，作为商品提供给消费者，否则任何人不能自己决定把它作为商品推出去。第三，一定要让消费者有充分的知情权。中国实行的政策就是，销售的转基因农产品中，如果含有转基因的成份，也就是说加工了之后有转基因的成份在里面，必须进行标注，要让消费者知道这个产品是转基因产品，或者这个加工的农产品里含有转基因的成份。知道了之后买或不买，由消费者自主决策，这个基本原则会长期坚持。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进行严格的安全评估和检查，要让消费者有足够的知情权，这两条我想长期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