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崔说转基因，“真相”里的真相
（贾鹤鹏/文）备受关注的崔永元和方舟子有关转基因之争持续发酵，美国人怎么看待转基因的话题也被拿来说了又说，不过在小崔所发现的一系列“转基因真相”当中，关于“真相”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应该说，小崔很让人佩服，在众说纷纭之际，自费前往美国考察转基因情况。同时，小崔也不缺媒体人的睿智，一下飞机就“召见”媒体，通报赴美考察成果，随之新闻热点再次形成。
小崔这次的考察，虽然被媒体同行称作“外行”，但确实发掘出了以前国内对此事讨论时所忽略的一些“真相”，包括美国人对转基因的态度。用他的原话说：“专家说美国人从1996年左右开始吃转基因食品，放心吃了17年，但我采访中巧遇的美国人，像导游、司机、售货员等，一半以上不知道转基因是什么技术，用于食品安不安全。我看到一个NGO组织，2005年在美国一个州的调查数据显示，只有25%的人知道转基因技术。所以我的结论是：美国人稀里糊涂地吃了17年转基因，根本不是放心地吃。”
转基因民意的真相
我不知道哪个专家说过美国人“放心”吃了17年，但我知道，许多专家都说过美国人吃了17年转基因这一事实。我也知道，正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美国人大多数搞不清楚转基因是怎么一回事，这也正如同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搞不清楚自己吃的食品中有什么添加剂一样。例如，200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43%的美国受访者不知道转基因或对其知之甚少。[1] 2006年皮尤调查中心的一项公众转基因认知情况的调查也显示，有58%的公众不知道超市中出售转基因食品的消息。[2] 对于美国涉及转基因研发、管理和传播的专业人士而言，这从来不是一个秘密。
美国有定期的有关转基因的民意调查，但与欧洲不同，欧洲的Eurobameter系列民意调查是欧盟官方资助的，美国的转基因民意调查则是由各个民间机构或媒体实施。
既然是民间为主的民意调查，必然会面临一个标准问题。对于舆论调查而言，提问方法、提问技巧等都会造成答案的迥异。在舆论学上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1950年代冷战时期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如果直接问是否同意苏联记者在美国自由采访，大部分美国人不同意，但如果先问是否同意美国记者在苏联自由采访，然后再问是否同意苏联记者在美国采访，大多数受访者都会连说两个同意。同样，在美国的一项舆论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先问是否愿意接受转基因，大多数人会选择“否”，但如果问是否愿意接受农业生物技术，大多数人会选择“是”，而对于选择不接受转基因的受访者，如果向他们介绍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认为没有证据显示转基因有害的结论后，则大部分人会改变观点。[3]
其实这个很好解释，因为大多数人根本搞不清楚转基因是怎么回事。美国媒体（包括纸媒和电视）也从来不把转基因——包括在中国和欧洲沸沸扬扬的一些转基因生物安全事件——当成重要新闻报道。[4] 所以当人们突然听到一种新的食物，本能地会拒绝；但如果跟着说FDA认可其安全性，大多数美国人又立刻会觉得无所谓，因为美国人太相信FDA的权威了。
而且，由于是民间调查，必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如果你去反对转基因的网站上看，一定会通报说某次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民拒绝转基因，但如果你去食品工业协会或农民协会之类的机构网站上，总能找到消费者大多数接受转基因的报道。
当然，相对于接受还是赞同转基因来讲，美国大多数民意调查会比较一致地显示老百姓多数支持标识转基因。美国采取的是自愿标识制度，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不会有厂家去标识自己产品是转基因的，怕这样做会吓跑消费者。
例如，今年7月美国广播公司（ABC）委托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有90%以上的受调查者支持标识转基因。[5] 这次调查的背景是，2012年加利福利亚州就强制标识转基因举行了全州公投，结果提案被否决； 此次失利后，反对转基因的组织继续在华盛顿州推动举行公投，要求在华盛顿州也强制标识转基因食品。然而，像加州53%的居民在公投中反对标识转基因一样，在投票日到来时，55%的华盛顿州选民投票反对标识转基因。
如果说各种民意调查众说纷纭，那全州公投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实际的民意。可为什么两次公投结果（实际上，10年前还在俄勒冈州进行过一次要求转基因标识的公投，要求标识者同样败北）会与民意调查显示了那么大的差别呢？回到本文开头小崔提到的术语，选择在两个州的公投中拒绝强制标识的美国人是否是稀里糊涂地吃着转基因，并且用投票的方式选择继续稀里糊涂呢？
金钱收买民意？
看到美国人投票拒绝标识转基因，你可能会觉得美国人缺心眼儿，标识就标识呗，与我有什么关系？多一道保证总比少一道好。而且，你会觉得这里面有猫腻，为何民意调查显示的压倒性地支持公投，怎么就不能变成投票结果，难道美国人刷票了？
在民主选举深入人心的美国，刷票是绝对不可能的。何况，赞成标识一方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发现有刷票痕迹，那他们一定会以各种司法途径死磕到底。组织全州公投的州政府选举部门绝没有胆量惹那个事儿。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在于“知情”两个字。在不知情的时候，不少美国人群情激奋要求标识转基因来捍卫自己的知情权，但一旦得知了标识的代价，知情后的大多数美国人在投票中选择了“继续糊涂”。
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成本这亘古不破的原理。
在加州和华盛顿州的公投中，支持转基因食品标识的人们批评生物技术和其他食品工业花费了大量金钱“收买”了舆论。2012年的加州公投，生物技术和其他食品工业投入了4000万美元（赞成标识一方的赞助费用为将近1000万美元），2013年华盛顿州的公投，前者则投入了2100万美元。
反对提案的一方确实大打广告攻势，正如美国大选期间，总统候选人也会在广告中烧掉绝大多数经费一样。反对提案的一方除了传播不需要强制标识转基因这一美国科学界的共识之外，还计算了如果强制标识转基因，将会在产品的生产、包装、存储、运输等各个环节增加成本，最后这些成本都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正像有机农业的较高生产成本，最终会转换成较高的价格一样。据一种估算，对所有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最终会让每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每年多花大约400美元在食品上。[6]
读者可能会说，既然转基因技术能够带来重大的农业收益，那应该完全能负担标识成本才对。事实上并非如此。且不说标识会吓跑消费者，就单纯从标识本身的技术性成本而言，由于转基因深入到美国加工食品的各个环节，如果要求含有转基因成份的食物就进行标识，那就意味着70%左右美国市场上销售的加工食品都需要标识以及相应地检测，需要负担成本的远不止是转基因作物生产者本身。但如果你要求转基因生产者为所有这些成本买单，很显然是不现实的。
小崔说没有转基因的有机食品“价格会比转基因食品贵一些，但一般人我看还是吃得起的”。但事实是，虽然就“贵一点”（超市中有机食品的价格为普通食品价格的2倍左右），一般的美国老百姓也会拒绝买单，所以导致美国有机农业的发展一直不尽人意。据美国农业部的数字，尽管有机农业经历了快速增长，但到2008年，仍然只有0.51%的美国耕地用于有机农业生产。大部分有机作物亩产量都在常规农业的60%以下。迄今为止，有机食品也只能占据美国国内市场的4%左右。
但大打广告“收买民意”一方并非仅仅是自言自语，美国科学界坚定地站在了其后面。2012年底在加州投票前夕，代表美国科学共同体的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科学》杂志的出版商）发表了关于转基因食品标签的声明。[7] 该声明指出，现在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食品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性实验才获得批准，至今没有任何可靠的科学证据表明这些已经获得批准的转基因食品比其他食品具有更大的风险，如强制标识将可能导致消费者误认为转基因食品有害。
最终，强制标识转基因的提案在加州和华盛顿州被否决，这意味着今后在美国销售转基因食品可以继续不用强制标识。美国消费者将继续保持糊涂。
但围绕着转基因标识的故事远没有结束，赞成标识一方在华盛顿公投失利后，发誓要把战火扩展到全国。据最新的消息，要求标识一方已经开始在奥巴马的老家伊利诺伊州征集签名（要收集够几十万个签名才能启动公投程序）。反对方自然拭目以待。可以肯定，以孟山都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公司、以百事为代表的食品工业以及以沃尔玛为代表的大型超市，都会在其年度预算中预留出相关费用。
民意与科学的辩证
其实赞成标识转基因的一方并非毫无成就。去年，耶鲁大学所在的美国东海岸富裕小州康涅狄格，州议会通过了标识转基因的决议，前不久州长签字该法案生效。
这不挺好的么？还用得着费劲巴力的公投干什么？
且慢，看看康涅狄格标识转基因的条件：本州同意强制标识转基因；如果美国东北部各州中的其他四个州通过类似提案，且这些通过提案的州的总人口超过2000万，本州将开始执行这一决议。与康涅狄格前后脚，位于美国东北角人烟稀疏的缅因州也通过了附加类似条款的转基因标识议案。
哈哈，原来是政治家的文字游戏。东北部各州，即新英格兰6州（这些州从人口上都是小州，从面积上，除缅因州外都是小州）和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在东北部，纽约州和宾州是两个大州，也有着庞大的农业产业。而包括康州和缅因州在内的新英格兰各州都不主打农业。所以，上述的附加条款意味着，纽约州或者宾州也至少要有一个州通过该法案才能执行。
康涅狄格州议会的投票在2012年初就开始酝酿。尽管该议会最终通过的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电影《碟中谍》的原名，意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还是让康州走到了美国各州的前列，因为这个小而富（紧邻纽约，大量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住在这里）的州几乎没有任何规模化农业，但是即便如此，2012年在州议会辩论时，州务卿还是声称，如果康州率先标识转基因，将让当地农业、零售和物流等行业增加10%的成本。
实际上，从2011年以来，美国已经有至少20个州的议会在讨论有关标识转基因的法律提案，但除了康州、缅因州这两个不可能完成的议案外，其他提案无一获通过。而且，支持标识转基因的团体也在不断跟踪美国联邦议会的参众两院议员的态度。他们发现，今年支持转基因标识的议员数量又有所下降。[8]
而另一方面，美国也有至少16万人（截止于2012年3月的数字）签名要求联邦政府像欧洲和中国那样强制标识转基因，但主管此事的FDA以科学证据不足及现有证据支持转基因安全为由并没有支持请愿者的诉求。
为何在转基因标识这个问题上，议员、科学家和政府部门所代表的精英阶层与民调中显示的老百姓意志大相径庭呢？这还能够体现人民民主的力量么？
与上一节有关公投的分析所揭示的结果一样，美国有决策权或能影响决策的精英们有充分的条件在转基因一事上知情，而知情的结果就是他们在选择自己继续糊涂的基础上，也替老百姓们作出了如是选择。
那这还是民主么？不错，这可能不是屈就民粹意志的民主，但这并不违反理性民主的原则。按照美国建国国父们确立的理性治国的原则，民主的决定应该是经过理性权衡的决定，从来不能因为人数多嗓门大而形成所谓的“多数人暴政”，这也是美国宪法赋予了最高法院推翻国会决议的权力的原因。
其次，16万人签名也好，160万人签名也好，你并不能肯定这个签名人数就代表了人口的多数。所以，在转基因问题上，同样没有法律要求，FDA要根据签名人数多少来制定自己的政策。何况，公民权利中所体现的多数派原则，是以充分的知情为前提的，国家政策并不能被民众对新生事物本能的拒绝和排斥而决定。
后记：新闻调查如何专业
本文在开篇即说，小崔自费赴美国调查转基因很让人佩服，但这并不等于说小崔的调查结果就一定让人信服。《财经天下周刊》最近曾指出小崔调查不专业，没有采访到最该采访的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小崔则在接受采访时说，“不是我不愿去采访美国政府部门，而是他们突然不接受采访。我觉得原因可能是有些问题太尖锐，他们不愿回答，”所以他感到很气愤。
作为多年的新闻工作者，我必须承认，年轻记者入门学习的最早的技能之一，就是在争取采访机会时要顺应被采访者以获得机会，而在采访进行时则可以用尖锐的问题控制被采访者。所以，如果小崔真的是因为问题太尖锐而丧失了采访机会，我只能说，或者小崔学新闻的时候没有学好（希望小崔在教新闻的时候能补上这一课），或者是因为在央视这样的大机构作惯了大腕，已经没有耐心去争取机会了。
新闻记者需要竖立远大的理想，也同样需要理性地运用新闻调查的各种手段。这也包括在采访转基因这种问题时，至少要看一下对相关的主要学术成果的介绍，在互联网日益发达的时代，这一工作不用太复杂，看一下维基百科的相关词条及其支持每一个说法后面的文献，不会占用太多时间。
耐心和理性地运用各种手段，可以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的真相，并不会违背记者的职业道德和价值。
参考文献
1. Hallman, W. K., Adelaja, A. O., Schilling, B. J., & Lang, J. T. (2002). Public Perception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Americans Know Not What They Eat, New Brunswick, NJ: Food Policy Institute,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2. Pew Initiative On Food And Biotechnology (2006, November 16). Public Sentiment About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performed by Mellman Group. Retrieved on December 25, 2013at: http://www.pewtrusts.org/uploadedFiles/wwwpewtrustsorg/Public_Opinion/Food_and_Biotechnology/2006summary.pdf
3. Hallman, W. K., Adelaja, A. O., Schilling, B. J., & Lang, J. T. (2002). Public Perception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Americans Know Not What They Eat, New Brunswick, NJ: Food Policy Institute,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4. 有关纸媒报道的研究，参见Nisbet, M. & Lewenstein B. V. (2002). Bio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media: The policy process and the elite press, 1970 to 1999. Science Communication, 23(4), 359—391. 有关电视新闻报道的研究，参见Nucci, M. L., Kubey, R. (2007). We begin tonight with fruits and vegetables -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on the evening news 1980-2003. Science Communication, 29, 147-176.
5. Langer, G. (2013, June 19). Poll: Skepticism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ABC News. Retrieved on December 20, 2013 at: http://abcnews.go.com/Technology/story?id=97567
6. New economic study: Prop. 37 would increase grocery bills for typical california family by hundreds of dollars per year. (2012, August 29). Retrieved on December 20, 2013 at: http://www.noprop37.com/press/new-economic-study-prop-37-would-increase-grocery-bills-for-typical-california-family-by-hundreds-of-dollars-per-year/
7. AAAS (2012) Statement by the AAAS Board of Directors On Labeling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http://www.aaas.org/news/releases/2012/media/AAAS_GM_statement.pdf
8. Washington Post: Food policy group tracks lawmakers'votes on SNAP cuts, GMO labeling,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