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先师报告，端正治学态度

研读先师报告，端正治学态度

我一直想在中国玉米博客里转载李竞雄院士于1990年3月5日在南京全国植物遗传理论与应用研讨会上的报告《玉米杂种优势研究回顾与展望》。这是一篇理论功底深厚的经典文章，年长一些的中国育种家差不多都受过这篇报告的启发。这篇报告的文稿最初发表在会议文集（油印本）的1-7页，后来收入1992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玉米育种研究进展》论文集1-7页。这篇文章即使在今天读来，仍具有深刻的理论、技术和育种方向的指导意义。李先生早在18年前就已经明确地指出密植育种法的必要性。

我在中国玉米博客上全文转载这篇文章，是想引起青年科技人员的关注和思考。你们是未来的希望，要加倍努力学习和拼搏。国内外类似这样的好文章不少，应当引起我们的格外关注。特别是一些高居庙堂之上的中青年科技权贵们，多读书总归是有益的。通过阅读那些经得住大浪淘沙般考验而延续下来的经典文章和大学问家的专题报告，寻找自己的理论差距，是一种积极而有益的治学态度。特别是像李竞雄院士这样经过历史检验的学术报告，更是蕴涵着深厚的理论功底，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的。

最近与某教授谈到数量遗传学的作用，他说数量遗传学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我听着这话怎么那么愚昧，都什么年代了，还讲这种不着调的谬论，实在不像是一个大学教授应该说的话。此君擅于偷换概念，看似精明，做人却没有准则，失误就在于育种目标和育种策略。他尽管继续坚持自己的迂腐观点，但是中国玉米育种技术走到今天，我们都应该认清育种的目标、方向和技术路线，而不应该泛酸。如果换位思考，此君应先做好自己的工作最要紧。但这要很实干才行。我建议大家从中汲取教训，认真读些书，少出些洋相，也少耽误国家交给你的事。要说差别，个别酸溜溜的教授与美国玉米院士的差别可能就是1~2句话的事。但就是这1~2句话，却怎么也迈不过去，差距就在于对数量遗传学的理解。我没有强调数量遗传学的理论研究功能，而是作为育种者世界观基础的理论指导意义。理论研究与理论指导是两回事，不要混淆和偷换了概念。

虚荣浮躁者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就那么一点点，但就是这1~2句话，却要在年轻时期就付出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才能迈得过去。不想付出艰苦努力又想往上爬，就只剩下虚荣心和乱出风头啦。李先生去世后，美国Crop Science杂志在首页上发表了纪念文章。他是在科学殿堂里赢得尊重的人。我们与李先生的水平也许就差那么一点点，但就这一点点差距却很难迈过去。如果你阅读其他专家教授的文章，也许不以为然；甚至狂妄地说这个人的报告狗屁不通，那个人的文章狗屁不通，说青年人的文章是狗屁不通……这样气急败坏的话从他嘴里听过几次了，只觉得说这话的人幼稚，也浮躁得厉害。但仔细想一想，我们的专家教授与两位美国玉米院士的差距就是1~2句话的事，但这一两句话却怎么也过不去。这就是差距。我们还是从年轻起就谦虚一些，多读些书。到处说别人狗屁不通，根源在于自己不读书，或者浮皮潦草，不求甚解。甚至每次都不能把别人的话听明白，更没有认真想清楚，就胡乱评论。这是我对个别教授的中肯评价。但据我了解，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与年龄不相称的过份虚荣和好出风头。我劝青年人可不要学这个样子，还是多读书，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和文化素养，然后再管别人的大事、小事或琐碎事。因为我们不懂的事情是多数，自己懂得的领域其实很狭窄。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与别人交流与沟通。听别人怎么分析，怎么理解，然后再琢磨自己有哪些差距。

追求成功是青年人的梦想。但成功之路通常不是自己预先设计好了的，绝非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成功之路是历史的必然与个人的偶然交叉汇合的结果，是时事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事。成功之路几乎都是逼出来的。李先生的成功在于他回国以后院系调整，只能选择当时国内最紧迫的应用研究。也许那是痛苦的选择，但却是历史对他的要求，他做到了。我向大家推介的这篇文章《玉米杂种优势研究回顾与展望》是他一生努力与奋斗的写照。如海外同行评论的那样，他虽因放弃理论研究失去诺奖的机遇，但他改变了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亚洲的玉米生产面貌，他赢得了历史的尊重。

我作为后来者实践了李先生没有完成的事业，但没有简单地重复李先生的成功道路。我后面的年轻人也不应该踩着我的脚印走路。当某教授试图激怒我的时候，我心里明白，绝不要被他惯用的偷换概念的伎俩牵着走。对我来说，必须做属于我的最紧迫的事情，那就是在严酷的外界压力下，重整河山，再造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在过去十几年里，我们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我们实现了自己的初级目标。我们奠定的种质和技术基础，够我们和全国玉米育种界同仁们分享30甚至40年。如果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排除无良教授的干扰，系统地做好前瞻性的储备技术研究，今后中国玉米产业就能够比较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们的远大抱负与志向还远远没有施展开。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和奋斗。

努力做什么？汲取历史教训，团结全国玉米科技人员，迎接经济发展向我们提出的巨大社会需求的严峻挑战，迎接跨国公司的尖锐挑战。由于体制束缚，我国种子企业不具备大发展的政策与市场空间，无一例外的都没有能力应对西方跨国公司的挑战。怎么办？

针对中国的特殊体制，我们只能从技术入手，设法绕过体制障碍，在运行机制上帮助企业和基层科技人员克服技术难关和障碍。我不可能重蹈地方农科院和“三高”的覆辙，作为国家的科研单位，公益性机构，不可能建立一支没有希望的商业机构，但我们要通过⑴公益性与商业性的紧密合作，⑵中央和地方的互补机制，打造一支准先锋式的创新团队。这支队伍要以国家科研机构为核心，团结一批公益性机构的专家教授，带动省地市的创新力量，扶持民族企业的技术发展，培植企业的创新能力。我们不会再建企业，但要推动产业的发展。我们不是企业科技人员，也不是企业的董事，更不是董事长和经理，但要为培植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做出积极贡献。当然，这取决于企业和大学教授们的自愿，绝不强求。自愿参加合作的，要转换观念，改变思路。个别双重利益集团就别来凑热闹了。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们有责任带领全国玉米科技人员实践技术创新，为产业发展奠定理论、技术、种质和人才基础。

我的助手面临的发展道路与我不同，他们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时代和环境对自己的约束与要求，凡事都有利有弊，要客观而实事求是地确定自己的努力方向。我走过的道路，别人可能就走不通。因此，青年人要发现自己的道路。比如，在我的团队里，有1~2个人重点研究国内、外种质的改良与创新，另外1~2个人重点放在选育自交系和杂交种，还有1~2个人研究分子育种和生物技术。然后，通过团队途径走上中国玉米圣坛。如果他们都重复我走过的道路，那么这个研究团队就架空了。这个团队要善于同其他领域的专家合作，弥补自己的不足，增添自己的力量和能力。

我在实践中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探索了一条内部管理的新机制，理顺了科技人员、辅助人员和研究生的关系。今后，年轻人要进一步完善和稳固以专家为核心，以辅助人员为技术骨干，以研究生为理论延续与支撑的和谐创新团队。这种机制是多数大学所没有的，他们在相当长时间内建立不起这样符合客观规律的良好机制。很多年前，我曾经受陈章良的启发，但自从他到了中国农大，在机制创新方面就再没什么作为了。而我们要常备危机意识。因此，年轻人在理论、技术和种质研发的过程里，要继续做管理机制的创新，以逐渐逼近体制创新的前沿。这是今后几十年竞争中都不能掉以轻心的。我们的竞争对手很难在管理机制上赶超。所以，我们切记不要被个别喜欢偷梁换柱的人给搞糊涂了。

团队建设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也是重新崛起的根基。中国足球队输球又输人，原因首先在于没有一个廉洁开明的领导集体，然后更没有一支好的团队，所以大家对他们不满意。篮球虽然没有进入4强，曲棍球冲金也没有成功，许多年轻选手在家门口失误，但中国百姓并没有苛求，仍然赞美他们是英雄，所谓虽败犹荣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努力了，体现了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和体育道德。以钞票为基础，经常与丑闻连在一起的中国足球队失败在没有良好风气，失败在没有一个好的团队。体制再不好，也没有让他们去酗酒闹事、嫖娼赌博，拿全国人民当儿戏。科研也如此。经常与抄袭、剽窃、恶性竞争、弄虚作假等臭名声连在一起的团队，不可能受到真正的尊重。那是一面镜子。今后，我们都要重视和加强团队建设。这是我们与跨国公司竞争的先决条件。

团队建设包括思想风范、内部管理，学科结构、理论素养，材料积累和技术锤炼。建立一支有良好风气的国际竞争团队，就要以国家的创新体系为核心力量，坚持自愿原则，发扬学术民主，资源整合，广泛合作，形成全国一盘棋，但要严格要求，积极向上。害群之马就不要进来瞎搅合了，哪怕你是体系的岗位专家，哪怕你是大学教授，哪怕你是博导也不需要。建立一支能奋斗的优良团队比什么都重要。

偷换概念式的胡搅蛮缠将会继续耗下去，现在已经到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地步。我曾与他谈到玉米种质从三群变两群的研究过程，但在他们看来，中国远不止3群，而是很多群。我于是告诉她，CIMMYT搜集保存了全世界至少250个Races，但却只分了A和B两个杂种优势群，中国这么少的Races，却分出许多个群……，他竟然气急败坏地说，你不要把CIMMYT搬到中国来。这更不像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应有的风度和气质。于是我明白了，他不仅仅是虚荣心太重，也不仅仅是出风头，而是心理变态，对这样的人不能再寄予好的愿望。我今天写这些东西，是要告诫青年人，这样做学问走不通，而这样做人更不可取，最终谁也帮助不了他。我也不得不改变应对策略。

（2008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