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能够成为科技创新的“助产士”吗？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科技事业也进入到一个发展的黄金期。从多种定量化的指标和数据来看，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科技大国。然而，中国距离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仍有不小的距离。引领性创新人才和成果的不足问题尤为突出，这已成为当今中国科技发展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
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中国还缺少什么？对比英、德、日、法等科技强国，应该能够看出注重内涵的发展和升级对于建设科技强国而言更加具有必要性。内涵式发展侧重的目标是提升中国科技的引领性、开拓性创新的能力，而非停留在不断扩大跟随性、延展性创新活动的层面上。如何才能有效地通过内涵式发展的方式促进中国科技的引领性创新能力提升？这是当今我国科技政策和管理界面临的一个紧迫而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哲学有助于提升引领性科技创新能力吗？哲学能够为促进中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贡献一份力量吗？2020年，中国科学院组建了哲学研究所，这一举措不禁催人深思：哲学能够成为科技创新的“助产士”吗？
哲学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问，不少科学学科脱胎于哲学。在牛顿所处的时代，物理学和天文学在西方还被称为自然哲学；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挣脱哲学母体，努力谋求其自身成为科学学科的独立地位。哲学与科学具有许多共同的旨趣，力求以合理化、理论化的方式来
理解和说明各种感官经验所及的现象，涵盖宇宙、自然、生命、社会和人性，近乎无所不包。但二者在研究方法和评判标准上也有着显著差别。
随着哲学与科学各自独立门户，甚至有渐行渐远之势，哲学对于科学的作用和影响也没有那么清晰明了。物理学家费曼曾讥讽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家的作用就如同鸟类学之于鸟：鸟儿不必接受鸟类学的指导，却可以飞得很高，活得很好。
如果说哲学并不能为科学家的创新活动提供直接的指导和启迪，那么哲学还能为科学做些什么呢？
1962 年，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出身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 · 库恩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颠覆了此前广为接受的关于科学发展的累积渐进式图景。按照库恩对科学发展历史的解读，一门科学或其中某个分支领域得以确立或成熟的标志是进入到他所谓的常规科学，而常规科学的根本特征是形成了对日常科学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具有明确范式。
范式是库恩在此书中着重引入但富含歧义和争议的概念，它可以指涉某项具体的科学成就，如：牛顿的经典物理学解决抛体问题和行星运动问题，或者拉瓦锡的氧化学说解释燃烧现象。同时，范式又代表了具体的科学成就所依托的概念框架和本体论体系等关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观念和原理。
在常规科学时期，接受了某一范式的科学共同体成员往往不会纠结于范式中偏哲学的部分，而是不加怀疑地通盘接受。然而，随着在范式指导下的解题活动的深入和扩展，常规科学活动将会遭遇到逐渐增多的反例，这些是在范式的理论框架内始终得不到解决的难题。随着反常事例的增多，常规科学及其范式进入到危机阶段，逐渐有科学家开始怀疑范式的适用性，并反思和质疑其中偏哲学的部分。倘若旧范式被抛弃，新范式出现并取而代之，科学革命就此发生。
“日心说”取代“地心说”、牛顿物理学取代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达尔文和华莱士分别提出生物演化论、20 世纪初诞生相对论物理学和量子力学等，都是历史上科学革命的典型案例。
科学革命的发生，往往需要对旧范式中偏哲学的部分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批判。参与发起和推动科学革命的科学家，通常具备哲学思考头脑和禀赋；他们勇于怀疑和挑战旧范式的概念基础和理论体系，进而开辟新的科学探索路径和视域。这一类型的科学家可称为哲人科学家。
哲人科学家首先是科学家，是经过严格正规科学训练并在科研第一线从事科学探索的人；其次，哲人科学家具有哲学思维头脑和眼光，乐于思考尚没有明确答案和解决途径的具有基础性和普遍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通常被视为哲学问题。
大多数哲人科学家并未受过正规的哲学训练，对哲学学说和术语的掌握不一定是准确可靠的，但他们热衷于思考和探讨具有鲜明哲学色彩的基本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富有反思和怀疑精神，勇于尝试新的思路。他们的哲人特质却可以令其在科学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质疑和挑战旧范式，开启和推动新范式。
正如1944 年，爱因斯坦在写给一位科学哲学专业博士出身但在一所大学讲授物理学课程的青年学者的回信中谈道的那样：“我完全同意你有关科学方法论的意义和教育价值不亚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观点。如今许多人——甚至专业的科学家——在我看来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历史和哲学背景方面的知识可以赋予人一种独立性，使其脱离同时代人的偏见，而这是大多数科学家难以摆脱的。这种由哲学洞见所造就的独立性——在我看来——乃是区分单纯的工匠或专家与真正的真理追寻者的标志。”
但由于文化思想传统、哲学思维风格、教育选才模式和科研考评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在中国本土产生哲人科学家的土壤和氛围并不深厚和有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哲人科学家的成长，进而导致引领性创新人才的匮乏，延滞了中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步伐。针对这一状况，笔者建议从以下 4 个方面采取对策，发挥哲学的作用，营建有助于哲人科学家成长的土壤和氛围。
首先，重视对哲人科学家现象及其成才规律的研究，提高对哲人科学家在引领性科技创新中作用的认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李醒民曾将哲人科学家这一概念和术语引入国内学界，并对其进行了持久而深入地研究。由他主编的“哲人科学家丛书”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18册，其中收录了国内学者撰写的关于开普勒、马赫、彭加勒、奥斯特瓦尔德、康托尔、希尔伯特、玻尔、薛定谔等著名科学家和数学家的传记作品。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未能引起足够关注。如今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现实条件下重提哲人科学家这一概念，或可赋予其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有必要组织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力量，围绕哲人科学家的成长规律、个性品质、思维特点、文化与社会背景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为营建有助于哲人科学家成长的土壤和氛围提供学理依据和启示。
其次，重视哲学在哲人科学家素养和思维方式塑造方面的积极作用。
哲学特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对于哲人科学家的塑造而言不可或缺。反思有助于科学家认识到自身的学术背景、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范围和优缺点，从而使科学家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精于刻画问题；批判精神能够促使科学家拓宽视野，打破常规，质疑陈论，博采众长，从而避免视野变得过度狭隘和思维僵化，进而另辟蹊径。哲学素养和思维还有助于科学家在必要的时候跳出对旁枝末节和细琐末叶的过度纠结，紧扣最为基本的概念和基础性原理，着眼于具有普遍性和深刻性的大问题。
哲学如若以上文所阐述的方式参与营建有助于哲人科学家成长的土壤和氛围，其自身也需要有所调整和转变。哲学有必要克服自身过度的学究气和学院做派，减少不必要的行话和术语。哲学家应当具备足够的科学学科背景。哲学不应越俎代庖，直接介入科学家的创新活动。
第三，在教育选才和科研评价等方面，为哲人科学家的成长创造有利条件。
富有好奇心，乐于刨根问底追问基本问题，勇于独立思考，能够开展自主学习，这些对于哲人科学家成长而言难能可贵的品质，不应该被齐一化的考试制度过度压制而磨灭。对科研人员的业绩考评，也需要为哲人科学家留有空间，让他们能够潜心钻研基本问题，不必跟风赶热点，疲于应付课题申报、论文发表等定量指标。2020年10 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为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指明了方向，也为哲人科学家的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设立哲学研究所，应开启前所未有的新尝试，成为培养哲人科学家的“率先行动”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不应当成为高校哲学院系的对应物，也不应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某种翻版。因为，如果仅仅是以此为目标，那完全是多此一举，毫无必要。它应当成为促进中国科学院提升引领性科技创新能力的一个新举措，不拘一格组建的一支奇兵。它存在的价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而是成为科技创新的有益辅助。对它的评价标准，不在于承担了多少项国家级课题，在哲学专业期刊发表了多少论文，出版了多少论著，而在于它为中国本土的哲人科学家的成长提供了怎样的滋养。它的主要活动方式不应当是关起门来
做哲学自己的学问，而是聚焦基础问题而组织跨学科的对话交流，参与营建有助于哲人科学家成长的土壤与氛围，从而为中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作出哲学特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为厦门大学，原文刊登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年 . 第 36 卷 . 第 1 期，本报记者唐凤删节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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