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钟南山、彭光谦与转基因
杨青平（河南农大兼职教授、河南日报退休高级编辑、大河健康报退休总编）
2020年3月以来，在微信群和朋友圈，我和我的群友们、朋友们经常看到这样两篇触目惊心的文章：《袁隆平：转基因专家被开除党籍，并将被起诉！闪电传播人人喊打！》；《钟南山：转基因专家被开除党籍，并将被起诉！闪电传播人人喊打！》。打开文章，看到的是新华网对袁隆平或钟南山的专访，内容却是反对转基因的。我的许多群友、朋友曾被我科普，是支持转基因的，现在以为袁隆平、钟南山都反对转基因，所以他们又都反对转基因了。对此，我的内心是崩溃的。因此，我要撰写这篇科普文章，力求把转基因彻底说清楚。我希望凡是读过上述两篇触目惊心文章的人，也读读我这篇文章。我也希望支持转基因的同道们都转发我这篇文章，以期清除那两篇触目惊心文章的恶劣影响。
我先要告诉读者诸君：那两篇触目惊心的文章，是被改头换面的文章，原来的文章标题是《从国家安全的高度认识和处理转基因———专访<八问主粮转基因化>作者彭光谦》，发表时间是在2013年8月26日。如今，一些公众号在转发这篇文章时，把时间去掉，把标题换成了《袁隆平（或钟南山）：转基因专家被开除党籍，并将被起诉！闪电传播人人喊打！》，把新华网的专访对象“彭光谦”换成了“袁隆平（或钟南山）”。
文章竟有如此造假的，真是造孽！
袁隆平、钟南山，世人皆知。彭光谦是谁呢？彭光谦是中国军事科学院退休的博导、少将。且听我慢慢道来。
我这篇文章不是论文式科普，也不是讲义式科普，而是新闻式科普，不使用公众看不懂的专业名词，力求通俗，保证让非生物学专业的人士顺畅阅读。
袁隆平与转基因
袁隆平是“杂交稻之父”。杂交稻不是转基因稻，但是袁隆平给杂交稻转基因，就是转基因杂交稻。
给农作物转基因，也叫“转基因育种”。我国已经育成的转基因水稻是抗虫的，转的是苏云金芽孢杆菌的一个基因。转基因抗虫水稻是张启发院士培育的。袁隆平正在培育的转基因水稻，目标是超高产，转的是玉米基因。人民网等媒体在2010年就对此进行了报道。
著名的“黄金大米”转的就是玉米基因，是瑞士先正达公司在2005年培育成功的。所转的这个基因产生的酶催化合成胡萝卜素，胡萝卜素呈黄色，所以有黄色玉米和“黄金大米”。胡萝卜素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而大米原本缺乏维生素A。
袁隆平给水稻转的是玉米的光合作用的基因。水稻也有光合作用基因，为什么转玉米的呢？因为玉米产量高于水稻。我国玉米亩产最高纪录是1500公斤，而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亩产最高纪录是1200公斤。玉米之所以比水稻更高产，是因为玉米是C4植物。C4植物就是在光合作用过程中产生4个碳（C）的化合物，其光合作用效率高，因而产量高。水稻是C3植物，在光合作用过程中产生3个碳（C）的化合物，其光合作用效率不如C4植物，因而产量不如玉米。
小麦也是C3植物，也有育种家在给小麦转玉米的光合作用基因。
转基因并非一转就成，难度相当大的。袁隆平转的玉米光合作基因，不是一个基因，而是多个基因，因而难度更大，所以尚未育成，不过已经获得一些阶段性的基础理论方面的成果。
农作物的转基因育种，是国家的重大科技专项，2008年起实施。核心芯片也是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可是如今，芯片人人期待，而转基因却被谣言笼罩。
《袁隆平：转基因专家被开除党籍，并将被起诉！闪电传播人人喊打！》一文，假冒科学家，造谣转基因，这在国内外都是首创。湖南杂交稻研究中心于2020年3月10日在其官网发表严正声明：“一些公众号伪造新华网专访袁隆平院士，借以反对国家转基因政策，我中心将追究其法律责任。也请广大人民群众不要信谣传谣。”
可是，谣言跑得快，辟谣跑得慢，辟谣总是追不上谣言，而且谣言会扎根，在网上百度“袁隆平转基因”，冒出来的都是这篇耸人听闻的假冒文章和据此而作的袁隆平反对转基因的报道。湖南杂交稻研究中心的声明却如轻风吹过，在网上无踪无迹。
钟南山与转基因
盗用钟南山的名字同样能吸引眼球，所以也有《钟南山：转基因专家被开除党籍，并将被起诉！闪电 传播人人喊打！》在网上传播。造谣者可能并不知道医学家钟南山其实非常支持转基因农业，2013年61名院士联名呼吁推广转基因水稻，其中就有钟南山。
彭光谦与转基因
彭光谦是1943年生人，1967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参军从事政治工作，1987年进入军事科学院从事战略研究，出版多部军事著作，晋升博导、少将。
彭光谦是军事理论家，不是生物学家，所以他不懂转基因，但是他反对转基因。《环球时报》2013年8月21日发表他的《八问主粮转基因化》，5天后新华网以《从国家安全高度认识和处理转基因》为题对他进行专访。他这两篇文章其实没有什么新意，和其他反对转基因的文章大同小异，但是借助两个优势媒体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得到反对转基因人群的强烈支持，也遭到支持转基因人群的强烈反对。当年新华网对他的专访，如今又被一些公众号利用，假冒袁隆平、钟南山两位院士之名在网上传播。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下面我将逐句逐段解析2013年8月26日新华网对彭光谦的专访。新华网的专访与《环球时报》《八问主粮转基因化》的内容基本上是重复的，知此即知彼，所以我只解析新华网专访即可。
我为什么要逐句逐段地解析？因为这篇专访文章引用了许多错误的理论和虚假的事实，而公众难以识别，许多人都信以为真，只有逐句逐段地解析，才能达到科普的目的。
解析2013年新华网对彭光谦的专访
新华网：你在文章中说,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能否就此做进一步阐述？
彭光谦：转基因工程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我们开展研究、实验，以充分认识其内在规律，趋利避害,使其为人类服务是必要的。
解析：使用“趋利避害”这个词别有用意，暗含“转基因具有潜在危害”之义，而颁发了安全证书的转基因作物，和非转基因作物是同样安全的。
彭光谦：我并不笼统反对转基因研究，我反对的是盲目引进、扩散转基因。
解析：我国自己培育的转基因水稻、转基因玉米尚且没有批准商业化种植，何曾“盲目引进、扩散转基因”？这是指两个莫须有转基因的事件。
2010年2月，一篇署名张宏良的《广西抽检男生一半精液异常，传言早已种植转基因玉米》的帖子在网络上疯传。所言“抽检男生一半精液异常”指的是2009年一个硕士生为了完成论文，检测217名大学生的精子数量、活率、活力、正常形态率等项指标，其中43%的人完全正常，57%的人在某项指标上有所异常，这其中有17%的人属于精子减少。这些数据其实是正常的。这犹如做健康体检的许多人都有一个或几个项目不达标一样。所说“传言早已种植转基因玉米”指的是“迪卡007”玉米，这其实是个从美国引进的普通杂交种，不是转基因玉米。这篇帖子通过造谣“迪卡007”玉米是转基因，从而造谣转基因玉米使大学生精子减少，进而让公众感觉到转基因导致不孕不育。
2010年9月，新华社所属《国际先驱导报》发表记者金微的《山西、吉林动物异常现象调查》。该“调查”把当地种植的从美国引进的玉米杂交种“先玉335”当成转基因品种。
“迪卡007”、“先玉335”因为是从美国引进的，而美国农业已经转基因化了，于是反对转基因的人就认为这两个玉米品种必定是转基因。殊不知，美国是开展杂交育种最早的国家，已经有百余年历史，育成许多非转基因优良品种。我国改革开放，从美国引进的优良品种以及优良亲本何止“迪卡007”、“先玉335”。
彭光谦：我特别是强烈反对主粮转基因化。
解析：这是反对转基因水稻。主粮还包括小麦，小麦转基因品种尚在培育之中。“反对主粮转基因”不合逻辑。转基因若有害，非主粮也不能转基因；转基因若无害，主粮、非主粮都可以转基因。
彭光谦：（转基因）正如核技术，处置得当，它可以造福人类,一旦失控，它也可以毁灭人类。细菌研究是科学，但用活人做细菌实验，则是日本731部队灭绝人性的罪恶行径。
解析：这两个比喻极不恰当。核技术属于物理学，转基因属于生物学，不同类，不可比。日本731部队用活人做细菌实验，实验的是鼠疫、霍乱、炭疽病、伤寒、肺结核等传染病的病原菌，但是世界各国的转基因研究都不涉及这些传染病病原菌。所以，不能把转基因与传染病病原菌相提并论。对转基因有多大的仇恨，才会把转基因比作广岛、长崎爆炸的原子弹，比作福岛核泄漏、切尔诺贝利核泄漏，比作日本731部队用活人做实验。
彭光谦：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
解析：这句话语法不严密，应当这样说：“真理跨过界限一步就是谬误。”在他眼里，转基因的界限在实验与应用之间，在实验阶段，转基因是真理，跨过一步，在应用阶段就是谬误。但是，所有转基因科学家都会认为：转基因真理的界限是在应用之后。不懂科学，不顾事实，让真理的界限后退一步，这才是谬误。
彭光谦：由于转基因打破千万年来形成的物种纵向遗传，强行实行基因跨物种横向转移，这里既可能蕴含新的机遇，也很可能潜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生态风险、社会风险乃至道德风险。
解析：这段话是外行话，却貌似内行话。这段话说了3个概念：基因纵向遗传，基因横向转移，转基因的潜在风险。而我要告诉大家：自然界既存在“基因纵向遗传”，也存在“基因横向转移”，转基因只在实验室里有潜在风险，通过安全实验评估以后进入推广阶段的转基因动植物是没有潜在风险的。
所谓“基因纵向遗传”，就是在同一物种内，父母代基因传给子代。这已是社会常识，人人皆知。
所谓“基因横向转移”就是基因在物种间转移，即这个物种的基因转移到那个物种上，这其实就是自然界的转基因。这是生物学常识，不是社会常识，所以彭光谦不知道，很多人也都不知道。
从物种说起吧。生物学按界、门、纲、目、科、属、种，分别给动物、植物分类，最末的“种”就是物种。我们平时所说的“品种”是物种内的品种，但不是生物学分类，而是农学分类。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给“物种”的定义是：可以交配繁殖后代的群体。物种之间不能交配繁殖，则叫生殖隔离。达尔文时代已有“遗传”这个词，但遗传学还没有诞生，也就没有“基因”这个词。1900年遗传学诞生，1909年基因这个词诞生。用遗传学解释进化论是这样的：基因在物种内纵向遗传，后代会发生变异，变异有好的也有坏的，坏的变异个体不能适应自然环境而终致灭绝，好的变异个体能适应自然环境而继续进化，这就是自然选择；人类要利用植物、动物，所以也要对植物、动物进行人工选择。那么，基因纵向遗传+自然选择+人工选择=达尔文进化论。
达尔文进化论随着遗传学的发展而发展，发展源于发现。遗传学家发现，“基因横向转移”也是生物进化的推动力。请看下列发现：
细菌之间的“基因横向转移“。1944年，有科学家发现，表面光滑的肺炎链球菌的一段DNA（包含一个或多个基因）可以转入表面粗糙的肺炎链球菌中，使后者也变得光滑，其分裂繁殖的后代也是光滑的。1959年以后，多个科学家发现，细菌间的“基因横向转移”是普遍存在的。如今，人人皆知的滥用抗生素导致药效下降的现象，就是“基因横向转移”所致。滥用抗生素，抗生素所抑制的细菌就会发生基因突变，突变为抗性基因，抗性基因在同类细菌间横向转移，所有同类细菌就都对抗生素产生了抗性，药效因此而下降。
真菌中的霉菌有多种，各种霉菌之间也存在“基因横向转移”。
病毒侵入细菌、真菌、植物、动物，在宿主的细胞内复制，然后从宿主细胞内出来，再侵入别的宿主。有些病毒的DNA会与宿主的DNA连接在一起，当病毒复制自己的DNA时就可能携带宿主的一段DNA（包含一个或多个基因）一块儿复制；当病毒离开宿主时就可能把宿主的一段DNA（包含一个或多个基因）带到别的宿主体内。病毒因此成为其他生物的“基因横向转移”的媒介。
果蝇染色体少，便于在显微镜下观察，因而成为遗传学常用的实验动物。遗传学家们发现了果蝇之间存在着“基因横向转移”，其媒介是比果蝇更小的螨虫。
近十几年，对动物基因组测序发现，属于两栖动物的青蛙，属于爬行动物的蜥蜴，属于哺乳动物的小鼠、猴子，它们各自的DNA中竟有一段是完全相同的，推测这可能是以病毒或细菌或微小昆虫为媒介的“基因横向转移”。
植物是高等生物，细菌是低等生物，细菌对植物，也存在“基因横向转移”。例如土壤农杆菌的基因在几千年前就横向转移给了红薯，现在全世界所有的红薯品种都含有土壤农杆菌的基因。
以上所述“基因横向转移”，就是自然界的转基因。基因是DNA的片段，转基因就是A物种的一段DNA连接在B物种的DNA上。之所以能够连接上，是酶的催化作用使然。
1967年，科学家在大肠杆菌中发现了DNA连接酶，这种酶可以让两段DNA连接起来。
1968年、1970年、1971年，三个科学家分别在不同的细菌中发现DNA内切酶，这种酶可以将一条DNA剪切成两段。
发现DNA的内切酶、连接酶，是极其重要的发现。如果没有这两个发现，人类只能对自然界的“基因横向转移”现象“望洋兴叹”。有了这两个发现，就可以实现人工的“基因横向转移”。
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伯格，利用从其他物种提取的内切酶、连接酶，做了这样的实验：将A病毒的DNA切开，再将B病毒的DNA切开，然后将B病毒的DNA片段，与A病毒的DNA片段连接起来，从而实现了人工跨物种的DNA组合，这也叫基因重组，也叫基因工程，也叫人工“基因横向转移”，也叫转基因。1980年，保罗·伯格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保罗·伯格1971年在实验室完成世界第一例人工转基因之后，许多实验室也开始进行转基因实验。这时，在科学界产生了一种担心，担心人工重组的DNA若从实验室泄露到自然界，会不会侵染自然界的细菌和病毒，从而产生新的细菌和病毒？这便是转基因的实验室“潜在风险”。这种担心在科学界酝酿了5年，到1976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公布《重组DNA研究准则》 ，规定转基因实验室必须与其他建筑物隔离开来，实验室内的气压必须低于外界的气压，这样，实验室内的空气就不会流向外界，实验的细菌、病毒就不能迁移到实验室之外。如此，则可消除转基因实验室的潜在风险。但是，反对转基因的人，把转基因实验室“潜在风险”当作转基因应用的“潜在风险”来反对转基因。而转基因应用都通过了安全实验评价，是不存在“潜在风险”的。
彭光谦：世界各国对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无不严加限制。
解析：应该这样说：“有的国家对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严加限制，有的国家对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不加限制。”事实是，在2013年新华网对彭光谦专访时，世界上已有二十多个国家种植了二十几亿亩转基因农作物。
彭光谦：欧盟甚至对转基因实行零容忍。
解析：这个“零容忍”是强加给欧盟的。我只引用新华网消息吧，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新华网布鲁塞尔（2004年）5月19日电（记者卢苏燕）欧盟委员会19日正式批准进口销售转基因玉米Bt－11及其罐头。转基因玉米Bt－11是瑞士先正达公司开发生产的，早在1998年以前，以这种转基因玉米为原料生产的玉米汁等食品就在欧盟国家出售。
新华网2009年7月1日文章《欧洲食品安全局认为转基因玉米安全》：欧洲食品安全局30日说，该机构科学家研究认为，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玉米品种是安全的，对健康和环境不会造成危害。这一表态意味着欧盟委员会可能据此批准孟山都转基因玉米在欧洲继续种植。欧盟委员会曾于1998年批准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玉米品种MON810在欧洲商业化种植，许可有效期为10年。
新华社布鲁塞尔（2019年）7月26日电（记者王子辰）欧盟委员会26日宣布批准10种转基因产品在欧盟上市，其中9种用作食品或饲料，另一种用作观赏性切花。本次批准有效期10年。
前两篇报道说明，在2013年新华网专访彭光谦之前，欧盟就接纳了转基因。第三篇报道说明，在2019年欧盟继续扩大开放转基因市场。
彭光谦：在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远未得到确认的情况下，唯独中国却急不可耐地发放“安全证书”，盲目地大面积引进和推广，这是十分令人费解的。
解析：在国内、国际，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不是“远未得到确认”，而是早已得到确认。早在200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03-2004粮食及农业状况》报告的中文版第58页就指出：“人们认为食用当前存在的转基因作物及其食品是安全的，检测其安全性所采用的方法也是恰当的。这些结论反映了国际科学理事会（2003年）所研究的科学证据的共识，而且与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的观点一致。若干国家的管理部门（尤其是阿根廷、巴西、加拿大、中国、美国和英国）应用其国家食品安全程序对这些食品是否增加人类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估。迄今为止，在世界各地尚未发现可验证的、因食用由转基因作物加工的食品而导致的有毒或有损营养的情况。”这段话可以简化为一句话：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科学理事会（会员包括各国政府的自然科学协会和各个自然学科的全球协会）都认为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可是，关于转基因不安全的各种说法，却在全世界传播。可以一言以蔽之：说转基因不安全的，要么是谣言，要么是错话。
新华网：国际科技界对转基因有不同的看法吗？
彭光谦：国际科技界对转基因是十分慎重的。近年来,已有许多严肃的科学家经过大量实验，证实转基因食品与肿瘤、不孕不育、胚胎异常等数十种疾病的高度相关性。
解析：“转基因食品与肿瘤、不孕不育的高度相关性”是荒谬的说法，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可是缺乏专业知识的公众往往把相关性当成因果性。
所谓的“科学家实验”包括下列三个事件。
2011年5月，加拿大两位学者发表一篇论文，说采自孕妇和胎儿脐带的血样中检测出转基因表达的蛋白质。这可谓石破天惊，因为此前从未在人血中发现过转基因蛋白。多国科学家立即重复这个检测，却发现论文作者所用的检测方法灵敏度不高，会误把已经分解的蛋白质当做完整的蛋白质，而改用更精确的检测方法，在人血中就检测不到转基因蛋白。论文虽然被全世界同行所否定，却被反对转基因的人利用。因为这篇错误论文说的是孕妇和胎儿，反对转基因的人便由此推论转基因与不孕不育高度相关。
2012年9月，法国卡昂大学塞拉利尼教授发表论文，说用转基因玉米饲喂大鼠两年，多数大鼠都长出肿瘤。法国、欧盟以及全世界的同行科学家并未对此表现出惊讶和疑惑，而是众口一词对此表示不屑和谴责，因为塞拉利尼使用的大鼠的自然寿命也就是两三年，喂不喂转基因玉米都会生长肿瘤并死于肿瘤，所以这类大鼠只能用于90天饲喂实验。此外，塞拉利尼的实验方法、统计方法也未遵守科学界通行的规则。所以，法国卫生安全署、法国生物技术最高委员会、欧洲食品安全局都否定了塞拉利尼的实验。
2013年6月，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在阅读《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时忽有灵感，遂为协会撰写了《转基因大豆与肿瘤和不孕不育高度相关》的报告并在网上传播。从学术上讲，必须通过复杂的统计分析才能得出“高度相关”的结果，而王小语仅凭感觉就让两组数据“高度相关”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认为：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国家农业部和中国科协联合编写的科普读本《理性看待转基因》以比喻的方式解释道：小麦拔节的季节，也是麻疹流行的季节，但是两者没有直接关系；农药使用量在增加，人的寿命在延长，如果说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那就太荒谬了。那么王小语为什么要说“转基因大豆与肿瘤和不孕不育高度相关”呢？因为黑龙江省是大豆大省，非转基因大豆占全国的一半，抹黑转基因大豆是市场竞争的需要。
结合以上三个事件，我要继续解释：相关性和因果性是统计学名词，不是任何数据都具有相关性，具有相关性的数据可能具有因果性，也可能不具有因果性。比如：“天气炎热”与“吃冰激淋的人增多”具有相关性和因果性；“天气炎热”与“游泳的人增多”也具有相关性和因果性；但是“吃冰激淋的人增多”与“游泳的人增多”只具有相关性，不具有因果性。所以不能把所有相关性都等于因果性，那么因果性就不能靠相关性来判断，必需靠常识或理论分析来判断。
按常识，即可判断“吃冰激淋的人增多”与“游泳的人增多”只具有相关性，不具有因果性。
按理论分析，转基因食品只是比非转基因食品多了一个基因，多了一个蛋白质，而在人体内，这个基因被核酸酶分解为核苷酸了，这个蛋白质被蛋白酶分解为氨基酸了，基因、蛋白质、核苷酸、氨基酸都不是致癌物，都不是避孕节育药物，所以“转基因食品”与“肿瘤、不孕不育等数十种疾病”不具有因果关系。假如具有相关性的话，那也毫无意义。
在医学上，具有因果性的相关性才有意义，比如辐射与肿瘤具有因果性，然后才分析辐射剂量与肿瘤恶化程度的相关性。
社会上很多人并不了解相关性和因果性的关系，很容易把毫无意义的相关性当成因果性。所以，凡是说“转基因食品与肿瘤、不孕不育高度相关”的，要么他有意误导公众，要么他不懂装懂。
彭光谦：仅草甘膦一项，据研究，0・000169微克/升（约5万亿分之一）浓度的草甘膦，即具有致癌作用。而美国孟山都公司转基因农作物残留的草甘膦含量高达20毫克/公斤(1毫克=1000微克)。
解析：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品种，大多是抗草甘膦的，反对转基因的人也反对草甘膦。关于草甘膦的研究项目很多，大多数研究都证明草甘膦无害。彭光谦所说的这项研究，其实并不能证明草甘膦致癌，他之所以说“草甘膦致癌”，可能是他没有看懂那篇论文，或者根本没看那篇论文，只是道听途说。
这项研究的论文发表在2013年6月的《食物与化学品毒理学》杂志上，论文的标题是《草甘膦通过雌激素受体诱发人体乳腺癌细胞生长》。咋看这标题，外行的人马上就会以为草甘膦致癌。非也。
雌激素受体是乳腺细胞里的一种糖蛋白，它接受雌激素的作用，故名雌激素受体。雌激素作用于乳腺正常细胞的受体，让乳腺发育、泌乳；雌激素作用于乳腺癌细胞的受体，让癌细胞生长增殖。请注意，是先有癌细胞，后有雌激素助长癌细胞，而不是雌激素让正常细胞转化为癌细胞。乳腺细胞的癌变不是由于雌激素的作用，而是由于基因突变。基因突变的原因有许多，但不包括雌激素。
这篇论文的核心内容是：“草甘膦具有雌激素活性，也像雌激素一样，可以通过乳腺癌细胞里的雌激素受体，让乳腺癌细胞生长增殖”。是先有癌细胞，后有草甘膦，是草甘膦助长癌细胞，并不是草甘膦导致细胞癌变。
这项研究是体外实验，是让试管里的乳腺癌细胞与草甘膦接触，其结论应该是“在体外细胞实验中草甘膦助癌“，还必须进行动物实验才能证明草甘膦在生物体内是否助癌。
绝大多数体外细胞实验的结果都会被动物实验所否定，因为体外细胞的生理机制太简单了，而动物体内的生理机制要复杂得多，会从方方面面制约实验的药物。所以，不管是确定治病的药物，还是确定致病的毒物，都不能以体外实验为据。只有不懂科学的人，才会拿着体外实验的鸡毛当令箭。
这项研究中，草甘膦的5万亿分之一的浓度，也是可以拿鸡毛当令箭的，因为美国自来水的草甘膦残留为10亿分之一，是这项研究中的草甘膦浓度的5000倍。研究者以及对这项研究感兴趣者如彭光谦等，甚至可以说“美国自来水致癌”了。虽然彭光谦没有和自来水比较，却与转基因大豆比较了。转基因大豆草甘膦残留安全标准为20毫克/公斤，折合为5万分之一，是这项研究中的草甘膦浓度的1亿倍，怪吓人的。但是莫怕，体外细胞实验是把癌细胞丢进草甘膦溶液里，而饮食中的药剂残留并不接触癌细胞。我们应该相信制定农药残留安全标准的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而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也在2016年发布联合公告，认为草甘膦不太可能通过食用途径对人类造成致癌风险。
彭光谦：早在2000 年，全球828位科学家就向各国政府紧急呼吁，叫停转基因，指出转基因作物违反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使我们的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解析：在中文里，“科学家”与“科学工作者”是两个词。但在英文里，“科学家”与“科学工作者”是一个词，写作scientist。所谓“828位科学家”，其实应该翻译为“828位科学工作者”，而且，他们投身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中的科学”。 自然科学是科学家的科学，“社会中的科学”是社会人士主张的科学，专门与科学家唱反调。比如，科学家认为转基因是安全的，“社会中的科学”便认为转基因不安全。于是这“828位科学工作者”便向各国政府发出呼吁书，叫停转基因。这篇呼吁书就发表在英国开放大学的名为“社会中的科学”的网站上。英国开放大学不是剑桥、牛津那样的大学，而是远程教育大学，相当于“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网络教育大学”。这篇呼吁书依据的是联合国2000年《卡塔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卡塔纳是刚果的一个城市，在那里举行会议形成了这个议定书。议定书有几万字，但总纲部分只有两段话。第一段话是“现代生物技术（即转基因）扩展迅速，公众亦日益关切这项技术可能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还担心这项技术对人类健康构成风险”。“828位科学工作者”的呼吁书就依据这段话，列数现代生物技术如何“阻碍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接着呼吁“停止现代生物技术的实验、应用和专利批准”。但是，议定书总纲还有第二段话：“公众已经认识到，如能在开发和利用现代生物技术的同时，亦采取旨在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妥善安全措施，则此种技术可使人类受益无穷。”这才是点睛之笔。可是呼吁书的828位签名者却断章取义，对第二段话视而不见。而各国政府对转基因品种进行食用安全评价和环境安全评价，正是议定书总纲第二段所说的“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妥善安全措施“，转基因技术因此”使人类受益无穷“，所以各国政府对828人的呼吁书不予理睬。
彭光谦：2006年，400名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专家经过6年研究，结论是转基因不适用于全球的农业发展。
解析：这个评估文案的名称是《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是在2008年形成的，不是2006年。评估文案的结论中没有“转基因不适用于全球的农业发展“这句话，鼓吹这句话是对评估文案的篡改。这个评估虽然由联合国相关部门提供经费，但是评估机构是独立的，并不代表联合国。评估机构的400名专家并非都是农业科技专家，其中更多的是生态专家、气候专家，还有扶贫专家、农产品贸易专家、农村信贷专家、妇女工作专家等等。既然是评估”农业知识与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那么就绕不开转基因，可是由于评估专家的专业各不相同，所以包括转基因在内的各种争论就不可避免，而且难以弥合。最后形成1个全球性的评估文案、5个地区性的评估文案，交给联合国191个成员国审核，结果只有58国认可。中国认可了《东亚、南亚、太平洋地区供决策者使用的（评估文案）摘要》，其中关于转基因，《摘要》的原话是“目前关于转基因的相关风险和利益，仍然存在很大争议，各国有必要提升在这方面的监管水平和评估能力“。这句话的意思是转基因留待以后评估。这既不是肯定转基因，也不是否定转基因，而是对转基因的真实反映。如果想借用这次评估结果反对转基因，应该巧妙地说”评估结论没有把转基因技术作为全球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样说显得有水平。而无中生有地说” 评估结论是转基因不适用于全球的农业发展“，一点水平也没有。
彭光谦：对这些已经揭示的灾难性后果和科学家们的一再警告，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进行过严肃的分析，客观的评估，科学的论证？我们匆忙引进的科学依据何在?
解析：所言“已经揭示的灾难性后果“和”科学家们的一再警告“，就是前面所述的”转基因食品致癌致不孕不育“、”草甘膦致癌“、”828位科学家叫停转基因“、”400名专家评估转基因不适用于全球的农业发展“等虚假不实之词。
彭光谦：既然有人如此热衷于引进转基因，为什么不先在自己的机关食堂和幼儿园进行转基因食品试点，而要把13亿人民当作小白鼠呢?
解析：这是讽刺、攻击农业部的。2006年，农业部幼儿园在招生宣传中声称“使用非转基因食用油“。2010年，农业部机关食堂被曝光使用非转基因大豆油。这两起事件让农业部既难堪却又没法解释。那么就让我来解释吧。我认为农业部幼儿园的工作人员肯定不是农业专家，他们可能会受到社会传言的影响而偏爱非转基因食用油，即使他们相信转基因与非转基因同等安全，但是为了招生也会迎合一些家长的偏见。我相信农业部机关不会刻意要吃非转基因食用油，也相信农业部的领导们多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也吃转基因食用油“的话。至于农业部机关食堂，我从网上了解到它其实是个经营性饭店，对内接待员工，对外接待顾客。我知道许多经营性饭店都使用价格相对便宜的转基因大豆油，也使用接近保质期的打折的非转基因大豆油。
新华网：这里存在一个利益链吗？
解析：新华网是国家级媒体，真不该像缺乏自律的自媒体那样提这样的问题。
彭光谦：西方有关转基因公司为了打开中国大门，在中国进行了什么样的公关活动，化了多少代价，目前我们不得而知。
解析：如此无端揣度政府部门是要承担责任的。
彭光谦：仅“十二五”期间，我国有关部门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拨款高达创纪录的300亿元，这是同期常规育种经费1.8亿的166倍。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全国农业科研部门对转基因项目趋之若鹜，形成一边倒的态势。
解析：彭光谦说的数据不真实，不过转基因研发经费确实高于常规育种经费，这是因为：农业转基因生物包括植物和动物，并不只是农作物；转基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先要进行深入的遗传学理论研究与探索；就农作物转基因育种来说，需要更多外源基因，已知的几种细菌的基因不能满足需要，还要在更多细菌和植物中寻找外源基因；转基因育种以常规育种为基础，也要搞常规育种。如此，转基因研发经费就必然高于单纯的常规育种。因为转基因研发经费多，反对转基因的彭光谦竟贬损全国农业科研部门“在利益驱动下”，“对转基因项目趋之若鹜”，而他曾经身为博导，经常申请社科经费，难道也是“在利益驱动下趋之若鹜”吗？
彭光谦：支持转基因就有课题、有经费、有名、有利；不支持转基因就无课题、无经费，甚至遭到打压、威胁。
解析：这是为育种界的个别反对转基因的人鸣不平，但言过其实。
彭光谦：中国毕竟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农业大国，保护、发展、提升中国的生态农业水平，是实现民族繁荣富强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关部门如此厚此薄彼，扶洋抑中，爱憎分明。
解析：彭光谦把 “提升中国的生态农业水平” 与常规品种联系起来，而与转基因品种对立起来。他这样的理念是错误的。生态农业在东西方有所不同。西方的生态农业就是变相的有机农业，有机农业不用化肥、农药、转基因。这是极端生态理念。中国的生态农业如果学西方，不用化肥、农药、转基因，将会面临饥饿。中国生态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保护生态。传统农业主要是精耕细作，重视有机肥；现代农业主要是合理使用化肥、农药，采用优良品种，不拒绝转基因品种，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理念。
新华网：美国积极向中国倾销转基因，这是为什么？
解析：这是诱导式提问，不该。这是错误的诱导式提问，更不该。倾销即低价，美国卖给中国的转基因大豆是国际市场正常价格，不是倾销。转基因大豆产量高、成本低，价格低于非转基因大豆，也不能因此认为是倾销。
彭光谦：对外进行高新科技封锁，特别是对中国进行高新科技封锁几乎是美国长期的基本国策。惟独转基因技术是个例外。不仅孟山都和杜邦公司这样的利益集团异乎寻常地慷慨，不遗余力地向中国倾销转基因农产品，而且连美国总统都不顾国际礼仪，赤膊上阵，亲自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取消实验期，接受美国转基因农产品。难道我们不应该想一想，这种反常的态度里面究竟有什么蹊跷？这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
解析：我对这段话有两点解释：1.转基因农产品是采用转基因技术的产品，转基因农产品不等于转基因技术，糊涂地认为转基因农产品就是转基因技术，把美国出口转基因农产品，当作向中国转让转基因技术，是无知的表现。2.美国要求中国取消对进口的转基因农产品进行的安全性实验，恰恰说明中国把关把得严，必须把安全数据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认为转基因农产品具有安全性。
新华网：难道我们有关部门一点也没觉察到其中的奥妙吗？
解析：专访对象把美国出口转基因农产品，当作向中国转让转基因技术，已经显得无知了，记者还要追问其中的奥妙，显得更无知。
彭光谦：本来我国的主管部门理应是人民可以信赖的安全卫士。但是，令人不解的是，2007年7月卫生部门实施《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竟故意删除、放弃2002年《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第五条“食用安全性和营养质量不得低于对应的原有食品”的强制性底线要求，公开撤除安全防线，为转基因食品大开方便之门。
解析：这段话是对行政法规的断章取义。2002年的《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转基因食品食用安全性和营养质量不得低于对应的原有食品”。2007年《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废止，《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施行，新资源食品包括转基因食品。《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新食品原料应当具有食品原料的特性，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且无毒、无害，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慢性或者其他潜在性危害。”有如此规定，怎能说“撤除安全防线”呢？可是彭光谦却闭口不提新规定的第三条，这是有意对行政法规断章取义。
彭光谦：最近还对“农民养殖种植转基因动植物”、“农业转基因生物过境转移”放开行政审批。
解析：这句话是针对国务院文件的，成心找茬。我说说来龙去脉吧。
2001年起实施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培育成功的转基因动植物品种须申请安全证书，繁育、销售转基因种子、种畜、种禽、鱼苗的，须申请生产许可证，农民养殖转基因动物、种植转基因植物，由供种单位代理审批。”2010年7月10日，国务院决定取消113项行政审批项目，其中第47项是“取消农民养殖、种植转基因动植物审批”。当国家允许种植、养殖转基因植物、动物的时候，农民种植、养殖转基因植物、动物，就像种植、养殖常规品种一样，是不需要审批地，所以取消审批。本来是简政放权，却被反对转基因的人歪曲、妄议。
关于农业转基因生物过境转移，《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货主应当事先向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方可过境转移”。这个审批项目也被国务院取消，改为许可证制度。
彭光谦：转基因水稻多年来从华中农业大学非法散布至华东、华中各地，至今未见任何人出来制止。
解析：这句话是夸大其词。我国转基因水稻零星非法种植，曾被农业部严厉查处。在解析我国转基因水稻零星非法种植的情况之前，先说说美国的情况。
水稻在美国是个小作物。美国常年种植玉米5亿多亩，大豆5亿多亩，小麦3亿多亩，而水稻只有2000万亩，却是世界排名第5位的大米出口国，其他4国分别是泰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美国生产的大米，一半自食，一半出口。自食的一半主要是被美国的亚裔人口吃了。
德国拜耳的美国公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培育了3个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其中两个于1999年被美国农业部批准商业化种植，另一个未向美国农业部申请，其代号为LL601。在2006年，美国出口欧盟的大米因为检测出含有“未经批准的LL601转基因成分”而被退回。“未经批准”就是“未经批准商业化种植”，那么被认为安全性不能肯定，所以不能进口。既然未被批准商业化种植，那是怎么混入非转基因大米里的呢？美国农业部经过调查认为，是在田间试验阶段被人做为种子有意无意地扩散了。覆水难收，根本不可能把LL601从非转基因大米中挑拣出来。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对它进行安全评价。2008年，LL601经过安全评价后被批准商业化种植。之后，美国大米依然出口欧盟，依然被检测出LL601转基因成分，但是欧盟同意进口，因为LL601已被批准商业化种植，那么其转基因成分的安全性就是可以肯定的了。
我国华中农大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培育了两个转基因水稻，是抗虫的，于1999年向农业部申请安全评价，2009年获得安全证书，但一直未批准商业化种植。我国大米及大米制品也出口欧盟，也多次被检测出“未经批准的转基因成分”，因其安全性不能肯定，所以被退回。可见欧盟忌讳转基因成分，是因为“未被批准商业化种植，安全性不能肯定”。由于我国的转基因水稻迟迟未被批准商业化种植，所以欧盟对我国出口的大米及大米制品的检测就分外严格。欧盟检测美国大米转基因成分的仪器的精确度是0.1%，检测我国大米及大米制品转基因成分的仪器的精确度是0.01%，只要1万粒大米中有1粒转基因大米，就能检测出来。如此精确才检测出我国大米的转基因，也说明我国非法种植的转基因水稻很少。虽然很少，却也混入非转基因水稻中，这很可能也像美国那样“是在田间试验阶段被人做为种子有意无意地扩散了”。
转基因作物允许不允许种植，是法制问题。转基因食品安全不安全，是科学问题，科学已经证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转基因食品吃不吃，是个人选择问题。其实，世界上不吃转基因食品的人也很难不摄入转基因成分，因为几十年来、几十个国家种植转基因，目前每年面积已近30亿亩，进口转基因食品的国家则有一百多个，那么在世界范围内，转基因与非转基因，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种植混杂、收获混杂、运输混杂、仓储混杂、加工混杂、销售混杂，连最避讳转基因的有机作物、有机食品也不能幸免。因此，欧盟以及许多国家都允许有机食品含有0.9%的转基因成分。吃有机食品的人尚且摄入了转基因，何况吃普通食品的人呢？尽管如此，人人不都安然无恙吗？尽管安全，却依然有人反对转基因，是理念使然。
彭光谦：当美国杜邦先锋公司的转基因玉米“先玉335”冒充杂交品种之名在中国大规模扩散，造成严重生态恶果，我国环保部门调查证实“先玉335”确是转基因玉米后，某主管部门不但不采取措施惩罚和遏制此违法扩散，反而替其掩饰真相，压制环保部门公布此重要信息。我真想不出来他们这样做的理由。
解读：这段话完全是无中生有，即使不是造谣，也是传谣。
“先玉335”玉米是杂交品种，不是转基因品种，是一篇虚假报道把它当作转基因品种。这篇报道就是2010年9月新华社所属《国际先驱导报》发表的署名记者金微的《山西、吉林动物异常现象调查》。该“记者调查”把当地种植的从美国引进的玉米杂交种“先玉335”当成转基因品种，说“先玉335”与当地母猪死胎流产、老鼠变小变少高度相关。农业部门认为这篇“记者调查”是道听途说式的采访，完全失实。母猪死胎流产现象是任何省份、任何年份都有的偶然现象，主要是疫病和营养不足所致。老鼠变小变少则主要是鼠药的压制以及老鼠自身疫病所致。而“先玉335”根本不是转基因玉米，即便母猪、老鼠等哺乳动物吃了转基因玉米也是安全的。这篇“记者调查”因为违背新闻职业道德和科学常识，成为臭名昭著的假新闻和谣言。
“先玉335”被“我国环保部门调查证实确是转基因玉米”吗？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当时反对转基因的人士闹得很凶，他们说环保部从山西取回的玉米样本中检测出了启动子。这些反对转基因的人不懂转基因，也不懂启动子，便把两个陌生的名词划上了等号，糊涂地认为启动子就是转基因。启动子这个名词之所以陌生，是因为它太专业。它是基因结构的一部分，基因结构包括启动子、终止子、外显子、内含子。顾名思义，启动子启动基因的功能，它相当于电路中的开关，或者相当于电器的启动器。凡是表达蛋白质的基因、转基因，或者说凡是表达性状的基因、转基因，都有启动子。转基因玉米有启动子，非转基因玉米也有启动子。那么检测启动子就可检测出相应的基因、转基因。反对转基因的人士质问农业部工作人员：环保部检测出启动子了，但是你们农业部公关环保部，不让环保部公布，“先玉335”又大面积种下去了。农业部工作人员解释道：并不是转基因作物才有启动子，所有植物都有启动子，检测出启动子，并非就是转基因，这是个专业问题。在场的金微记者就在《国际先驱导报》上发出《农业部首度承认环保部检测“先玉335”含启动子》的报道。这个报道是片面的，只说检测到启动子，不说“所有植物都有启动子”，是居心叵测。在“启动子=转基因”的舆论氛围下，这篇报道让科盲们坚信“先玉335”就是转基因。
“先玉335”是不是转基因，直接检测就可以确定。检测方法不复杂，很多机构、公司都能检测，种植面积那么大，取样也很容易。如果“先玉335”真的是转基因，那是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住的。农业部邀请多个检测单位对“先玉335”进行了检测，请看农业部“转基因植物环境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在网上发表的声明：我中心和国家其他检测中心，以及欧盟认证认可的专业检测公司，分别按照执法程序，对“先玉335”玉米种子样品进行盲样（检测人员不知道样品是什么品种）、平行（各检测机构互检）、独立（各检测机构独自检测）的检测，均未发现转基因成分。并对申请品种权保护的“先玉335”的保藏在农业部的样品也进行了检测，也未检出转基因成分。
世界上没有哪个农作物品种是如此反反复复检测转基因的，尽管如此，反对转基因的人士仍死死咬定“先玉335”就是转基因。
新华网：有人说,在中国极力搞转基因的人，背景似乎不单纯，是这样的吗？
解析：这哪是专访？简直是一唱一和。
彭光谦：这并非空穴来风。有资料显示，中国转基因的积极推动者不少有美国资金和机构培养的背景。
解析：这话别有用心。我国的许多转基因科学家都有美国留学和科研经历。所谓“美国资金”其实就是奖学金、科研经费；所谓“美国机构”就是大学和研究所。他们学成归来，或事业有成之后归来，报效祖国，却被反对转基因的人神经质似的疑为替美国害中国。
彭光谦：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里的基因专家不少在销售转基因种子的公司都有兼职。
解析：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每届三年，由六七十位委员组成，分别是来自农业、环保、卫生、食品等行业的专家。他们不是凭感觉，而是根据实验数据来评价转基因品种的安全性，且无记名投票，3/4通过，才能颁发安全证书。这样的体制、机制，形不成潜规则。假如他们真的“在销售转基因种子的公司都有兼职”，那一定都是在销售转基因棉花种子的公司兼职，因为我国还没有批准转基因水稻、转基因玉米的商业化种植。这便缩小了调查范围，应该去调查，不应该含沙射影。这种笼统的、模糊的、莫须有的、广谱性的抹黑，杀伤面很大，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彭光谦：更为离奇的是，中国积极推动转基因的某部门负责人，竟然同时兼任美国转基因大公司美国杜邦公司的顾问。这里不仅存在一个隐隐约约的利益链，而且是违反从政道德，违反《公务员法》，为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
解析：这是暗指当时的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科院院长李家洋。这事媒体已经公开报道，可以明说，不必暗指。把事情说明白，才能还人以清白。
李家洋，1956年生人。1982年安徽农大毕业，1984年在中科院获硕士，1991年在美国获博士，1999年担任中科院遗传所所长，200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2004年担任中科院副院长，2007年（经中科院批准）被美国杜邦公司聘为生物技术顾问，2011年担任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科院院长，2011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2012年当选德国科学院院士。
科技型公司聘请科学家当顾问，在国内国际是普遍现象。中科院不属于公务员序列，所以李家洋院士担任杜邦顾问无可厚非。农业部属于公务员序列，《公务员法》不允许公务员在企业兼职，所以李家洋院士在担任农业部副部长时就辞去了杜邦顾问。尽管如此，仍被糟践。
2016年，李家洋院士60岁。这年12月27日，新华社发布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消息，其中包括“免去李家洋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这是正常的退休免职，可是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却广发微博表示“大快人心”，再次糟践李家洋院士。
李家洋院士是植物生理方面的世界顶级科学家，对控制水稻高产优质性状的系列基因卓有研究，他和他的团队经过20年攻关，2017年以《水稻理想株型与品质形成的分子机理及品种设计》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个项目也叫分子设计育种，被业界誉为世界水稻育种史上的第4次突破。第一次突破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育成矮秆水稻。高秆变矮杆是基因突变，育种家利用这个突变基因培育成矮秆品种。矮秆品种不倒伏，因而增产，这被誉为“绿色革命”。第二次突破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袁隆平按照杂交优势理论育成的杂交水稻，这人人皆知，不再赘述。第三次突破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育成的转基因水稻。转入其他物种的基因，让水稻具有前所未有的优良性状，比如抗虫。我国转基因水稻育成即被极端理念制造的谣言所淹没，迟迟未能推广。第四次突破的分子设计育种之“分子”其实就是决定性状的基因。分子设计育种，先要从水稻4万多个基因中，找到决定高产性状、优质性状的一系列基因所在DNA的位置。这些基因并不在一个品种之中，而是分散在许多个品种之中，那么就要采用杂交、转基因等方法，让它们聚集在少数几个品种中，然后进行杂交育种，培育既高产又优质的品种。李家洋团队利用分子设计育种技术培育的品种，其关键基因是优良株型基因，这个基因决定了这样的株型：不结穗的无效分蘖少，结穗的有效分蘖多，茎秆粗壮抗倒伏，穗大粒多。因此而高产。
新华网：转基因食品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影响吗？
彭光谦：西方转基因大国，无论怎么搞，有一条红线他是决不跨过的，那就是坚守决不对自己主粮搞转基因的底线。
解析：西方转基因大国，非美国莫属。美国没有什么转基因红线，主要粮食如玉米、大豆、水稻、小麦等都有转基因品种。美国玉米、大豆已经转基因化了。美国转基因水稻早已商业化种植。美国也有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小麦，但没有商业化种植，因为不比非转基因小麦有优势。小麦是越冬作物，秋播出苗后1个月之内，对除草剂耐受，此时喷洒除草剂，除草而不伤麦苗。小麦春天郁闭田间，杂草长不起来。因此，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小麦不比非转基因小麦有优势。所以，美国农场主不愿意种植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小麦。许多人不知此情，就以为美国给小麦划了红线。其实包括美国、中国在内多个小麦主产国都在培育抗虫、抗病、抗旱的转基因小麦。
小麦转基因成功率比大豆、水稻、玉米转基因成功率低得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大豆、水稻、玉米都是2倍体（2套染色体或2套DNA），而小麦是6倍体（6套染色体或6套DNA）。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自然界远缘杂交的结果。小麦起源于伊拉克一带，7000年前的小麦也是二倍体，却与一种二倍体的山羊草发生了远缘自然杂交，产生的幼胚也是二倍体，恰遇低温，本该分裂的幼胚细胞不分裂了，幼胚细胞内的染色体却依然分裂，于是就形成了四倍体幼胚，待温度回升，幼胚细胞开始分裂，就形成了四倍体小麦。3000年前的四倍体小麦，与另一种二倍体山羊草发生远缘自然杂交，产生的幼胚是三倍体，恰遇低温，本该分裂的幼胚细胞不分裂了，幼胚细胞内的染色体却依然分裂，于是就形成了六倍体幼胚，待温度回升，幼胚细胞开始分裂，就形成了六倍体小麦。
大豆有3万多个基因，水稻有4万多个基因，玉米有5万多个基因，而小麦却有12万多个基因。基因决定性状，有的性状是一个基因决定的，但是大多数性状是多个基因在相互作用下决定的。大豆、水稻、玉米、小麦，它们各自的性状总数是差不多的，假设各有1万个性状吧，那么大豆、玉米、水稻就是平均几个基因相互作用决定1个性状，而小麦则是平均十几个基因相互作用决定1个性状。几个基因相互作用就够复杂了，而十几个基因相互作用更复杂，基因相互作用越复杂，转入的单个基因越难以表达性状，甚至被掩盖，所以小麦转基因成功率远比大豆、水稻、玉米转基因成功率低。
彭光谦：西方转基因大国把拿下中国主粮转基因作为他们最终战略目标。在大豆、水稻、玉米等主粮上，短短几年他们已经得手。
解析：这段话的意思是，中国育种家培育的转基因品种，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搞成的。这真是胡说八道。美国只愿意卖给中国转基因农产品，何曾转让过转基因专利？
彭光谦：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非法种植转基因玉米和水稻已达6000多万亩。
解析：这是谣言。加上“据有关部门统计”，显得谣言是真的。
彭光谦：作为大豆原产地的中国，大豆自给自足已成历史。
解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国的大豆是低消费水平的自给自足。那时大豆要么直接作为食品，要么加工成豆制品，也有一部分榨成油，而豆制品和大豆油是凭票供应的。
彭光谦：全世界60%多的转基因大豆涌向中国。美国对中国出口转基因大豆，1996年111万吨,，2012年已高达5838万吨，价值130亿美元，16年增长50多倍。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大豆油已占据中国80%以上的市场。
解析：大豆是油料、饲料兼用作物。榨油以后剩下的豆粕是高蛋白饲料，营养价值高于花生粕、菜籽粕、棉籽粕。饲料的60%是玉米，15%是豆粕或花生粕或菜籽粕或棉籽粕，若没有这些粕，饲料的营养价值就达不到标准。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食用油消费和蛋奶肉鱼消费逐年增加，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内生产的食用油已不能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国内生产的豆粕、花生粕、菜籽粕、棉籽粕已不能满足养殖业所需。于是，我国从1997年开始进口转基因大豆，数量为200多万吨，以后逐年增加，2001年1300多万吨，2013年6300多万吨，2019年8500多万吨。这才保证了国内日益增长的食用油消费需求和养殖业需求。转基因大豆油约占食用油市场的50%多，说占80%是胡说。
彭光谦：在老百姓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基因大豆油已悄悄统治了全中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今天，中国老百姓吃的大豆油基本上都是转基因大豆油，中国餐馆里用的大豆油也基本上都是转基因大豆油。
解析：转基因大豆油的转基因标识几乎人人皆知，所以消费者是知情选择，而不是不知情选择。老百姓为什么都吃转基因大豆油?餐馆为什么都用转基因大豆油？因为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比国产的非转基因大豆价格便宜25%以上，那么转基因大豆油就便宜，所以从百姓餐桌到餐馆都选择转基因大豆油。
彭光谦：中国是少有的对西方转基因农产品不设防的国家，是少有的未经实验就大量进口西方转基因农产品的国家，是少有的敢于对自己的主粮搞转基因的国家。
解析：这三个排比句，全是胡说。中国需要转基因大豆，所以要进口。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每一批次都经过安全实验和检验。转基因若有害，非主粮也不能搞；转基因若无害，主粮为何不能搞？以“反对主粮转基因“为抓手，实在是不合逻辑。
我国为什么不进口非转基因大豆呢？因为目前世界上非转基因大豆年产量只有6000万吨，刨掉我国生产的1500万吨，剩下4500万吨，就是把非转基因大豆都买进来也不够我国所需，何况其生产国要消费其中的绝大部分。
目前世界上转基因大豆年产量为2.8亿吨，所以我国进口大豆只能以转基因大豆为主，2019年进口非转基大豆只有300多万吨，还没有转基因大豆的零头多。
有人会说：我国可以扩大非转基因大豆面积啊。如果这样，就需要扩大4亿亩耕地，才可替代进口。可是我国哪有闲置的4亿亩耕地！在现有耕地，若扩大大豆面积，就得减少粮食作物面积，减不得的，减了，粮食就会缺口很大。要知道，我国常年玉米面积5亿多亩，水稻面积4亿多亩，小麦面积3亿多亩，哪个都减不得。
人多，地少，吃得好，不得不进口转基因大豆。
转基因大豆，许多国家都进口。欧盟也要每年进口1100多万吨转基因大豆，欧洲人也吃转基因大豆油，豆粕则用做饲料，不够用，欧盟每年还要进口转基因豆粕1500多万吨。
为什么国际市场上转基因大豆多而非转基因大豆少呢？因为转基因大豆产量高、面积大，而非转基因大豆产量低、面积小。大豆田需要使用草甘膦除草，草甘膦在土壤中的药效可保持一个月，这期间草甘膦对非转基因大豆苗会有伤害。若种植非转基因大豆，须在施药一个月后才能播种，而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大豆则可比非转基因大豆早一个月播种，这便可以选择生育期长的品种，而生育期长则产量高。因为抗草甘膦，就不怕草甘膦洒到大豆植株上，那么就可以空中洒药，这便无需考虑喷药机械的行驶，所以可以窄行种植，增加密度，从而增加产量。相比较，转基因大豆比非转基因大豆提高30%以上的效益，因此，大豆主产国的农民纷纷扩大种植转基因大豆，几乎不种非转基因大豆，于是，在国际市场只能买到转基因大豆。转基因大豆主产国主要在美洲，其中美国、巴西、阿根廷各有几亿亩，巴拉圭、加拿大各有几千万亩，乌拉圭、玻利维亚各有几百万亩。
彭光谦：民以食为天。且不说转基因对人体健康潜在的巨大危害，也不说西方从贩卖转基因农产品中卷走中国巨额银两，中国怎么能把13亿人吃饭这样天大的问题任交别人控制?一旦形成垄断，如果西方像在阿根廷做的一样，无限抬高粮价，我们还吃得起吗？一旦天下有变，西方切断我们的粮食供应，13亿人吃什么?中国粮食安全底线在哪里？
解析：关于转基因“潜在风险“。通常认为的转基因“潜在风险”，指的是实验室风险，不是推广应用风险，通过安全性实验，颁发了安全证书，转基因是不存在“潜在风险”的。说种植转基因有“潜在风险”是偷换概念，把“潜在风险“说成“潜在的巨大危害”，更是耸人听闻。若是这样，全世界转基因作物就不会连续种植二十多年，现在达到二十多亿亩。
关于粮食安全，我国每年粮食总产6.6亿吨以上，粮食供给及库存是绝对安全的。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线是新粮下来之前的库存量占全年需求的17%，折算为够吃2个月。而我国的粮食库存够吃1年。说“中国把13亿人吃饭这样天大的问题交给别人控制”完全是睁大眼说瞎话。我国缺的是大豆，但是除了从美国进口转基因大豆，也从巴西、阿根廷、巴拉圭等国家进口转基因大豆，在大豆供应上不会被哪个国家所控制。
关于阿根廷转基因农业。阿根廷终年无雪，土地肥沃，4000多万人口竟有4亿多亩耕地，是世界著名粮仓。内陆河流可通航，可停泊6万吨级货轮，这便节省了公路至海港的运输费用，降低了粮食出口成本。转基因大豆及其油脂和豆粕被政府加征35%的出口税，仍不影响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阿根廷粮价起伏，不是什么西方资本垄断操控所致，而是实行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所致。2002年，受美元波动的影响，阿根廷货币贬值，粮食生产者和经营者不愿出售粮食，造成国内粮价上涨。2008年，国际粮价上涨（时称世界粮食危机），阿根廷出口粮食增加，带动国内粮食价格上涨。2008年5月17日新华网曾以《世界粮食危机为阿根廷创造“外贸黄金期”》为题报道阿根廷获益匪浅。汇率和国际市场所致国内粮价上涨，最终都被阿根廷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所平复。
新华网：你提出建立中国的“生物国防”，意义何在?
彭光谦：新中国成立以来，事实已经证明任何敌人都不可能用武力征服我们。然而，那种杀人不见血的生物武器和意识形态渗透等则有可能使我们丧失警惕。美国军方曾提出“新型生物战剂可以作为战略武器针对敌国平民人口长期施用并达到使目标人口绝育、致癌、健康退化的后果”。转基因作物恰恰有可能成为这种武器。
解析：试问：美国军方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或者在什么媒体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即使这话所言为真，可是美国军方会说出来吗？说这话的不是美国军方，而是媒体，美国一些媒体、欧洲一些媒体、中国一些媒体，为了耸人听闻、引人关注，都曾假设美国军方说过这样的话。2003年12月8日新华网转载的2003年第21期《世界知识》刊登的《基因武器：可怕的新型生物战剂》是我国最早的关于“基因武器=新型生物战剂”的文章。生物战剂指的是传染病病菌、病毒，新型生物战剂则是转基因生物的代名词。传染病病菌能导致鼠疫、霍乱、炭疽病等传染病，不能导致绝育、致癌。导致绝育、致癌正是妖魔化转基因食品的用语，所以彭光谦说“转基因作物恰恰有可能成为这种武器”，在这个语境下的“恰恰有可能”给人的感觉是“恰恰就是”。转基因作物在美国遍地都是，只说转基因大豆吧，美国年产转基因大豆9000万吨，出口一半，国内消费一半，莫非美国要用转基因农产品这种新型生物战剂与中国同归于尽！中国国防大学军事后勤与军事科技装备教研部教授李大光，热心科普，是中国科协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懂军事装备，懂转基因，他说：“基因武器是人们假想中的武器，属于科幻概念，却是阴谋论者坚信的武器。我国没有开展过基因武器的研究，也没有证据表明任何国家开展过这方面的研究，更没有在战争中使用过。一些人虚构基因武器，是为了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并且用来制造恐慌，起到了很坏的影响。”
彭光谦：如今向中国大肆推销转基因农产品的孟山都公司正是当年生产投向越南战场的橙剂生产商。
解析：这话隐喻转基因农产品犹如当年的橙剂。所谓橙剂，就是橙色包装的药剂，这种药剂就是落叶剂，落叶剂属于农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侵越美军用飞机在森林上空喷洒落叶剂，让森林落叶，使越共游击队无处藏身。那个时代受科技水平所限，合成的落叶剂分子结构非常稳定，在自然界长时间不分解，不分解就一直有毒性，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对人造成危害。现在仍有落叶剂，但喷洒后几天其分子就分解了，用于棉田，让棉花落叶，然后用机械采棉而棉花不沾染碎叶。在越战期间，孟山都还是一个化工公司，所以为美军生产橙剂。波音公司则为美军生产轰炸机。战争的恶果应归罪于美国政府和美军，不应归罪于孟山都和波音公司。孟山都在1980年就转型了。那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生物专利法涵盖的范围做出新的解释，根据这一解释，动物、植物、微生物的基因组合、基因修饰都应得到专利保护。简言之，就是转基因可以申请专利。这一解释源于一起细菌专利诉讼案。早在1972年，细菌学家查克拉巴迪将4种细菌基因重组，培养出可以分解石油的新细菌，用于清除石油污染，效果非常好。他申请专利却未获批准，因为当时的生物专利法只包括动物、植物，不包括细菌。查克拉巴迪坚持8年，持续上诉，终于被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获得了专利。这个划时代的判例推动了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许多公司开始投资研究转基因。后来的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就是在这个判例之后从化工领域进入生物技术领域的。
彭光谦：当年西方对中国倾销鸦片，弄得“国无可用之兵，库无可用之银 ”。转基因作物如果不幸成为一种战略武器, 带来的后果将远远超过鸦片战争，它毒害的不只是一两代人，而是种族灭绝之祸。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解析：“转基因作物如果不幸成为一种战略武器, 带来的后果将远远超过鸦片战争，它毒害的不只是一两代人，而是种族灭绝之祸。”这话，我都不屑于解析它。
彭光谦：早在10多年前，西方转基因大国就精心制订了“生物国防”的战略计划，2011年，此计划拨款达612亿美元。在严酷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决不能过于天真。否则，一旦酿成民族灾难，就悔之晚矣！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个战，不仅仅是导弹核武器，更为危险的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的国防的内涵应当进一步拓展，应当尽快启动中国自己的“生物国防”计划。保卫中国，保卫中华民族，此其时矣！
解析：综合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生物国防计划大致是这样的：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发生多起邮寄炭疽杆菌粉末的生物恐怖袭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17人感染。炭疽杆菌是传染病病原物，感染皮肤形成炭色痈疽，侵入体内则形成肺炭疽、肠炭疽、脑膜型炭疽、败血型炭疽。美国遂启动生物国防计划，对所有研究机构的真菌、细菌、病毒进行强制登记并追踪去向。2008年，美国联邦调查局锁定美国政府所属一家生物实验室的一名工作人员为邮寄炭疽杆菌的嫌疑人，即将抓捕时，这名嫌疑人服药自杀。美国生物国防计划还拨款研究能够增加、增强人体免疫细胞的医学技术，以抵御病原微生物感染，但这项研究未见报道结果。
反对转基因人士把美国的生物国防计划想象为制造基因武器计划，进而宣称转基因农作物就是生物武器。这其实是反对转基因人士的斗争策略，他们未必真的这样认为。有位农业经济学女教授，出版过专著《转基因战争》，堪称中国反对转基因的教母。2012年2月她在网上发出《推进反对转基因食品合法性的斗争》的战斗檄文，号召同道：
“把斗争的焦点从阻止转基因主粮商业化，转到生物战争的定位上来，以求反败为胜。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强调转基因不安全，主流的对策是加强监管就能管住安全。主流方占据知识优势，我们争不出什么结果，所以要改变定位。定位于生物战争，就可彻底颠覆转基因农业技术在中国的合法性，一切转基因的食品和饲料都不能用，也不能种，中国农业不能走转基因化的方向。我们面对一个极其庞大的转基因技术专家队伍，不管有多少困难也必须坚持斗争，我们没有退路。”
由此可见，“反对主粮转基因”，“宣称转基因农作物是生物武器”，都是反对转基因人士的斗争策略。彭光谦完全响应了这位教母的号召。
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反对转基因人士的内心，未必认为转基因农作物就是生物武器，但为了理念之争，必需咬定转基因农作物就是生物武器。
关于新华网对彭光谦的专访，到此全部解析完毕。大家是不是觉得这篇专访的每一句话都是夸大的或是虚假的或是错误的？此外，我估计大家对转基因可能还有下列疑问：为什么我国有些人反对转基因？为什么反对转基因是世界性现象？为什么说转基因是安全的？有杂交种，为什么还要转基因？下面我继续解析，敬请继续阅读。
为什么我国有些人反对转基因？
在2002年以前，中国没有人反对转基因，国内培育的一些转基因品种得以顺利推广。中国农科院培育的转基因抗虫棉、华中农大培育的转基因耐储存西红柿早在1997年就被农业部批准商业化种植，北京大学培育的转基因抗病毒甜椒也在1998年被农业部批准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棉花至今仍在种植，但转基因耐储存西红柿后来被非转基因耐储存西红柿取代，转基因抗病毒甜椒因为不抗更严重的真菌病害而被淘汰。
在中国，反对转基因，始于2002年。这一年，国际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把欧美蔓延的反对转基因的极端环保主义思潮引入中国。
“绿色和平”在欧美的成功经验是利用媒体。媒体具有“客观报道”的天性，对争论的双方都做报道。这就可以把反对转基因的声音放大成为社会舆论。于是“绿色和平”就源源不断地向媒体提供貌似言之灼灼实为一面之词的报告。
2002年6月，“绿色和平”向媒体提供《转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报告》，说转基因抗了主要害虫棉铃虫，而次要害虫上升为主要害虫，此起彼伏。这其实不是转基因的错，而是因为农民没有针对次要害虫打药所致。
2004年11月，“绿色和平”向媒体提供《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这是莫须有的推论，而实际上，经过安全实验评价，转基因水稻并没有健康和环境风险。
2008年5月，“绿色和平”向媒体提供《国外专利陷阱中的中国转基因水稻》，诬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转基因水稻侵犯了国外专利。
一些主流媒体的记者终于被反对转基因的理念所征服。
2009年10月，农业部给两个转基因水稻、一个转基因玉米颁发安全证书。一些媒体对此表示质疑或反对。代表作是2009年12月23日北京某主流报纸发表的记者文章《偷偷摸摸转基因》，2010年2月8日北京某主流周刊发表的记者文章《中国人主粮的转基因悬疑》。还有一些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利用建言献策渠道，在2010年3月“两会”前夕上书全国人大，要求撤销农业部颁发的转基因安全证书。
以上是反对转基因的第一个高潮，起因是农业部颁发了3个转基因安全证书。
2013年，掀起了反对转基因的第二个高潮，也是最后的高潮，代表作就是《环球时报》、新华网对彭光谦的报道，起因是农业部批准了3个品种的转基因大豆进口。
2013年年底，转基因争论终于迎来最权威的观点。在2013年12月23日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中，总书记谈了他对转基因的看法。他说：“我强调两点：一是确保安全，二是要自主创新。也就是说，在研究上要大胆，在推广上要慎重。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商业化推广，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技术规程规范进行，稳打稳扎，确保不出闪失，涉及安全的因素都要考虑到。要大胆创新研究，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不能把转基因农产品市场都让外国大公司占领了。”
我个人理解，总书记强调“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商业化推广，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技术规程规范进行”，这表明，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我国的转基因农作物是一定要产业化、商业化的。
2014年9月26日，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其中收录了2013年1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也是总书记这次讲话的首次公开全文发表。9月28日，《农民日报》、人民网、央广网等国内主流媒体都据此报道了总书记关于转基因的看法。
因为要产业化，又因为有人反对，有人怀疑，所以需要科普。于是2015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写入了“加强转基因科普”。
据我观察：2014年9月以后，主流媒体再也没有反对、质疑转基因，全部支持转基因，农业部主导的转基因科普逐渐升温，社会上、网络上支持转基因的舆论逐渐占了上风。
关于转基因，媒体的态度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媒体一直强调政治导向，但是很少强调科学导向，以至有的媒体科学导向常常出错。
有的媒体宣传伪气功，在2000年以前持续20年，让亿万人走火入魔。
有的媒体宣传伪养生，在2000年以后持续10年，让亿万人误入歧途。
2002年到2014年，有的媒体客观报道转基因争论，支持转基因的、反对转基因的，都报道，结果却扩大了反对转基因的舆论，传播了妖魔化转基因的谣言。
我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媒体审视新闻事件的真实性，不能只看事件的表象，更要看事件的内在因素是否符合科学性。支持转基因、反对转基因，表象上都是真实的客观存在，但是反对转基因的实质是反科学，究其所言却是谣言，这就不具备真实性。若要报道反对转基因的客观事件，不应该他说什么就报道什么，而应该让科学部门或科学家评价他说的是否科学。
好在2014年以来，主流媒体的科学导向得到加强，越来越支持并科普转基因。
为什么反对转基因是世界性现象？
反对转基因，是一种思潮，起源于欧美，蔓延到全世界，所以反对转基因是世界性现象。这股思潮主要包括极端环保主义、阴谋论、两种文化之争中的学术左派的偏见，而转基因科普的滞后使得这股思潮畅行无阻，人性的缺陷又使得这股思潮顽固地扎下了根。分别简介如下：
极端环保主义源于环保主义，环保主义源于反对DDT农药污染的环保运动。DDT是一个化学分子名称的英语缩写，中文音译为滴滴涕。早在1874年，DDT就被化学家合成出来，但不知道它的作用，遂束之高阁。过了65年，到1939年，瑞士化学家米勒在已知的化学物中寻找杀虫剂，发现了DDT具有卓越的杀虫效果。DDT对昆虫具有神经毒性，几乎可以杀灭一切昆虫，从而避免农作物减产，这其实就是增产。DDT杀灭蚊子、苍蝇、蟑螂、跳蚤、虱子等卫生害虫的效果尤其好，二战中盟军用DDT喷洒营地，甚至用DDT洗澡，可见DDT对人没有看得见的毒性。1944年，瑞士化学家米勒因为发现DDT而被授予诺贝尔奖，不是化学奖，而是生理学医学奖，因为用DDT灭蚊可以控制疟疾。
二战以后，工业化国家无所顾忌、无所限制地大量使用DDT,使农业连年丰收。疟疾严重的国家也大量使用DDT，使疟疾发病率直线下降。可是，DDT的污染却被忽视。1962年，美国科普女作家蕾切尔·卡逊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揭露了以DDT为代表的化学农药以及化学工业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农药灭了虫，也灭了吃虫的鸟，所以春天一片寂静。严酷的事实促使科学家重新审视DDT，原来，DDT分子结构中的两个苯环非常牢固，在自然界十几年都不分解，而且可以在动物以及人的体内蓄积，从而产生危害。
《寂静的春天》让工业化国家的人民恍然大悟，原来工业化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污染环境，于是掀起了全世界的环保运动。联合国成立了环保署，工业化国家都成立了环保部，民间则成立了无数非政府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则是最大的国际性的环保组织。
环保运动产生环保主义，环保主义反对滥用农药，但支持合理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高效是指灭虫高效，低毒是指对人低毒，低残留是指在农产品及自然界的农药残留很少。低残留农药的分子结构不那么牢固，在自然界十几天甚至几天就分解了，分解了就无毒了，剩下的未分解的分子微乎其微，在千万分之一左右，所以叫低残留。毒物即剂量，低残留的剂量微乎其微，所以无毒。
在环保运动中，一部分环保主义者走向极端，奉行极端环保主义，反对农业使用任何人工合成的农药。这是不现实的。昆虫以植物为食，每年造成农作物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虽然可以人工防治、生物防治，但是仍然离不开化学农药防治。有机农业虽然不使用化学农药，但是使用有毒植物及其提取物，可是防治害虫的效果不好，所以产量低。
极端环保主义者也反对农业使用化肥，这其实是不懂科学而反对科学。
先要介绍几个概念：土壤有机质是死亡而未腐烂的植物，土壤腐殖质是死亡植物腐烂以后的多种有机分子，土壤矿物质就是氮磷钾钙锰硼等等，有十几种。
在1840年之前，欧洲土壤学界认为植物的营养来源是土壤腐殖质而不是土壤矿物质，而且竟认为矿物质只是促进有机质转化为腐殖质。此为腐殖质营养学派。在1840年这一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出版著作，认为植物的营养来源是土壤矿物质而不是腐殖质。他说：先有植物，后有腐殖质，那么最早的植物以什么为营养呢？只能以土壤矿物质为营养。
李比希的“矿物质营养学说”催生了化肥工业。工业氮肥以煤炭、石油、空气为原料，工业磷肥、钾肥以矿石为原料。可见化肥其实是把土壤之外的矿物质补充到土壤里去，让作物增产。
腐殖质营养学派主张的秸秆还田，主要是增加了土壤有机质，秸秆还田补充的土壤矿物质是很有限的。若只搞秸秆还田，不施化肥，土壤矿物质是入不敷出的。可是化肥却在许多国家都曾出现阶段性滥用现象，于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腐殖质营养学派就与极端环保主义相结合，反对化肥，倡导有机农业，但是有机农业因为土壤矿物质不足而产量低，至今仅占全球耕地的百分之一。
现代科学证明：植物的根系只能吸收土壤中的小分子，氮磷钾等矿物质的分子小，所以可以被吸收，但是土壤矿物质因此递减，必须施用化肥补充矿物质，作物才能增产；植物根系不能吸收大分子，土壤腐殖质的有机分子普遍较大，不能被吸收，不过腐殖质中也含有微量矿物质，加上土壤固有的矿物质，才使有机农业得以支撑；腐殖质中也有微量的小分子的有机酸，也可被吸收，且有利于植物生长，但是其作用微乎其微，远远赶不上矿物质的作用；腐殖质的主要作用是改良土壤，若腐殖质缺乏，土壤就会板结，但是这与施用化肥没有关系，不施化肥而缺乏腐殖质，土壤照样板结；滥施化肥会污染土壤和水域，但不会污染农产品；污染土壤的主要是磷肥，磷肥由磷矿石制成，磷矿石所含重金属若去除不干净则污染土壤；污染水域的主要是氮肥，氮肥随地表径流进入水域，水域富氮则滋生藻类，藻类耗氧则鱼类缺氧；不过，磷肥精制即可避免重金属污染土壤，氮肥合理施用即可避免污染水域；很多人以为不好吃的农产品是化肥污染所致，错！不好吃的农产品不是污染问题而是品质问题，原因在于施肥不均衡，若氮磷钾等营养成分均衡，则比有机农产品更好吃；有的有机农产品好吃，也是因为营养均衡，却是低水平的营养均衡，所以产量低；有的有机农产品并不好吃，也是营养不均衡的问题。
极端环保主义的实质是崇拜自然，主张原生态农业。农药、化肥不是原生态的，所以反对；杂交种、转基因也不是原生态的，所以也反对。杂交种分为常规杂交种和杂种优势利用杂交种。目前生产上推广的常规水稻和所有小麦品种，属于常规杂交种，可以留种，但逐代退化，三五年后就需换种；袁隆平的杂交稻和所有杂交玉米，属于杂交优势利用杂交种，种子只能用一代，第二代就严重退化，至少减产30%以上，所以需要年年制种。极端环保主义者反对杂交种，主张使用原始品种。原始品种是千百年来留下的农家品种，年年种植，年年留种。可是有了杂交种以后，农民只愿意购买种子公司的杂交种子，因为杂交种的产量是原始品种的5—10倍！极端环保主义者反对使用杂交种，还因为杂交种需要更多化肥才能获得高产，而农民宁愿购买化肥。至于转基因，更是极端环保主义者所极力反对的，因为转基因转入了其他物种的基因，从根本上有悖于极端环保主义者的原生态理念，所以他们把反对转基因放在首位。
反对转基因需要理论和事实，而极端环保主义者没有让科学界承认的理论，也没有证明转基因有害的事实，于是就把错误的理论和虚假的事实编造成谣言文章大肆传播。他们为理念而争论，内心并不为制造谣言而惭愧。公众不懂转基因，就很容易相信谣言。
转基因之争，不是科学之争，而是极端环保主义与科学之争。在科学界，虽然也有极少数论文是反对转基因的，但是这样的论文都是错误的，或被同行反对，或被学术刊物撤稿，或被学术机构否定。真理以绝对优势压倒谬误，恰恰说明科学界一致支持转基因。
极端环保主义就说到这儿，下面说说阴谋论。
阴谋论是怀疑论的极端形式。怀疑论是古希腊的哲学流派，也叫不可知论，认为真相是不可知的。文艺复兴以后的怀疑论则是积极的，叫可知论，因为怀疑，所以求知，直至发现真相。怀疑论（可知论）走向极端，就成了荒唐的阴谋论，不去求知，却去猜想，然后虚构。
试给阴谋论下个定义：对于重大事件，不相信政府或权威机构对真相的解释，坚信背后有阴谋，然后去猜想，虚构出强势的利益集团在背后操纵这个事件的离奇故事，使社会上很多人信以为然并加以传播。
研究者认为：离奇故事的虚构者、相信者、传播者都属于阴谋论者；阴谋论者虚构的离奇故事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很容易俘获那些知识面狭窄的人；重大事件的真相的复杂性往往超出了知识面狭窄的人的理解能力，所以他们都相信阴谋论；阴谋论无论多么振振有词，实质上都是谣言。
形形色色的阴谋论简介如下：
蜥蜴人阴谋论：外星球蜥蜴人在远古时代来到地球，与古老民族通婚，其后代世世代代控制着各个国家。
共济会阴谋论：18世纪一群政治精英在英国建立秘密组织共济会，其发展到现在会员已有几百万人，他们力图控制每个国家。
光明会阴谋论：18世纪多学科的学者们在德国建立秘密组织光明会，不久被政府取缔，但其成员分散到各个其他组织并在背后操控这些组织，以求进一步操控世界。
罗斯柴尔德家族阴谋论：19世纪欧洲罗斯柴尔德金融家族，掌控西方多国金融，历次战争都有这个家族的背影。我国出版的《货币战争》一书就是西方流传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离奇故事汇编。
载人登月阴谋论：认为1972年美国航天器载人登月是假的。
911阴谋论：认为2001年美国911事件中，飞机撞击不至于撞倒世贸大厦，是美国人引爆事先安装在大厦底部的炸药炸毁了世贸大厦，然后以此为由发动反恐战争，掠夺中东石油。
艾滋病阴谋论：认为艾滋病病毒是美国制造的，用于消灭非洲人口，却引火烧身。
盖茨疫苗阴谋论：认为盖茨基金会资助疫苗研究是为了将芯片随疫苗植入人体，然后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从而获取更大利润。
简介以上荒诞不经的阴谋论是为了抛砖引玉。下面言归正传，说说转基因阴谋论。转基因阴谋论有两个，分别简介如下：
1.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阴谋论。1995年9月27日至10月1日，一个基金会主办的“世界可持续发展论坛”在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举办，全球约500名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参加。这个论坛是真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曾作报道。在论坛上人们各抒己见，有人提出：随着科技进步，未来可能只需要20%的劳动力，80%的劳动力将失业。这个预言却被美国的一个阴谋论网站歪曲为“这次会议决定利用转基因食品消灭全球80%的垃圾人口”。这个阴谋论传到中国就变成了“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决定向中国出口转基因食品，使中国人在几代以后失去生育能力”。这就是转基因食品导致不孕不育的谣言的源头。转基因农产品是1996年开始上市的，在上市前夕，西方就已经形成了反对转基因的思潮和妖魔化转基因的舆论。
2.恩道尔《粮食危机》阴谋论。恩道尔是美籍阴谋论作家，他的《粮食危机》于2008年在中国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书的内容是：推广转基因作物品种是一场不为人知的阴谋，目的在于控制全球粮食供应。方法是：以孟山都为首的美国公司，利用一些国家的粮食不足、自然灾害、战争、债务危机，向这些国家出口转基因粮食和转基因种子；然后通过这些国家的利益集团的操作，使这些国家放弃原来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种子，转而依赖转基因粮食和转基因种子的进口；这就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粮食供应和种子供应，便可以提高转基因粮食的价格，并收取高额的转基因种子专利费；再以邪恶技术，让转基因粮食不能繁育，让转基因种子繁育一代以后就断子绝孙，因而必需年年购买美国的转基因种子。《粮食危机》这本书极大地助推了“绿色和平”在中国掀起的反对转基因的浪潮。中国传统媒体、网络媒体频频出现的“转基因利益集团”、“转基因种子断子绝孙”等谣言的源头都在这本书里。
其实，兜售转基因阴谋论的人，才是真正的利益集团。曾几何时，中国反对转基因的书都是畅销书。恩道尔的《粮食危机》在中国也赚取了巨额版税，不过他与英国的阴谋论作家艾克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艾克曾经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体育节目首席主持人，口才好，善写作，1990年以后致力于制造阴谋论，被BBC开除。艾克可谓阴谋论集大成者，出版16本书，发行6部纪录片，每年版税收入数百万英镑。那么出版社呢？不也是兜售转基因阴谋论的利益集团成员吗！
阴谋论就说到这儿，下面说说两种文化之争中的学术左派。
两种文化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人文与科学。文艺复兴，复兴的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艺术。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艺术在西欧就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持续千年的宗教黑暗。但在东罗马帝国，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艺术仍然保存着，而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奥斯曼军队攻陷，但在城陷之前，东罗马帝国的一些皇族、贵族、官员携带大量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艺术典籍逃到了西欧，给西欧的宗教黑暗带来了光明，从而推动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实质上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抛弃上帝创造自然的信条，掀起重新认识自然的科学革命。科学革命首先从天文学开始。1543年，哥白尼提出“太阳是天体中心”学说，否定了基督教维护的“地球是天体中心”的学说。基督教信仰上帝创造地球上的万物，所以维护“地球中心说”。布鲁诺支持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提出“天体是无限的，没有中心，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17世纪初，伽利略用他发明的天文望远镜观测天体，证明行星围着太阳转。继而，科学革命从天文学蔓延到各个自然学科，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
两种文化之争从1880年开始。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在1880年发表著名文章《科学与文化》，主张教育应当以自然科学为主导，以古典的人文教育为辅助。1882年，英国诗人阿诺德发表《文学与科学》，主张教育仍然应当以古典的人文教育为主导，而把自然科学纳入人文教育之中。到1900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超过了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这似乎可以证明赫胥黎的主张占了上风。
两种文化之争在1959年因为剑桥大学的一场演讲掀起第一个高潮。演讲者是英国剑桥大学的一名管理者，他叫斯诺，是个物理学博士出身的小说家，他演讲的题目是《两种文化》。这场演讲把两种文化之间实际存在但隐而不露的隔阂挑明了，从而引起巨大反响。斯诺说人文知识分子不读科学书籍，缺乏科学知识，只以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不以为科学家也是知识分子，对科学家掌控自然，进而影响社会而不满。斯诺又说科学家也不读人文书籍，也缺乏人文知识，且轻视人文知识分子，不满意人文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社会的不当管理。斯诺评价：人文知识分子常常以其作品表现不健康的情绪，而科学家则以发现自然规律、造福人类社会而持乐观态度。斯诺希望：双方应当沟通，两种文化应当融合。斯诺的立场显然倾向于科学家，于是被人文知识分子指责为用科学文化的物质文明攻击人文文化的精神文明。
科学在发展，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这必然吸引人文学者关注，于是在人文文化领域出现许多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流派，比如哲学界出现的“科学哲学”，社会学界出现的“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也都有许多学者对科学进行研究。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是按照科学界的学术概念去研究科学，而是按照各自学科的学术概念，盲人摸象般地研究科学，这便发现科学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科学推动军备竞赛”、“科学导致自然环境恶化”、“科学是把双刃剑”、“不能迷信科学” 、“科学脱离人文精神”、“科学主义妄自尊大” 等等。他们被统称为学术左派。各个人文学科的学术左派的文章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大量使用公众不懂的术语，以此故作高深。
1994年，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数学家莱维特出版《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对科学的争论》，对人文学界的学术左派进行尖锐反击，这是继1959年剑桥大学斯诺演讲之后，两种文化之争的第二个高潮。这本书开篇即振聋发聩：“愚昧一直是人类事务中的主宰力量，其潜力大于邪恶，也大于高尚……愚昧是人类历史上诸多非预谋性恶果的罪魁祸首，而肃清愚昧也许是人类的所有追求中最为徒劳、最为愚蠢的企图。”愚昧是谁？就是学术左派，他们的愚昧不仅表现为不懂科学却指责科学，也表现为对自己的故作高深的学术语言的高级迷信。不懂科学，却要指责科学，若用通俗语言，必定露马脚，故而使用别人看不懂的艰涩语言，以显示高深莫测。
受《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对科学的争论》这本书的启发，纽约大学物理学家索卡文于1996年给学术左派的杂志《社会文本》投了一篇稿，标题是《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这个标题谁也看不懂，文章的语言也让人看不懂，这是作者故意模仿学术左派的文风，却在文中故意隐藏多处科学错误。此为诈文。不料，《社会文本》欣赏文风但看不出错误，竟将文章刊登。然后，物理学家索卡文在《纽约时报》披露那篇诈文的真相，让公众认识到：学术左派因为能写让人看不懂的文章而傲慢，因为不懂科学而对科学产生偏见。
为什么故作高深的让人看不懂的学术语言能给人“水平高”的感觉呢？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化学者艾瑞森设计了一个论文修改方案，方案中有一个胡诌的数学公式，使用这个数学公式时需要说“我们发展了一个数学模型来描述这些影响”。如此这般修改过的论文，果然被大多数审阅论文的人文学者给予较高评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文学者看不懂这个数学公式而又怕露怯，只好给予较高评价以显示自己慧眼识珠。学者尚且如此，公众怎么不对学术左派崇拜或盲从呢？
学术左派反科学，越是新兴科学越是反对，那么转基因就在劫难逃。且看哲学界的学术左派怎样用哲学学术概念反对转基因的。
哲学是对事物的思辨，事物由各个部分组成，所以哲学有“整体论”和“还原论”之争。“还原论”把事物还原为各个组成部分，通过认识各个组成部分来认识事物，这种思维方式被概括为“整体等于各个部分之和”。“整体论”则认为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故而“整体大于各个部分之和”，所以不能通过认识各个组成部分来认识事物，应当从整体上认识事物。关于转基因，“整体论“者认为：转基因强调所转的一个基因的性状，属于”还原论“范畴，理论是错误的，转基因生物的综合性状不会是”原有基因性状与转基因性状之和“；转基因必然与其他基因相互作用， 产生新的潜在的有害性状。哲学就这么思辨一下，就把经过严密实证的转基因科学给轻易地否定了。
哲学是思辨之学，科学是实证之学，思辨否定实证，犹如能说会道的否定踏实干事的。岂有此理！却司空见惯。
人文学科的学术左派反对转基因的文章因为艰涩难懂，只能影响小众群体，但是他们还想影响大众群体，于是就和极端环保主义者、阴谋论者同流合污，制造并传播极端环保主义谣言和阴谋论谣言。
说罢学术左派，接着说科普滞后。谁来科普？转基因科学家应该科普，政府应该科普，尤其是转基因公司应该科普，可是，他们的科普都太晚了。“谣言传千里，辟谣才起步”，因为要辟谣，所以才科普，那么科普就追不上谣言，只能事倍而功半。如果在转基因面世之时就科普，或可事半而功倍。向谁科普？只是向公众科普吗？其实更重要的是首先向媒体科普，媒体懂得了转基因，不反对转基因，还向公众科普转基因，效果是最好的了。可是许多媒体却走了弯路，所幸他们改弦更张。怎样科普？应该用大白话科普，每一话都能让人看懂，可是许多科普文章却是论文式科普、讲义式科普，惯用专业名词，让人难以卒读。
最后说说人性的缺陷。人的习性是喜欢阅读揭露性新闻，那么妖魔化转基因的谣言文章便因此阅读率高；人从外界获得的观点，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先看了怀疑、质疑、反对、妖魔化转基因的谣言文章，就相信了；人的意志往往是自以为是的，所以不懂转基因的人，不懂装懂转基因的人，反对转基因的人，一旦形成错误的观点就不愿意再改变；人的潜意识常常拒绝自己不懂的知识，转基因不好懂，于是就不愿弄懂转基因；人是死要面子的，反对转基因的人即使弄懂了转基因，也要反对到底，鲜有幡然悔悟的。
为什么说转基因是安全的？
我以转基因抗虫水稻为例来说明转基因的安全性。
2009年，农业部给两个转基因抗虫水稻颁发了安全证书。这两个品种转的抗虫基因来自苏云金芽孢杆菌。苏云金是德国的一个地名，在那里发现了这种细菌。这是一种好细菌，几十年来一只作为生物农药用于防治害虫，防治鳞翅目害虫效果最好。鳞翅是指翅膀上有鳞片，鳞翅目是昆虫的1个分类。昆虫属于节肢动物门，昆虫纲，昆虫纲下面又分三十多个目，其中鳞翅目是农业上的主要害虫。鳞翅目的幼虫危害作物，鳞翅目的成虫就是会飞的蛾蝶。苏云金芽孢杆菌防治鳞翅目害虫的原理是：这种细菌的基因表达产生的蛋白质，被蛾蝶的幼虫吃了以后，在其肠道里分解为若干氨基酸连接而成的肽，肽与其肠道壁细胞的糖蛋白结合，可导致其肠道细胞溶解、肠道穿孔而死。可是打药后两三天就失效了，需要多次打药，因而成本较高。转基因技术兴起以后，育种家就把苏云金芽孢杆菌的基因转入水稻，转入的这个基因在水稻体内表达产生蛋白质，这种蛋白质永不失效，蛾蝶类害虫吃了以后照样因肠穿孔而死，而且比打苏云金芽孢杆菌生物农药效果更好，成本更低。
颁发安全证书之前，已经进行了严格的、连续多年的安全性实验，实验证明这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是安全的。安全性实验包括食用安全性实验和环境安全性实验。
食用安全性实验主要是小白鼠饲喂实验，社会上的质疑声也是针对于此的。如“小白鼠实验不等于人体实验，饲喂小白鼠安全不等于人吃了也安全”云云。这是貌似有理、实则荒谬的外行话。殊不知：实验用的小白鼠都是数十代近亲繁殖，它们的基因型是一样的，那么抵抗力就也是一样的，如此，实验结果才能准确一致；而且，每一个小白鼠都要被解剖，检查它们的各个器官有没有变化。如果让人试吃，则需要选择基因型一样的人，而只有同卵双胞胎的基因型才会是一样的，可是两个人太少，起码需要几十个人，然而全世界也找不到基因型相同的几十个人。所以，只有“小白鼠+解剖”才是科学实验，而让人试吃不是科学实验。不过，让人试吃可以算作社会实验，据我所知，我国的转基因科学家以及支持转基因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曾试吃试验田里的转基因大米、转基因玉米，来证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全世界，有几十亿人经常吃转基因食品以及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而且连续吃了二十多年，覆盖两三代人，这无可辩驳地证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人吃转基因食品为什么是安全的呢？这是因为：在生物体内，每个基因都是DNA（脱氧核糖核酸）的一个片段，基因产生RNA（核糖核酸），RNA催化氨基酸合成蛋白质。这句话可以简化为“基因产生蛋白质”。DNA、基因、RNA都是有机分子，统称为核酸，它们都是由核苷酸组成的。人的胰腺分泌淀粉酶、脂肪酶、蛋白酶、核酸酶，这些酶在十二指肠分别把食物中的淀粉分解为葡萄糖、把脂肪分解为脂肪酸、把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把核酸分解为核苷酸，然后才能被小肠绒毛吸收，继而进入血液，随血液循环被输送到全身细胞，作为细胞的营养。转基因食品中的基因、转基因都被核酸酶分解了，转基因产生的蛋白质则被蛋白酶分解了，也就是说，转基因及其产生的蛋白质都不存在了，它想为害都不可能。基因在食物中含量太少了，大概只有千分之一，因而营养学不讲核酸营养，“养生大师”们也不讲核酸营养，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核酸酶、核酸、核苷酸，忽然听说自己吃了基因、转基因，仿如铁扇公主吃下了孙悟空变的蚊子而心有余悸。
假如转基因及其表达产生的蛋白质没有被核酸酶、蛋白酶分解，它们顺着肠道排泄，蛋白质又分解为若干氨基酸连接的肽，肽会不会让人也像蛾蝶类昆虫那样肠穿孔呢？不会的。因为人以及其他哺乳动物的肠道壁上，没有蛾蝶类昆虫肠道壁上的那种糖蛋白，那么转基因产生的蛋白质和肽就不能与肠道壁黏合。如果问人的肠道壁上为什么没有那种糖蛋白，我只能用“人与昆虫的生理结构相差十万八千里”这句大白话来解释。大家知道蝗虫吧，蝗虫也是昆虫，蝗虫与蛾蝶的生理结构很相近，但是蝗虫的肠道壁上就没有蛾蝶的那种糖蛋白，因而抗蛾蝶（鳞翅目）的转基因水稻、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棉花都不抗蝗虫。蝗虫尚且无恙，岂忧人哉！
质疑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人，并没有质疑转基因食品的过敏性，但是育种家们预先都想到了。食品一般都含多种蛋白质，有的蛋白质可能是极少数人的过敏原，比如：有人吃小麦过敏，是对小麦中的某种蛋白质过敏；有人吃大米过敏，是对大米中的某种蛋白质过敏；等等。医学上已经把各种过敏原蛋白质的结构都搞清楚了，那么转基因时就不会转那些可能表达产生过敏原蛋白质的基因。
作为食品的转基因农作物在国外是1996年开始种植的，在中国是1997年开始种植的。在中国农业部给转基因抗虫水稻颁发安全证书的2009年，全球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约20亿亩；在新华网专访彭光谦的2013年，全球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约26亿亩；最新数据是2018年的，全球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约29亿亩，约占全球耕地面积的12%。在国际贸易中，进口转基因农产品的国家有100多个。假如转基因食品不安全，难道全世界都发现不了吗？ 事实上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早已得到确认。早在200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03-2004粮食及农业状况》报告的中文版第58页就指出：“人们认为食用当前存在的转基因作物及其食品是安全的，检测其安全性所采用的方法也是恰当的。这些结论反映了国际科学理事会（2003年）所研究的科学证据的共识，而且与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的观点一致。若干国家的管理部门（尤其是阿根廷、巴西、加拿大、中国、美国和英国）应用其国家食品安全程序对这些食品是否增加人类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估。迄今为止，在世界各地尚未发现可验证的、因食用由转基因作物加工的食品而导致的有毒或有损营养的情况。”这段话可以简化为一句话：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科学理事会（会员包括各国政府的自然科学协会和各个自然学科的全球协会）都认为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可是，关于转基因不安全的各种说法，却在全世界传播。可以一言以蔽之：说转基因不安全的，要么是谣言，要么是错话。
食用安全性就说到这儿，下面择要说说环境安全性实验。
首先是关于花粉飘移的实验。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即雄蕊、雌蕊同在一个封闭的颖壳里，授粉完了，颖壳张开，这时会有微量的花粉飘移，但飘移距离不超过30米，那么田块错开30米，转基因水稻就不会“插足”非转基因水稻。或者错开播种期，从而错开授粉期。水稻授粉期为1星期，花粉寿命仅10分钟，授粉期不相遇，转基因水稻也不能“插足”非转基因水稻。最要避免的是转基因水稻的花粉飘移到野生稻的穗子上。栽培稻是在几千年前由野生稻驯化而来的。如今在稻田周围罕见野生稻，但并未绝迹。野生稻籽粒干瘪，但也是能吃的，不过野生稻极易落粒，所以一般不会混在大米中。古人训化野生稻，主要是年复一年收获落粒稍晚的籽粒，这其实是无意识的对“不落粒”性状的定向选育，如是持续上千年，水稻终于不再落粒。野生稻耐寒、耐旱、耐瘠薄、抗虫、抗病、生命力顽强，是培育栽培稻新品种的基因资源。野生稻是如此重要，所以要避免接受转基因水稻以及所有栽培稻的花粉飘移，而国家早就建立了隔离状态的野生稻保护基地，那么转基因水稻的花粉就不可能飘移到野生稻隔离区。至于田间地头路边的零零星星的野生稻，农民视为杂草，接受不接受转基因水稻花粉，都要被拔除的。
其次是关于害虫种群数量及其抗性的实验。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考虑，不应该把某种害虫斩尽杀绝，以避免生态链中断。比如转基因抗虫水稻所抗的蛾蝶类昆虫，虽然为害水稻，但是它们也能为一些植物传递花粉，也是一些益虫和鸟类的食物，所以只能压制它们的种群，不能把它们灭绝。实验结果表明：应在转基因稻田设置“庇护所”，即混种5%—10%的非转基因水稻，让蛾蝶类害虫在非转基因水稻植株上栖身。这样做，转基因植株上的害虫死了，非转基因植株上的害虫还活着，于是害虫的种群既被压制了，又被延续了。但是转基因植株上的害虫不会死光，活下来的都对转基因产生了抗性，这种抗性会代代增强，最终，转基因水稻就不抗虫了。不过，转基因植株上的产生了抗性的害虫必然要和非转基因植株上的害虫交配，其后代的抗性则会大大降低，这样，整个害虫种群对转基因的抗性就降低了，那么转基因品种的使用年限就可延长，等到它不能抗虫了，就再培育新的转基因抗虫品种，好在苏云金芽孢杆菌里面有许多个抗虫基因可供利用。
一个转基因作物品种，完成了食用安全性实验和环境安全性实验，并经过政府主管部门的安全评估，即可获得安全证书，但是并不能推广种植，须获得商业生产许可证以后才能推广种植。世界各国都是这样的程序。2009年获得安全证书的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截至目前尚未获得商业生产许可证。
转基因水稻就说到这儿，接着说说2013年批准进口的3个转基因大豆品种的事。
我国进口转基因农产品，出口商必须提供食用安全实验报告、环境安全实验报告，所在国颁发的安全证书、商业生产许可证，然后我国还要指定第三方重新进行食用安全实验、环境安全实验，再通过我国专家们的安全评估，最后才决定进口。2013年批准进口的3个转基因大豆品种，出口商在2010年就提交了申请及相关材料，经过安全实验，2013年才获得批准。
进口的这3个转基因大豆，1个是抗虫的，原理与转基因抗虫水稻相同，我不再赘述，2个是抗虫兼抗除草剂的，具体来说是抗草甘膦的。草甘膦高效、低毒、廉价，是全球用量最大的除草剂，我国是草甘膦生产大国、使用大国、出口大国。草甘膦不仅用于转基因作物，更多用于非转基因作物。草甘膦除草原理是抑制植物体内一种酶的活性，这种酶促使两种有机分子转化为三种氨基酸，这种酶被抑制，没了活性，这三种氨基酸便不能产生，蛋白质因为缺乏这三种氨基酸便不能合成，而蛋白质是构成细胞的主要成分，没了蛋白质，植物就不能生成新细胞，那么植物就会死亡。转基因抗草甘膦大豆转的是土壤农杆菌的一个基因，这个基因在大豆体内可以使那个被草甘膦抑制的酶增加几十倍，这便可以抵消草甘膦的作用，而且还绰绰有余，那么草甘膦就只除草，不伤大豆。
因为转基因作物抗草甘膦，世界上反对转基因的人便想象农民会滥施草甘膦，增加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残留，于是就通过反对草甘膦来反对转基因。到了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评价草甘膦“较大可能致癌”，反对草甘膦在全世界升级，大有通过否定草甘膦来否定转基因之势。
我们平时所说的致癌物，都是由国际癌症研究机构通过评价而决定的。它其实并不做致癌物实验，而是根据已发表的论文做出综合评价。这些论文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动物（一般是小白鼠、大白鼠）的实验研究；二是关于人的调查研究。没法拿人做实验，所以只能做调查研究。以草甘膦为例，做人的 调查研究就是找几百、几千、几万（越多越好）农民，分为使用过草甘膦的、没使用过草甘膦的两个队列，两个队列中肯定都有癌症患者，那就看看两个队列的癌症患者人数是否相差显著。若想更准确一些，就把两个队列的癌症患者都排除在外，再对那些没有癌症的人再进行跟踪调查（时间越长越好），看看两个队列后来各有多少人得了癌症，相差是否显著。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以人和动物两方面的论文为证据，对实验用的试剂做出综合评价：对人致癌证据充分，对实验动物致癌证据也充分，评价为“肯定致癌”物；对人致癌证据有限，对实验动物致癌证据充分，评价为“较大可能致癌”物；对人致癌证据有限，对实验动物致癌证据不充分，评价为“较小可能致癌”物；不能确定的，评价为“不明确是否致癌”；不致癌的，评价为“不太可能致癌”。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成立于1965年，截至2018年，它评价的“肯定致癌”物有116种，“较大可能致癌”物357种，“较小可能致癌”物499种。
关于草甘膦，最早是美国环保署将其评价为“可能致癌”，那是在1985年，但在1991年又重新评价为“不对人类致癌”。
2014年1月，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为欧盟完成了长达4年的对草甘膦的评估，评价为“不太可能对人类致癌”。
也在2014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向十几个专家征集到十几篇关于草甘膦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对人致癌证据不足，对实验动物致癌证据充分”，据此，于2015年3月评价草甘膦为“较大可能致癌”。世界卫生组织网站2015年7月对这一评价的解释为“仅仅是对草甘膦危害的鉴定，而具体环境下的危害则有待农药残留专家联席会议进行风险评估”。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解释是对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评价的承认，但是使用草甘膦、食用含有草甘膦残留的食品，其危害的风险有多大，则需要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共同下属“农药残留专家联席会议”来评估。
“农药残留专家联席会议”成立于1963年，聘请的专家各自独立开展研究和实验，每年开一次会，评估食品中农药残留的安全量和风险量，提出最大残留允许量，报经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共同下属“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批准，即成为世界标准。关于大豆的草甘膦残留最大允许量是20毫克/公斤，这个含量对人体是安全的。草甘膦是1974年上市的，几十年来“农药残留专家联席会议”的专家做了几百次动物实验，其中包括遗传毒性实验，证明草甘膦不具有致癌性。遗传毒性实验，就是检验草甘膦对动物细胞的DNA有无损伤，若有损伤，基因就会突变，基因突变就会导致细胞癌变。很多次遗传毒性实验都证明草甘膦不损伤DNA，因此不致癌。
2016年5月，“农药残留专家联席会议”发表评价：尽管有一些研究表明草甘膦使用者使用草甘膦的量与淋巴癌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是绝大多数人只是食用含有草甘膦残留的食品；而绝大多数针对哺乳动物的实验表明，当口服剂量高达2000毫克/公斤体重时，都不能显示出草甘膦与癌症之间具有相关性，因此，草甘膦不大可能致癌。读者诸君请注意，这段话把“草甘膦使用者”和“食用含有草甘膦残留食品的食用者”区分开了。“使用者”与淋巴癌有相关性，这是队列调查数据，不是实验数据，其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食用者”与癌症的关系应该体现在动物实验之中，而动物实验不能显示草甘膦与癌症的相关性。所以，草甘膦不大可能致癌。
欧盟食品安全局也在2015年11月完成对草甘膦的重新评估，评估报告称：草甘膦不大可能对人类有致癌风险。
2017年3月，欧洲化学品管理局风险评估委员会在其官网公布“草甘膦不致癌”的评估结论。
2017年4月，加拿大卫生部有害生物管理局公布对草甘膦的再评报告：草甘膦不具有遗传毒性，不大可能会给人类带来致癌风险；草甘膦在膳食（食物和饮用水）中的残留量不会给人类带来健康风险。
2017年7月，澳大利亚农药和兽药管理局评估报告称，草甘膦并不会增加人类的患癌风险。
2017年11月，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通过对44932名接触草甘膦的农民、园丁长达4年的观察、检测和监视，得出结论，发表研究论文称：草甘膦与任何癌症都没关联。
2017年12月，美国环保署重申：草甘膦不可能对人类致癌。
综观以上争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草甘膦评价为“较大可能致癌”，是因为它征集的论文“对人致癌证据不足，对动物致癌证据充分”；关于动物，虽然致癌证据充分，但征集到的论文少，研究样本小，难免出现误差，以偏概全，所以难以服众，而众多反对方的研究样本很大，得出对动物不致癌的结论更有说服力；关于人，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承认“对人致癌证据不足”，而众多反对方申明“不大可能对人致癌”，这两句话的意思其实没什么差别。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草甘膦不大可能对人致癌，或不对人致癌。
然而，在2015年草甘膦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评价为“较大可能致癌”之后，美国的许多律师鼓动农民和园丁，以致癌为由，起诉生产草甘膦的美国孟山都公司，要求赔偿。已起诉和已聘请律师而尚未起诉的案件共有12.5万起。美国加州地方法院的人民陪审团已经裁决其中3个起诉案的原告获得赔偿，但被告孟山都已经上诉。
美国法院的人民陪审团，是一案一团，陪审团成员从公民中随机选取，或几人或十几人或二十几人。这个制度起源于英国1300多年前的乡绅、乡长共同审案制度。如今，在美国的地方法院，有罪无罪依然由人民陪审团决定，法官只是决定法律条文的适用。美国实行判例法，即前面的判例可以成为后面案件的裁判依据。鉴于此，收购美国孟山都公司的德国拜尔公司愿意和解尚未判决的所有案件。拜耳如果应诉，将耗费巨大精力与资金，而且会带来全球性的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炒作，这将造成品牌、股价、销售等等损失，即便胜诉也得不偿失。拜耳公司遂于2020年6月24日发表声明，将支付诉讼费、赔偿款共计109亿美元了结尚未判决的案件。平均1个案件的赔偿款约7万美元。
已经裁定被告赔偿但被告已经上诉的3起案件，为什么都发生在加州？因为加州有个叫“65号提案”的地方法案，该法案规定，加州政府环保局认为具有致癌风险和生殖毒性风险的化学品，必须在包装上有警示标识。这些化学品的清单，每年调整，有增加的，有去掉的。草甘膦是在2017年列入这个清单的，陪审团因此认为草甘膦有致癌风险而包装上没有警示标识，所以裁定被告赔偿。不过，就在拜耳发表“和解赔偿”声明前夕，级别高于地方法院的加州联邦法院，发布永久禁令，禁止加州环保机构把草甘膦再列入“具有致癌风险和生殖毒性风险的清单”。想想也是，美国环保署宣布草甘膦不致癌，而加州环保局却把草甘膦列入致癌清单，所以联邦法院予以禁止。
为转基因食品的草甘膦残留而纠结的人，应当知道：非转基因食品也有草甘膦残留，但是都在安全限量以内。关于致癌，油炸食品、红肉（猪肉、羊肉、牛肉）竟然也和草甘膦一样是“较大可能致癌”物；农药敌敌畏反而是“较小可能致癌”物；而加工肉类因含有亚硝酸盐，烤肉因含有苯并芘，则和卷烟、白酒一样是“肯定致癌”物。因此，国际癌症研究机构长期以来一直被相关产业和消费者诟病。不过，它有时也能知错就改。咖啡曾被它评价为“较小可能致癌物”，因为反对声连绵不断，后来它又改为“不明确是否致癌”。草甘膦也会被它平反吗？只有让时间来回答。
有杂交种，为什么还要转基因？
杂交种基本上是农作物各个品种间的杂交。一种农作物就是一个物种，比如小麦是一个物种，玉米是一个物种，水稻是一个物种，等等。在世界范围内，每一种农作物都有数以万计的原始品种，每个原始品种都是经过长期的环境选择和人工选择而形成的。原始品种之间，往往多个性状有所不同，所以长得都不太一样。如今它们很少在生产上应用了，都保存在种质资源库，作为杂交育种的基因资源。
在自然界，同一物种的不同品种之间的自然杂交是司空见惯的。早在300多年前，欧洲的植物学家们就开始模仿自然杂交，进行品种间人工杂交，但大多数植物学家不是为了育种，而是为了观察植物的性状变化。最著名的品种间杂交试验，是奥地利修道士孟德尔于1856年到1864年间，在他的修道院里的一亩三分地进行的豌豆品种间杂交试验。他一代一代观察杂交植株的高矮，花朵的颜色，种子的光滑和皱褶，从中发现了“显性”与“隐性”，“纯合”与“杂合”等遗传规律，并认为是“遗传因子”控制这些性状。可是他的论文《植物的杂交试验》在当时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因为当时整个欧洲都在讨论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的进化论著作《物种起源》，没有人去关注一个修道士的植物杂交论文。
达尔文也关注植物杂交，他在1876年出版的著作《植物界异花授粉与自花授粉的效果》中作出了“杂交是有益的，自交是有害的”论断。但是他的这本著作不能与孟德尔的具有原创理论的论文相比拟。
1884年孟德尔逝世。到1900年，欧洲三位生物学家重新发现孟德尔的论文，并着手重复了孟德尔的豌豆试验，这一年被确定为遗传学诞生元年，孟德尔被奉为遗传学奠基人。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约翰森用“基因”这个词取代孟德尔的“遗传因子”这个词。“基因”是gene的音译，gene来自拉丁语，原意是血统，血统即遗传。
在遗传学建立以后，美国一些遗传学家发现，美国农民“将两个以上原始玉米品种混种，收获的玉米做种子”的传统做法是最原始的杂交育种。但是遗传学家并没有沿着“品种间杂交”这个思路走下去，而是别出心裁地让原始品种自交，以观察性状变化。玉米是异花授粉植物，一株玉米的花粉大部分都落到别的植株的穗头上了，落到本株穗头上较少。玉米自交就是让一株玉米的穗头只接受本株的花粉，收获的种子，种下，长成植株，再自交，如此连续若干代，长势与产量一年比一年退化，最后得到的种子被称为自交系。其中的一位遗传学家再次别出心裁，他让两个品种的自交系杂交，即一个自交系的穗头只接受另一个自交系的花粉，得到的种子种下去竟然显著增产，由此发现了杂种优势现象，也开启了农作物杂交育种的历史。
早期遗传学家用一种假说来解释杂种优势：玉米异花授粉结实，播种后长成植株，每个性状的基因型都是杂合的，用Aa表示；玉米自花授粉结实，播种后长成植株，每个性状的基因型都是纯合的，用AA和aa表示；而自交系的每个性状的基因型都是纯合的；两个自交系杂交以后，每个性状的基因型又都是杂合的；基因纯合则生长势弱，基因杂合则生长势强，此为杂种优势；但是杂种优势只能保持一代，第二代就严重退化，因为杂合基因型Aa与Aa相互组合，就会出现Aa、AA、aa三种基因型，这样，杂合基因型减少，纯合基因型增加，那么杂种优势就减弱了。所以，利用杂种优势的品种就需要年年繁育自交系，年年用自交系制种。
小麦、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它们的雌蕊、雄蕊在同一个封闭的颖壳内完成自然授粉，那么自花授粉作物的每个品种其实就是一个天然自交系，人工将A品种的雄蕊去掉，再将B品种的花粉授到A品种的雌蕊上，产生的种子就具有杂种优势。可是小麦、水稻一亩地有几十万个穗，一个穗子上有几十粒种子，靠人工去雄、人工授粉来生产杂交种子是不现实的。而玉米一亩地只有几千株，完全可以人工去雄，人工授粉。那么小麦、水稻的杂交育种就和玉米不同。小麦、水稻人工杂交后第一代的基因型是Aa，然后按株系（一株的后代）进行自然繁育和选择，第二代的基因型就是Aa、AA、aa，第三代以后，纯合基因型AA、aa所占比例一代比一代多，杂合基因型Aa所占比例一代比一代少，七八代以后几乎都是纯合基因型，这时已无杂种优势可言，但是其性状不再分离，保持稳定，然后拿最好的株系与父本、母本比较，若兼具父本、母本优点甚至超越父本、母本，就算育成一个新品种，否则就表明育种失败。这个过程就叫常规杂交育种。常规杂交种的产量一般都低于利用杂种优势的杂交种
袁隆平的杂交稻，之所以能像玉米那样利用杂种优势，是因为他的团队在海南岛发现了天然的雄性不育的野生稻，然后与栽培稻杂交，让栽培稻获得雄性不育的性状，这便可以不用人工去雄了，剩下的人工授粉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水稻虽然是自花授粉植物，但是也有3%—5%的花粉飘移到异花雌蕊上，据此，在开花授粉期用竹竿推动父本植株向母本摇摆，即可完成人工授粉，使雄性不育的母本完全结实，从而提高制种产量。
不管是利用杂种优势的杂交育种，还是常规杂交育种，都是同一物种的父本、母本通过生殖细胞融合进行全基因组的重新组合，这可视为细胞杂交，杂交后代呈现出生理变化，所表达的性状是父本、母本原有的，但是可能不如原有性状，也可能比原有性状更好。而给杂交种转基因，是转基因这个小分子连接到杂交种DNA这个大分子上，这可视为分子杂交，然后作物体内呈现一系列化学变化（详见下面论述），所表达的性状是杂交种原本没有的，甚至是这个物种原本没有的，而这个新性状当然应该是好性状。转基因因此成为育种新方法，能给杂交种锦上添花，是杂交育种的升级版。
有杂交种，为什么还要转基因？因为转基因可以给杂交种增添新的好的性状。比如，原来不抗虫，转基因后就抗虫了。
农作物育种的基础理论是遗传学。其中杂交育种的基础理论是细胞遗传学，转基因育种的基础理论是分子遗传学。
1953年以前的遗传学是细胞遗传学，是在细胞层面上研究遗传现象和规律。已经知道控制性状的基因存在于细胞核内的染色体上，而染色体则是细胞被染色后呈现的深色物体，其主要成分是脱氧核糖核酸（英语缩写为DNA），但是并不知道DNA的分子结构如何。
1953年发现了DNA的分子结构，这个结构是双螺旋状的，如果把双螺旋拉展，犹如一条铁路，不过每一根枕木的中间却有缝隙，这道缝隙与铁轨平行。DNA的一个个片段就是一个个基因，每个基因的长度都不相等，这犹如铁路上有许多火车站，相邻两个火车站之间的距离都不相等一样。从此在分子层面上研究遗传现象和规律，这便是分子遗传学。之前的细胞遗传学的实质是生物学，而分子遗传学的实质是生物化学，是生物体内的核酸分子、蛋白质分子的变化决定着生物性状。1953年以后的十几年又有下列发现：
在细胞核里，酶与DNA（脱氧核糖核酸）上的基因共同发挥作用，催化核苷酸，合成RNA（核糖核酸）。这个过程可以概括起来说“基因表达产生RNA”。 DNA、基因、RNA统称核酸，核酸是脱氧核糖核酸、核糖核酸的简称。RNA分子小，可以钻出细胞核，来到细胞质，催化氨基酸，合成蛋白质。这个过程可以概括起来说“RNA表达产生蛋白质”。基因表达产生RNA，RNA表达产生蛋白质，这两个过程可以概括起来说“基因表达产生蛋白质”。不同的基因表达产生不同的RNA， 不同的RNA表达产生不同的蛋白质，不同的蛋白质构成不同的细胞，不同的细胞构成不同的组织器官，不同的组织器官表达不同的性状，这个复杂过程可以概括起来说“基因表达性状”。有的蛋白质属于酶，生物体内有许多种酶，酶具有催化化学反应的功能，生物体内几乎每一种化学反应都需要相应的酶来催化才能完成，而生物体内的化学反应其实就是生命活动，生命活动表达生命性状，生命性状因酶而产生，而酶是基因产生的，那么这个复杂过程也可以概括起来说“基因表达性状”。有一种酶叫内切酶 ，它的催化作用可以把基因从DNA上剪切下来，这可视为分解反应。还有一种酶叫连接酶，它的催化作用可以把剪切下来的基因再连接到别的DNA上，这可视为合成反应。基因之所以被剪切、被连接，是因为不同物种的DNA都是由相同的核苷酸组成的，不同物种的DNA之不同，其实就是核苷酸的数量不同和连接顺序不同。核苷酸的结构像一个五角形的螃蟹，长着五只脚，核苷酸之间以第三只脚和第五只脚连接起来，内切酶的作用就是催化这两只脚松开，连接酶的作用就是催化这两只脚连接。每个物种的DNA的核苷酸都是这样连接的，那么内切酶、连接酶就可以跨物种使用，即从一个物种提取的内切酶、连接酶，可以在另一个物种使用。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保罗·伯格教授实现了人工跨物种的DNA组合，这也叫基因重组、基因工程，俗称转基因。1980年保罗·伯格教授因为转基因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请注意，不是生理学奖，而是化学奖，这说明转基因是化学，是生物体内的酶催化的基因与DNA之间的化学合成反应，这是转基因的实质。
转基因常用方法是把要转入的基因（目的基因）放在载体上，然后把载体转入作物细胞核内，与作物DNA连接在一起，这就完成了转基因。载体一般为土壤农杆菌的一段DNA，它在自然状态下就能与作物DNA连接，所以用它作载体。它除了载着目的基因，还给它装上了其他若干物种的若干基因的若干片段，这些片段使目的基因成为了加强基因，进而表达产生更多、更具活性的蛋白质，从而增强性状表达。所转的基因主要有下列几种类型：
转抗除草剂基因。除草剂有许多种，每一种除草剂的除草机理都不尽相同。培育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品种，不可能针对每一种除草剂，只能针对主要的除草剂。草甘膦施用量最大，其次是草铵膦，所以目前的抗除草剂作物品种都是抗草甘膦或抗草铵膦或二者兼抗。二者的除草机理都是抑制植物氮代谢的酶。氮代谢的每个步骤都需要酶来催化，抑制其中一种酶的活性即可使氮代谢中断，那么蛋白质就不能产生，由蛋白质构成的细胞也不能产生，植物便因此死亡。而抗除草剂，就是让农作物产生更多、更强的酶，以抵消除草剂的抑制作用还绰绰有余。酶是基因产生的，而农作物、杂草以及其他植物的基因不能产生更多、更强的酶，那么就去细菌、真菌中去寻找基因。抗草甘膦的基因来自土壤农杆菌（细菌），抗草铵膦的基因来自霉菌（真菌）。农田除草是必须的，不除草，草就会吃掉作物，用除草剂除草若不慎又会伤害作物 ，而除草剂与抗除草剂的农作物相结合，可以大大降低除草的经济成本和人工成本，因而在转基因作物中抗除草剂的作物面积最大，转基因的大豆、玉米、油菜、棉花几乎都抗除草剂或者兼抗害虫。
转抗虫基因。苏云金芽孢杆菌是抗虫基因的主要来源。苏云金是德国的一个地名，百余年前那里的粮库害虫发生离奇死亡，细菌学家发现是因为感染了一种前所未知的细菌所致。细菌按形体分为杆菌、球菌、螺旋菌等，这种新发现的细菌属于杆菌，但长有芽孢，芽孢相当于植物的种子，又是在苏云金这个地方发现的，于是就命名为苏云金芽孢杆菌，英语缩写为BT。它既然可以杀储粮害虫，那么就也可以杀田间害虫。它主要生活在土壤里，于是就从土壤里分离菌株。一个菌株繁殖的后代，相当于农作物的一个品种或品系。上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最早用分离的苏云金芽孢杆菌菌株制成生物农药用于农业。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分离的菌株杀虫效果更好。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也开始大面积推广施用苏云金芽孢杆菌。这种生物农药是广谱性的，可以防治多种害虫，但受环境制约，药效只有两三天，因此并不能取代化学农药。转基因技术兴起以后，苏云金芽孢杆菌是首选杀虫基因之源。截至目前，全世界已分离出几千个菌株，从中筛选出几百个杀虫基因，每个基因表达产生一种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几乎可以伤害大多数害虫，但是效果参差不齐，不过通过构建载体可以提高杀虫效果。农作物的主要害虫有5个目：鳞翅目的翅膀上有鳞片，如蛾蝶类；半翅目的前翅的半截转化为硬鞘，如盲蝽象、蝉、蚜虫等；鞘翅目的前翅全部转化为硬鞘，如各种甲壳虫；直翅目的翅膀上的纹脉是直的，如蝗虫、蟋蟀、蝼蛄等；双翅目只有一双翅膀，另一双翅膀转化为针状，如各种蚊蝇等。目前世界多国都有抗鳞翅目的转基因棉花、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水稻等，美国还有兼抗鳞翅目、半翅目的转基因棉花。未来的世界一定也会有抗其他3个目害虫的转基因农作物。
转抗病基因。农作物的病害，大约80%是真菌导致的，10%是细菌导致的，10%是病毒导致的。真菌有细胞核，细菌没有细胞核，病毒没有细胞。病毒只是蛋白质包裹着核酸。真菌细胞壁的主要成分是壳多糖、葡聚糖，而植物体内有壳多糖酶、葡聚糖酶，可以溶解真菌细胞壁，致真菌死亡，但是这两种酶的活性较弱，当真菌数量少时植物可以抗病，当真菌数量多时植物便感病。真菌的数量由气候决定，若气候适宜，真菌便大量繁殖。正因如此，农作物有的年份无病，有的年份病轻，有的年份病重。通过杂交育种的方法能够增强抗病性，但是效果不够理想，因为作为杂交亲本的栽培品种的抗病性都不是太强。进一步增强抗病性，须利用转基因技术。开展转基因研究的国家都在寻找壳多糖酶、葡聚糖酶活性强的植物及其野生种，并进行基因测序、定位，然后构建能够加强基因表达的载体，继而把这两种酶的基因转入农作物。2019年美国农业部宣布，已批准商业化种植抗晚疫病（真菌病）的转基因马铃薯，其转基因来自南美洲一个马铃薯野生种。目前世界上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抗真菌病害的农作物品种可能仅此一个。说了真菌说细菌。细菌细胞壁的主要成分是肽聚糖，可被植物体内的溶菌酶溶解，但是植物的溶菌酶太少太弱，难以溶解大量繁殖的细菌。原始农作物品种、微生物、动物所含溶菌酶较强，从它们当中选择溶菌酶基因转入农作物当家品种是必由之路。说了细菌说病毒。病毒只有侵入植物、动物细胞内利用细胞内的资源才能复制。复制之前，基因组与蛋白质外壳分离，然后基因组的一个基因产生复制酶，复制酶催化基因组和蛋白质外壳分别不停地复制，复制后又不停地组合，组合成更多新的病毒，再侵入更多的细胞，从而造成病害。转基因抗病毒的原理是：把病毒的复制酶基因转入作物细胞，当病毒侵入作物细胞后，先转入的复制酶基因就会阻止后侵入的复制酶基因发挥作用，这叫“基因沉默”，沉默是因为先后两个基因结构相同。基因沉默的机制很复杂，简单而通俗地说就是“相克”，那么病毒便不能复制，也就不能致病。转基因抗病毒最成功的是番木瓜，美国1996年批准商业化种植，我国2006年批准商业化种植。
转抗旱基因。全球耕地的灌溉面积在30%以下，靠降水的耕地面积在70%以上，那么抗旱与抗虫、抗病就同样重要。作物的根系在渗透压的作用下吸收水分，渗透压使水分由低浓度处向高浓度处流动，根系细胞液浓度越高越能从土壤中吸收水分。 作物茎叶上的气孔会散发水分，若气孔周围细胞液浓度高，细胞就膨胀，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使气孔关闭，那么气孔就不再散发水分而使植物抗旱。看来抗旱其实就是让根系细胞液、叶面细胞液浓度增加，浓度增加就是细胞里的有机分子增加，这些有机分子都是酶的催化反应的产物，而酶是基因产生的。归根结底，基因可以抗旱。多国都在培育转基因抗旱小麦，转的是拟南芥的抗旱基因。拟南芥植株矮小，生命周期短，结籽多，繁殖率高，染色体少（便于显微镜下观察），是遗传学常用的实验材料，因此对它研究得很透彻，所以选用它的基因。它的基因也非天生抗旱，而是让它在干旱环境下发生基因突变，突变成抗旱基因，然后用作转基因。目前多国都有转基因抗旱小麦，但是都未商业化种植。
转反义基因。分子遗传学的中心法则是：基因产生RNA，RNA催化氨基酸合成蛋白质（酶也是蛋白质）。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基因产生蛋白质。基因是双链结构，产生RNA的是其中一条单链，这条单链叫正义链（也叫正义基因），另一条单链则叫反义链（也叫反义基因）。通常情况下，植物的反义链不发挥作用。如果复制或人工合成反义链，转入植物细胞，反义链就与正义链相克，各自产生的RNA也相克，那么相应的蛋白质（或酶）就几乎不能产生了。这个结果叫做基因沉默，正义基因和反义基因在相克中都沉默了。利用基因沉默这个机制，转反义基因的作物有大豆、土豆、苹果等。大豆油含饱和脂肪酸15%，含油酸21%，含亚油酸53%以上，含亚麻酸8%以上，其中亚油酸分子不稳定，易被氧化，然后变质，产生哈喇味。亚油酸是油酸转化的，转化过程需要脱氢酶的催化，脱氢酶是基因产生的。给大豆转它的反义基因，发生基因沉默，脱氢酶几乎不产生了，那么油酸就不转化为亚油酸了，于是大豆油的油酸含量就可高到70%，而亚油酸含量则降到百分之几。这样的高油酸大豆油，不易被氧化，耐储存，货架期长，炸制的食品保质期长。美国2010年批准转基因高油酸大豆商业化种植。接下来说土豆。土豆的淀粉中，支链淀粉（黏性强）约占80%，直链淀粉（黏性弱）约占20%，利用基因沉默这个机制，给土豆转入直链淀粉基因的反义基因，土豆便不合成直链淀粉，只合成支链淀粉。这种黏性强的转基因土豆淀粉主要用于棉纱上浆、纸张上浆，欧盟2010年批准商业化种植。最后说苹果。苹果切开或削皮，放置久了会变成褐色，那是因为细胞被破坏了，细胞里的氧化酶接触了多酚，把多酚（白色）催化成了多醌（褐色），而在完好的苹果里，细胞里的氧化酶和多酚是不接触的。给苹果转入氧化酶基因的反义基因，氧化酶就不产生了，那么苹果切开或削皮，放置多久都不会褐变。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转基因不仅可以转入其他物种的基因，也可以转入本物种的基因，反义基因就是本物种的基因，但统统都是“增基因”，这三个字或许是转基因最简单的定义。
转基因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转基因是人工制造新物种。这是外行的认识。物种的定义是“可以交配繁殖后代的群体”，而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完全可以交配繁殖后代，所以转基因作物不是新物种。一些反对转基因的人不反对杂交种，认为杂交种不是新物种。这也是外行的认识。杂交种大多是物种内杂交，但是也有物种间杂交的，比如我国1964年培育成功的小黑麦就是小麦与黑麦的杂交种，1981年培育成功的小偃6号就是小麦与偃麦草的杂交种，小黑麦与小偃6号都是新物种。如此看来，即使转基因属于新物种又何妨！何况它不是新物种。
关于转基因，不要纠结物种问题，而要认清它的实质就是生物体内的化学反应：基因连接到DNA上，是化学合成反应；基因产生RNA，RNA产生蛋白质，都是酶的催化反应。非转基因生物体内，也发生这些化学反应。所以，转基因是顺应自然，模仿自然。反对转基因没有道理，纯粹是意识形态使然。（全文完）
作者简介：
杨青平，男，1957年生,河南省博爱县人。1982年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农学系，同年分配到河南日报社从事新闻工作至2017年退休。曾任河南日报高级编辑、专家委员会委员，大河健康报总编，现任河南农大兼职教授。2012年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著历史通俗读本《皇粮国税》，27万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著八集历史文献纪录片剧本《皇粮国税》，10万字，中央电视台摄制并于2007年9月在农业频道播出；
著《影响中国历史的税制变革》，30万字，台湾大地出版社2007年出版；
合著《观念决定健康》，28万字，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撰写《大河健康报》“健康话题”专栏，该专栏2012年被中国记协评为“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著《转基因解析》，27万字，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
编著《城乡居民健康素养读本》，10万字，人民出版社、河南科技出版社2019年联合出版；
著《杨青平健康文集》电子书，100万字，载手机搜狐网。
科普文章《转基因科普千字文》，《大河健康报》公众号2017年7月31日发表；
科普文章《解剖一篇“反转”论文》，《基因农业网》公众号2017年8月22日发表；
科普文章《“央视终于发声”，然而错得离谱》，《基因农业网》公众号2017年8月24日发表；
科普文章《25篇千字文带你认识世界医学》，《大河健康报》公众号2017年9月30日发表；
科普文章《走进美国农场，对话美国农民》，《基因农业网》公众号2018年4月28日发表；
科普文章《我看到的美国转基因标识》，《基因农业网》公众号2018年5月31日发表；
科普文章《媒体科普转基因，我的看法》，2017年6月29日“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科普工作交流会（郑州）”讲稿，《大河健康报》公众号2017年7月11日发表；
科普文章《转基因释疑解惑》，2017年7月18日“郑州市农委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会议”讲座讲稿，《基因农业网》公众号2017年8月12日发表；
科普文章《论新形势下转基因科普》，2017年9月21日“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培训班（武汉）”讲稿，《基因农业网》公众号2017年11月4日发表；
科普文章《用化学常识解读转基因》，2018年1月14日河南省图书馆 “豫图讲坛”讲座讲稿，《基因农业网》公众号2018年5月28日发表；
科普文章《关于转基因的三个为什么》，2018年3月21日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河南省农业厅转基因科普进校园活动”讲座讲稿，《基因农业网》公众号2018年4月13日发表；
科普文章《解读〈转基因识别指南顺口溜〉》，2018年6月14日“河南省科技发展中心农业转基因科普师资培训班”讲座讲稿，《基因农业网》公众号2018年6月21日发表。
科普文章《世界粮食日，解读转基因》，2018年10月16日“中国农学会转基因科普巡讲（河南洛阳站）”讲座讲稿，《基因农业网》公众号2018年10月20日、23日、26日连载。
科普文章《替袁隆平答李昌平》，《基因农业网》公众号2020年6月24日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