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朱健康：为什么要重视藜麦？对粮食安全有重大意义
在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创纪录的“十六年连丰”基础上，近来，中央重提重视粮食安全。
8月23日，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朱健康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表示，中国能够实现口粮自给，但粮食安全不光是口粮，还要考虑饲料用粮。
他认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既要重视各种粮食作物的作用，又要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从各种粮食作物种类来讲，藜麦尽管目前只是一个小众作物，但具备成为新主粮的潜质；从技术来讲，包括基因编辑在内的生物技术，在加快作物育种上有其独特优势，需要国家在政策上予以支持。
为什么要重视藜麦？
自从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2013年设为“国际藜麦年”之后，世界各国开始竞相发展藜麦产业，藜麦也从印第安人主粮变为一种战略资源。也正是在这时，藜麦才受到国际主流科学家重视，有关藜麦的基本生物学研究才真正开始。
受这种科学氛围影响，2013年，朱健康也开始组建项目团队，研究藜麦。
从食用角度来看，藜麦籽粒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高于其它谷物，富含多种氨基酸，符合人体营养需求，且不含麸质，对麸质敏感人群是一个好消息；从种植角度来看，藜麦具备优良的耐逆性（耐盐碱、耐干旱、耐低温、耐贫瘠），能够在边际土地上种植。他说，“藜麦灌溉用水比谷物少一半，甚至三分之二，能够节约淡水资源。而且利用的都是边际土地，基本上不跟现在主粮争夺土地，相当于变相增加了可利用的耕地面积。”
朱健康称，粮食安全并不只意味着国人的口粮安全，还要考虑动物的口粮安全。因为国民生活水平提高，蛋白质消费习惯转变，对肉蛋奶需求增加，而在畜牧养殖中所需要的饲料，其中饼粕类饲料、粮食类饲料的添加占比达到70%~80%。饲料原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国外市场。藜麦含有高蛋白、营养均衡的属性，在蛋白质含量和质量上堪与肉蛋奶匹敌，如果国民能够从藜麦作物中摄入更多蛋白质，就会相应减少肉蛋奶需求，从而减缓对国外大豆、豆粕的进口，而且经由养殖业转化蛋白质的路径，效率显然很低。从提供蛋白质的角度来看，藜麦虽然目前只是一个特别小众的农作物，国内种植面积不超过20万亩，但从其发展的势头来看，还是非常有潜力的。
他说，“相信在未来，藜麦会成为新晋主粮品种，但目前来看，尚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对小麦、大米这两种口粮，多年来，国民已经形成了相应的饮食习惯，有一定的依赖性。藜麦并不会完全取代某种主粮，只能部分替代。”
加速藜麦“5G”育种
既然要在未来成为新晋主粮，就需要有好的品种。
目前，国内的藜麦品种多为半野生种，产量较低，亩产200~300斤。“现在多数情况还是，只要有收成就不错了。”朱健康称，当前科研团队的工作重点就是选育出更适合国内种植的品种。在此基础上，运用现代育种手段，大幅度提高产量，在3~5年之内，亩产达到1000斤，这样成为新主粮就更有底气。
这些年来，由朱健康领衔的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藜麦项目，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科研成果。比如，项目团队收集了3000余份藜麦原始种质资源，是目前除原产国外，世界最大的藜麦遗传资源；再比如，成功实现四个“首次”——首次在平原地区规模种植、首次在黄三角东营海滨盐碱地种植且全生育期可盐水灌溉、首次在新疆喀什干旱戈壁滩种植、首次在国内一年两季种植。
这四个“首次”，从国内的粮食安全角度来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比如，在盐碱地种植，为我国16亿亩盐碱地这种重要的土地后备资源的利用，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优势作物品种；在戈壁滩种植，每亩可节省一半以上的淡水用量，有利于我国发展节水农业；一年两熟，亩产近千斤，能够有效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基于全营养特性和天然的多种抗逆性，藜麦具备成为高蛋白全营养新主粮和优质牧草的潜力。在黄河三角洲等地方，有着大面积可作为后备耕地的盐碱地资源，但盐碱地低质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供给矛盾的双重约束，严重影响种植业的发展。自2019年3月份开始，藜麦项目团队在黄三角农高区的支持下，引种试种藜麦，已确认藜麦能在盐碱地生长且全生育期可盐水灌溉，并筛选出多份适合盐碱地种植的藜麦品系、可粮饲兼用的藜麦品系及具有大生物量的饲草藜麦品系。
朱健康表示，项目团队希望在黄河三角洲地区，以藜麦口粮和饲草藜麦为两个重要出口，创建类似于华为5G的藜麦种业平台，加速藜麦的“5G”育种，通过基因组研究(Genome)、种质资源鉴定(Germplasm)、基因功能鉴定(Gene function)、基因组育种 (Genomic breeding)和基因编辑 (Gene editing)，显著加速藜麦的高产、高品质、高抗逆、低消耗育种与产业化示范，构建藜麦高产、高效、高质、高值农业模式。实现藜麦单季亩产千斤的战略目标，打造高蛋白藜麦新主粮的生产基地。
对于藜麦的“5G”育种，他认为，虽然转基因技术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将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但因为无法产业化应用，这些年来技术研发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活跃。但是即便是在日本、俄罗斯这些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国家，也在积极拥抱基因编辑技术在农作物上的应用，中国需积极出台相应政策引导植物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