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青平:替袁隆平答李昌平
在2011年,李昌平通过媒体致信袁隆平,要求袁隆平“放弃杂交稻,培育常规稻,给农民留几粒真正的种子”。可是袁隆平院士一直没有回复他,或许因为李昌平这封信说的都是外行话,袁隆平不屑于回复他吧。然而,比李昌平更外行的很多人却以为这封信说的都是内行话,因为他是“三农”问题专家啊。所以,从2011年以来隔三岔五的时不时有人在网上转发这封信,造成一波又一波的对现代农业的认识上的混乱。因此,现在有必要替袁隆平回答李昌平。回答即解答,权作一次农业科普。
1.李昌平简介
他是1961年生人,农机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后又读了经济学硕士,曾连续担任湖北省监利县几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多年,2000年致信朱镕基总理,反映“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引起朱镕基总理高度重视,李昌平由此名声大噪,后辞去公职,全身心投入“三农”问题研究,发表过多篇有影响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都属于经济范畴,而这封致袁隆平院士的信则属于农业科技范畴,便显示出他的外行。
2. 关于传统种子
李昌平信中说:“现在的种子发展趋势是杂交化、转基因化,种子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种子了。”
李昌平留恋的“传统种子”,在育种学上叫农家品种,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流传下来的品种,其优点或是抗某种病,或是抗旱,缺点是产量很低。建国初期全国粮食平均年亩产只有100多斤,可见农家品种产量多么低。2018年全国平均年亩产800多斤,可见杂交品种改变了中国农业。如果没有杂交种,我们现在都得饿肚子。
农家品种早就不种了,不是不让农民种,而是农民不愿种,但是农家品种并没有消失,它们都在育种家的资源库里,它们的抗病抗旱的基因,通过杂交,已被移植到高产品种上了。
李昌平接着说:“育种科学家和种业资本家们为了获得种子的垄断收益,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消灭农民的常规种子。”
这个造谣式说法不是李昌平独有,而是全世界奉行极端环保主义者的统一的说法。看来李昌平读过极端环保主义的书,而且被感染了。
环保主义是进步的,但是极端环保主义是反动的。
1962年美国出版的一个科普女作家写的《寂静的春天》,揭露农药DDT污染环境,毒死了虫,也毒死了鸟,春天没了虫鸣鸟叫而寂静。这本书引发世界性的环保主义运动。此前没有环保主义这个词。
环保运动走向极端,就产生了极端环保主义。1999年印度出版的一个物理学女教授写的《失窃的收成》,说农民本来是自留种子,自种自收,收成都是自己的,如今要买种子公司的杂交种,这等于收成失窃,偷窃者就是种子公司。这本书吹响了极端环保主义的集结号。《失窃的收成》是全球畅销书,在中国发行量也很大。李昌平关于种业的言论基本出自《失窃的收成》。极端环保主义崇尚原生态,因而反对化肥,而高产的杂交种需要施更多的化肥,所以又反对杂交种。在杂交育种基础上的转基因育种,让杂交种获得新基因新性状,比如抗虫等,是育种技术的极大进步,却因不是原生态而遭到极端环保主义更强烈地反对。尽管极端环保主义反对,但是世界各国的农民都自愿放弃传统的农家品种,积极选用杂交种和转基因杂交种。
李昌平继续说:“中国农民几乎没有任何一粒属于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种子了。我这段时间在北京市平谷区的一个村子里种3分地,在种子公司买不到一粒常规种子,都是断子绝孙的种子。我因此感到很不安。”李昌平的不安是庸人自扰。他所谓“农民自己的种子”恰恰是农民放弃的种子,所谓“断子绝孙的种子”其实是杂交优势的种子,如杂交稻、杂交玉米,种子只能种一代,第二代就退化,起码减产30%,所以农民乐意年年购买一代杂交种。李昌平怜悯农民,农民却会报之以嘲笑。他在乡镇工作多年,一定是了解农民的,之所以说出这样矫情虚伪的话,盖因信奉了极端环保主义。人的思想一旦走向极端,就会产生极端想法,请看李昌平竟这样说:“农民没有自己的种子了,假如有一天,出现了某种特殊情况,譬如种子基地或种子仓库被恐怖分子袭击了,或播种后出现大面积天灾导致必须补种,等等,农民种什么呢?中国人吃什么呢?这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安危。”回答这样极端的问题,只好也用极端的语言:恐怖分子不可能毁掉全国所有种子基地、种子仓库,天灾不可能大到覆盖960万平方公里,完全可以补救的,但不会用传统种子,因为有足够的杂交种可供调运。
3.关于化肥
李昌平说:“从节约肥料和绿色农业的角度考虑,中国需要常规种子。 一般的常规(稻)作物,虽然产量比杂交(稻)作物低15–20%,但是,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要少20%左右。”
李昌平这话真是不合情理呀!假设80斤化肥打800斤常规稻,100斤化肥打1000斤杂交稻,哪个划算?当然杂交稻划算。以尿素为例,多年来每斤尿素的价格都低于稻谷的价格,那么200斤稻谷的价值绝对大于20斤化肥。可是李昌平为什么要选择常规稻呢?因为他强调的是绿色农业。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少施化肥就是绿色农业,不施化肥就是有机农业。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看法源于历史上两种理论之争。
在1840年之前,欧洲科学界认为土壤腐殖质是植物的营养来源,土壤矿物质不是,矿物质只是促进有机质转化为腐殖质。这里需要解释:腐殖质是土壤有机质腐烂以后的多种有机分子,土壤有机质主要是死亡的植物,土壤矿物质就是氮磷钾钙锰硼等等,有十几种。在1840年这一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出版著作,认为土壤矿物质才是植物的营养来源,而腐殖质不是,他说:先有植物,后有腐殖质,那么最早的植物以什么为营养呢?只能以土壤矿物质为营养。李比希的“矿物质营养学说”催生了化肥工业,化肥极大增加了农作物产量,但是在许多国家都曾出现阶段性的滥用化肥的现象,于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腐殖质营养学派就与极端环保主义相结合,反对化肥,倡导有机农业,可是有机农业因为产量低,至今仅占全球耕地的百分之一。
现代科学证明:植物的根系只能吸收土壤中的小分子,氮磷钾等矿物质的分子小,所以可以被吸收,但是土壤矿物质因此递减,必须施用化肥补充矿物质,作物才能增产;植物根系不能吸收大分子,土壤腐殖质的有机分子普遍较大,不能被吸收,不过腐殖质中也含有微量矿物质,加上土壤固有的矿物质,才使有机农业得以支撑;腐殖质中也有微量的小分子的有机酸,也可被吸收,且有利于植物生长,但是其作用微乎其微,远远赶不上矿物质的作用;腐殖质的主要作用是改良土壤,若腐殖质缺乏,土壤就会板结,这与施用化肥没有关系,不施化肥而缺乏腐殖质,土壤照样板结;化肥会污染土壤和水域,但不会污染农产品;污染土壤的主要是磷肥,磷肥由磷矿石制成,磷矿石所含重金属若去除不干净则污染土壤;污染水域的主要是氮肥,氮肥随地表径流进入水域,水域富氮则滋生藻类,藻类耗氧则鱼类缺氧;不过,磷肥精制即可避免污染土壤,氮肥合理施用即可避免污染水域;很多人以为不好吃的农产品是被化肥污染了,错!不好吃的农产品不是污染问题而是品质问题,原因在于施肥不均衡,若氮磷钾等营养成分均衡,则比有机农产品更好吃;有的有机农产品好吃,也是因为营养均衡,却是低水平的营养均衡,所以产量低;有的有机农产品并不好吃,也是营养不均衡的问题。
绿色农业是要大力发展的,但是绿色农业是要求合理施用化肥,而不是一味地减少化肥。李昌平之所以把化肥与绿色农业对立起来,是因为他不了解“矿物质营养学说”取代“腐殖质营养学说”的历史和现代科学对“矿物质营养学说”的证明。
4.关于常规稻PK杂交稻,以及农民自留种问题
李昌平写道:“我担任乡党委书记的时候,有个姓胡的农民选育过一个常规稻品种叫‘胡选’,产量和杂交稻‘汕优63’差不多,但用种子少,且种子可连续使用多年,因而深受农民欢迎,只可惜,由于种子部门追求杂交种子垄断利润,都视‘胡选’为眼中钉,后来因政府没有投入经费对‘胡选’提纯复壮,‘胡选’就被杂交稻消灭了。”
李昌平应当把含糊其辞的“差不多”这三个字说清楚。如果相差无几,而“胡选”可以连续几年自留种,即使政府不搞提纯复壮,农民依然可以种“胡选”。既然杂交稻取代了“胡选”,那么想必二者产量相差较大,农民便放弃了“胡选”。像“胡选”这样的乡土品种,全国曾经有许多,后来几乎都被杂交稻或其他常规稻取代了。严格地讲,像“胡选”这样的乡土品种未经省级审定是不能推广的。它们虽有好性状但也有坏性状,坏性状如不抗某种病,但这种病不是年年流行,一旦流行,农民翌年就会放弃它。它们退出农田,会进入育种家的资源库,其好性状或被移植到别的品种上。
常规稻育种方法一般分为两类:一类就像“胡选”这样,是从田间选择基因突变的优良植株,连续几年选择其优良后代,然后繁育种子;另一类是通过两个以上品种的人工杂交,连续几年选择其优良后代,然后繁育种子。这两类常规稻都可以自留种,如果年年提纯复壮则更好。所谓提纯复壮就是在田间拔除不良植株,留下优良植株作为种子,或者选择优良植株进行繁殖。即使农民提纯复壮,也不如种子公司的种子好,因为种子公司是用原种繁育生产用种,而农民是从生产用种的后代中选种。因此,许多农民不留种,愿意买种子公司的种子。那么我们就不要为农民能不能留种而纠结。
与常规稻不同的杂交稻,育种理论叫“杂种优势利用”,产量一般高于常规稻。杂交稻父本、母本各自的基因型越纯,子代的杂种优势就越强,产量就越高,但是孙代的性状就会分化,七高八低奇形怪状的,减产至少30%以上,所以杂交稻只能利用子代,不能利用孙代,这被反对者蔑称为“断子绝孙”。只能利用子代,就需要年年制种,既要年年制种,就要年年繁育父本、母本,繁育父本、母本则需要隔离。如此制种,只能由种子公司来搞,一家一户农民是搞不成的。这样的制种成本及种子价格要比常规稻高,但是产量也高。
就全国而言,在追求高产的年代,杂交稻面积与常规稻面积大约为2:1,在高产、优质并重的年代,二者的面积大约为1:1。
关于水稻的高产与优质,需要解释。水稻分为籼稻、粳稻、糯稻,籼稻产量高,粳稻、糯稻口感好,口感好就算作优质吧。早期的杂交稻都是籼型的,产量高,不好吃。后来为了满足消费者需要,又育成了籼型杂交粳稻、籼型杂交糯稻,产量高,也好吃,但与粳稻、糯稻还有差别。同时,粳稻、糯稻的常规品种的产量也在提高,但是离杂交稻还有距离。所以,只要高产优质并重,常规稻与杂交稻就会并存。农业需要杂交稻育种家,也需要常规稻育种家,更需要兼而育之的育种家。李昌平怎么会要求杂交稻之父袁隆平放弃杂交稻呢?全世界都莫名其妙。
5. 关于5亿亩吨粮田
李昌平说:“我1993年—1996年在周沟乡任书记的4年里,双季稻面积达到70%,多个常规早稻品种单产也能过千斤,早晚两季过1吨。全国如果有5亿亩吨粮田,足够养活13亿中国人。”
常常有人畅想着把一村一乡的种植制度和品种推广到全国,李昌平就是其中之一,无疑都是纸上谈兵。全国常年种植水稻面积为4亿多亩,岂能凭空增加到5亿亩?从南到北种植水稻的约有1800个县(市、区),其中约1200个县(市、区)的种植制度是水稻+小麦或油菜或绿肥,岂能改为双季稻?李昌平家乡的早稻亩产过千斤是示范田还是大田?示范田高水肥,精管理,早稻亩产千斤不稀罕,但是大田不可能不惜水肥并精细管理,亩产最多七八百斤。不过,在1958年竞有早稻号称亩产几万斤的。
6.关于备灾种子
李昌平说:“农民自主应对自然灾害需要常规稻种子。 我的家乡湖北省监利县经常受水灾,记得1997和1998连续两年中稻淹水而死,水退后,灾民们都是用自家的常规早稻‘翻秋’(把早稻当晚稻种)自救,1亩翻秋稻也能收500斤左右。2010年,我的家乡也有一定面积的中稻淹水了,但由于农民没有了常规稻种,灾后的稻田最终只能撂荒。”
对李昌平这段话应当进行解释和分析。水稻按播种期、生育期分为早稻、中稻、晚稻。早稻早播,生育期三个多月;中稻中播,生育期四个多月;晚稻晚播,生育期五个多月。双季稻种植制度是早稻+晚稻,但劳动力投入太大,于是有的农民就改为单季稻,只种中稻,中稻产量低于早稻+晚稻,但是高于早稻,也高于晚稻。早稻、中稻、晚稻分别都有常规稻品种和杂交稻品种。李昌平家乡1997年、1998年应该是既有常规稻,又有杂交稻,那么中稻被淹死,就可以补种常规早稻;之所以要补种,是因为土地收入是农民的主要收入。2010年中稻被淹死,却没有常规早稻可补种,这说明杂交稻因为产量高已全面取代了常规稻。那为什么不补种杂交早稻却将稻田撂荒呢?想必是双季稻改单季稻了,只种杂交中稻,不备杂交早稻。为什么双季稻改单季稻了呢?当时有一篇文章叫《消失的双季稻》,说的是仙桃市,但仙桃与监利接壤,想必监利也如文章所言:因为水产养殖收入和打工收入都高于种稻收入,所以农民把双季稻改为单季稻,腾出时间去养殖或打工。虽然改为单季稻了,可是被淹死了呀,应该补种的,不是有那么多杂交早稻品种、常规早稻品种吗?总是可以找来补种的,却不去找,而任其撂荒,何也?因为补种耽误养殖、耽误打工。
能补种而不补种,原因在于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下降,而不在于缺乏常规早稻。有“三农”问题专家之称的李昌平岂能看不出问题所在!却硬要归咎于缺乏常规稻,以表明“杂交稻消灭了常规稻”,从而借以反对杂交稻,这是极端环保主义理念使其然。
7.关于杂交稻种子价格
李昌平说:“农民怀念自己的常规稻种子。1980年代,杂交稻刚开始推广,还没有普及,农民家家户户都有常规稻种子,那个时候3斤稻谷换1斤杂交稻种子。现在(2011年)差不多是20斤稻谷换1斤杂交稻种子,且只能种一季,不能留种。至于常规稻,1980年代,农民用2斤稻谷可以换得1斤常规稻种子,而常规稻种子可以连续种3-4年。杂交稻种子虽然增产,但随着常规稻种子被消灭,其价格越来越高,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
在解释并分析这段话之前,先要了解:常规稻分蘖率低,杂交稻分蘖率高,因而杂交稻用种量是常规稻的1/2,但是产量高出20%。
在1980年代,李昌平家乡,虽然3斤稻谷换1斤杂交稻种子,2斤稻谷换1斤常规稻种子,但是因为杂交稻用种量少,所以仍然便宜。杂交稻产量高,每亩用种反而便宜,这有利于推广,应是政府有意为之。
杂交稻种子只能用1年,而常规稻种子可以用3—4年,平均下来,常规稻种子就显得便宜了。且慢,常规稻种子为什么不能用更长时间而只能用3—4年呢?说明它也是会退化的。每年减产百分之几,农民是感觉不到的,感觉到了也以为是病虫水肥光温的原因。3—4年以后,减产百分之十几,农民才看出是种子的问题。如此,常规稻省了一点种子钱,却损失了产量,更不划算的。
在1980年代1斤杂交稻种子只需用3斤稻谷串换,而在2011年则需20斤。 李昌平似乎想以此证明“杂交稻消灭了常规稻,提高种子价格,垄断商业利益,农民却增产不增收”。可是,农民并不这样想,而是这样算账的:育秧移栽,每亩需用2斤种子,需用40斤稻谷串换,比1980年代多用34斤,但是2011年的杂交稻品种比1980年代的杂交稻品种产量高,每亩起码高出20%,即200余斤,串换种子虽然每亩多付34斤,但是每亩仍多收170余斤,所以是值得的。
有“三农”问题专家之称的李昌平,只对比1980年代与2011年的杂交稻种子价格,不考虑杂交稻品种产量水平的提高, 为什么看问题这么如此浅陋和偏颇呢?盖因极端环保主义迷住了心窍,浅陋和偏颇地看问题恰能达到他反对杂交稻的目的。
8.关于“农民种子主权”
李昌平给袁隆平的信最后写道:“以您老人家为代表的育种科学家群体,虽然为人类的食物安全做出了不朽的丰功伟绩,但也有可能因为追求垄断商业利益而剥夺农民的种子主权,最终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建议您老人家在有生之年,带头把种子主权还给农民,为农民多培育一些优良的常规种子。您为人类的食物安全做出的贡献是彪炳史册的,但您也可能是消灭农民种子主权的第一人,尽管您是无意识的。最近一些年,我国种子战略、特别是转基因种子战略有点乱,需要您老人家回过头去严肃思考国家的种子战略。能不能立法规定:一是必须保留30%的常规种子;二是全国确立10个县为常规种子种植区;三是国家设立可以做为常规种子的商品粮储备库。”
李昌平的三项建议是正确的却也是多余的,因为:自从推广杂交稻以来,常规水稻的面积就没有低过30%,现在可能有50%;全国只种常规稻不种杂交稻的县何止10个;种子公司有常规稻种子储备库自不待言,稻区粮库收购的常规稻商品粮一般都是分等级且分早稻、中稻、晚稻分别储存的,其中的优等稻完全可以作为救灾种子。
李昌平这段话提到的“农民种子主权”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是新颖的也是陌生的,需用详细解释和分析。
有一个起源于南美的全球性非政府组织叫“农民之路”,1993年成立,参加或认同这个组织的并不是农民,而是为农民代言的人。这个组织的主要诉求是:反对经济全球化,对抗世贸组织,对抗跨国食品企业、跨国粮食企业,尤其是跨国种子企业;主张国家和农民的粮食主权,抵制跨国公司粮食倾销、种子倾销,以保证国家和人民的食物主权;主张农业的生物多样性和农民的种子主权,支持农民自留种子以抵制跨国公司的杂交种和转基因种子;保护土地、种子等生产资料的平等使用(即农民自留种要占有必需的土地面积)。其诉求中的粮食主权、食物主权其实就是粮食贸易保护主义;种子主权则是极端环保主义,因为它把自留种视为生物多样性。粮食贸易保护主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像美国这样的农业强国,若放手种植粮食,然后以低价倾销,可以摧垮许多国家的农业。极端环保主义则阻碍本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想想看,为了生物多样性,只用可以留种的品种,不用不能留种的品种,而可以留种的品种产量低,不能留种的品种产量高,那么粮食就不够吃,何谈粮食主权、食物主权!
极端环保主义者关于种子的所谓生物多样性其实是品种多样性,因为杂交水稻和常规水稻是同种生物,只有水稻和稗草共生才是生物多样性,但是农民会容忍稗草生长吗?即使实行品种多样性,使用的品种也都是产量相当的,岂能使用低产品种以显示生物多样性!可见极端环保主义多么误国害民。其实农业从来就是人工生态而不是自然生态,不要认为现代农业破坏自然生态,原始农业保护自然生态,殊不知最原始的农业是刀耕火种,这才把一部分自然生态改造成人工生态,使人类可以饱腹而得以繁衍。
李昌平接受了极端环保主义,也接受了“农民之路”的“种子主权”的理念。可是“农民之路”是反对外国的杂交种和转基因,李昌平却是反对本国的杂交种和转基因,说明他的极端环保主义更极端。杂交种的原理前面介绍过了,下面介绍转基因原理。
转基因是俗称,学名叫基因工程,是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前沿技术,相当于信息科学的芯片技术那么重要。凡是生物,都有基因,基因存在于遗传物质之中。细胞生物的细胞核里的遗传物质叫脱氧核糖核酸,这是一个双螺旋链状有机大分子,如果拉展,像一条铁路,它的英语缩写是DNA,它的一个个片段就是基因,那么基因也可以视为分子。基因可以产生核糖核酸,它也是有机分子,其英语缩写是RNA,它催化氨基酸合成蛋白质。这是一个生物化学反应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简述为“基因产生蛋白质”。不同的基因产生不同的蛋白质,不同的蛋白质构成不同的细胞,不同的细胞表达不同的性状,归根结底是不同的基因决定不同的性状。生物体内的一切生化反应都需要相应的酶来催化,酶也是蛋白质,也是由基因决定的,而酶催化的生化反应就是生物体的生命活动,生命活动表达生命性状,归根结底,是基因决定生命性状。基因这个词是音译,它的本意是血统。上个世纪初,遗传学界命名了“基因”以后,就开始了农作物的杂交育种。杂交育种是同种生物内的DNA重新组合,DNA上有好基因也有坏基因,那么DNA的重新组合就是集合尽可能多的好基因,尽可能少的坏基因,但不可能没有坏基因,所以,再好的杂交种也有缺陷。如今方兴未艾的基因编辑技术以特定的酶为主要工具,可以去掉坏基因,那么基因编辑的农作物品种就非常值得期待。农作物是昆虫的食物,因而与生俱来都不抗虫,就没有抗虫的基因,所谓的抗虫品种只不过虫害轻一点罢了。一种名叫苏云金芽孢杆菌的细菌中却有抗虫基因,这个基因产生的蛋白质被翅膀上有鳞片的一类昆虫吃了以后,与昆虫的肠道壁上的糖蛋白结合,导致昆虫肠穿孔而死,但是人和哺乳动物的肠道壁上没有这种糖蛋白,可保无恙,而且人和哺乳动物的肠道内的蛋白酶还可以分解这种可以毒死昆虫的蛋白质。把苏云金芽孢杆菌的这个基因转到农作物的DNA上,农作物就可以抗虫。转基因抗虫棉花、转基因抗虫玉米、转基因抗虫水稻都是这么育成的。细菌的基因怎么会转到植物上呢?原来,一切生物的DNA都是由核苷酸连接而成的,核苷酸的分子结构状如一只五角形螃蟹,长着五只脚,核苷酸与核苷酸之间以第三只脚和第五只脚拉扯在一起,即A的第三只脚拉着B的第五只脚,B的第三只脚拉着C的第五只脚……犹如一排人的相邻两个人之间都左手拉右手。但是螃蟹的脚也是可以松开的,那么细菌的一段DNA(一个基因)就可以脱离细菌,农作物的DNA也可以断开一个口,让细菌的基因插入,然后细菌的核苷酸再与农作物的核苷酸连接,于是转基因成功,转入的基因就开始表达新的性状。转基因的全过程都需要相应的酶来催化,这些酶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细菌中发现的,之后,遗传学进入转基因时代。一种农作物有几万个基因,转入一个外来基因,增加一个性状,不改变这种植物,也就是说转基因农作物不是新物种。达尔文给物种下的定义是种群内可以交配繁殖后代,而转基因作物和同种的非转基因作物完全可以繁殖后代,所以转基因作物不是新物种。关于转基因的安全性,科学界一再强调:在食用和生态两个方面,生产上推广的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是同样安全的。转基因作物已经种植二十多年了,现在全世界12%的耕地种植的是转基因作物,从来没有发生过不安全事件。我国培育的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水稻、转基因大豆尚未推广种植,但是转基因棉花已经种植二十多年了,每年约有5000万亩。极端环保主义者因为反对转基因所以造谣转基因,而非生物专业人士因为不懂转基因所以容易相信转基因谣言。但是,像李昌平这样的“三农”问题专家,尽管不懂转基因,他也不会相信转基因谣言,他反对转基因是出于他的极端环保主义和种子主权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