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晓风委员：农业领域“5G技术”亟需政策支持

“‘5G’技术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明白。”在2020年全国两会小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晓风说，“基因编辑育种，就是农业领域的5G技术。”

然而，尽管国家在这一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国内科研人员的成果也位居世界前列，我国的基因编辑作物的商业化依然为“零”。

在提案中，曹晓风建议加速我国基因编辑技术在花卉、牧草和果蔬等重要经济作物上的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对基因编辑技术得到的作物新种，应当有区别于转基因作物的管理标准。

有钱也可能买不到粮食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全球，给世界粮食生产和需求带来全面冲击。在疫情与极端气候、严重蝗灾等叠加下，已经有多个国家陆续发布粮食出口禁令。

“一场疫情让我们看到，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的情况是完全可能出现的，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曹晓风对《中国科学报》说。

尽管同为农业生产大国，中国的土地禀赋和生产潜力，却远远不及美国。“美国的大平原一马平川，如果开足马力生产，可以养活全世界人口。但中国人口太多，土地太少，长期以来，我们不得不掠夺性地使用土地。”曹晓风指出，近几十年来，土地的过度开发利用，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正在迅速摧毁中国人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农田。

早在1988年，邓小平便在讲话中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但出于种种原因，这条科技兴农的道路在中国走得并不顺畅。

尽管我国在农作物基因编辑品种研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行列，尽管过去10年间我国政府花费了几十亿美元资助农业研究项目，“但目前我国基因编辑作物的商业化为‘零’。”曹晓风说，“如果错过当前契机，错过更多分子育种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未来有可能出现育种产业受制于人的现象。”

为什么说基因编辑与转基因不同？

“从技术原理来讲，基因编辑技术是对作物自身基因组进行精确改造，不会插入原本没有的外源基因片段，最后得到的产品与自然突变无异，这是它与转基因技术的最大区别。”曹晓风解释。

2015年，美国种植了4000公顷SU油菜TM，这是全球首个商业化的基因组编辑作物，不属于转基因作物。

除此之外，美国还对通过基因编辑产生的高油酸大豆、抗氧化蘑菇、糯玉米等作物都下达了转基因监管豁免权，将大多数基因编辑作物作为常规植物进行监管。包括瑞典、芬兰、俄罗斯、巴西、阿根廷在内的许多国家，也都认同基因编辑植物产品为非转基因产品。

可见，与对转基因作物的严格监管不同，许多国家都对基因编辑的农作物产品实行了更为快速、简化的监管。“这将节约巨大的社会成本。”曹晓风说。

鉴于中国至今依然践行着世界上最为严格的分子育种检测监管标准，曹晓风建议，除了水稻和小麦一部分重要农作物继续按当前政策管理外，可以适当放开对基因编辑育种新品种的登记制度，加快这些新品种的审（认）定程序并许可规模化推广应用。对基因编辑作物，应当实行区别于转基因作物的有限监管政策。

打破“国家不敢管，企业不敢做”的尴尬局面

自从2018年当选第十三届政协委员以来，连续3年，曹晓风的提案都与基因编辑等分子育种技术相关。

“虽然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科研人员也取得了多项成果，但目前的状况还是国家不敢管，企业不敢做。”曹晓风说。

正因如此，她呼吁政府和社会正视分子育种对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战略意义，“在欧美国家早已把大量基因编辑作物搬上餐桌的今天，中国也有必要加速基因编辑技术在花卉、牧草和果蔬等重要经济作物上的应用研究和产业化。”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非常重视农业基础科学发展，引进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科研人才。在当前的历史机遇下，正应该调整政策，支持他们做出应有的贡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好技术支撑。”

令曹晓风格外挂心的是，直至今天，社会和公众依然对分子育种存在种种顾虑。

“很多人认为，千百年来我们吃的农产品都是天然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她说，“即便大家种了几百年的传统品种，也是基因交换和重组的产物。”

她希望，在政策的加持和公众的理解下，未来基因编辑技术能帮助农民用更少的水和土地，更少的农药和化肥，创造出更多的收获，帮助人类更好应对粮食危机和气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