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棉花种植区域的重大迁移有什么启示?

我国一个省份的一种农产品,40年前,产量仅占全国的2.5%,而现在已经占全球产量的20%,与第二大生产国印度相近,比第三大生产国美国还多20%。这个省份是新疆自治区,这种产品是棉花。

与此同时,有着近千年历史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广大传统棉区,棉花生产已然所剩无几。2019年,两大流域生产的棉花,仅占全国产量的15%,而新疆棉区已经占到85%。这是一个可以载入农业史书的事件,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以往我国棉花受到的重视程度,比粮食差不了多少。一个例证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市场陆续放开,先水果蔬菜,然后是畜禽产品,到1992-1993年,随着粮票的取消,粮食的市场就彻底放开了;而棉花的购销价格,直到1999年才开始放开,棉花市场购销管制,到了2001年才放开。在所有农产品中,棉花最晚实行市场化。

重视棉花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促进纺织品出口。现在,这两个问题的重要程度,都显著降低了。全球纺织业所用原料中,棉花已经大部分被化学纤维替代,棉花比例已经下降到四分之一左右,我国的情况也类似。服装市场供应极为丰富,早已经是过剩状态,改革开放前的缺棉少布、发布票棉花票的事,恍如隔世。而我国纺织品出口,尽管出口金额不断增长,但在国家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却是不断下降的:90年代初期,为30%左右,2000年下降为20%,现在下降到10%左右。

就棉花生产方面看,有两大变化。第一,总体生产能力显著提高。1978年-2019年间,我国棉花播种面积从7300万亩减少到5000万亩,而亩产从30公斤增加到118公斤。结果,尽管棉花面积大减,棉花产量反而大增,从217万吨增加到589万吨。第二,是生产区域版图巨变。近40年内,从东部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主,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与新疆地区三足鼎立,最后,变成了新疆地区一家独大。1978年-2019年间,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棉花产量占全国的比例,从95%以上降低到15%,其中,70年代末最大的产棉省江苏从24%降低到0.3%,90年代初最大的产棉省河南从18%降低到0.5%;而新疆则从2.5%上升到85%。可以说,40年间,我国棉花生产实现了从东部地区向新疆地区的整体迁移。

如此重大的棉花生产区域变迁,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也不是政策设计的结果。在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也没有见到过有这样的预测报告。现在,倒是可以预测:这种东减西增的趋势,并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中。

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种巨变?这需要同时回答两个问题:东部棉区为什么减退得如此之快?新疆地区为什么发展得如此迅猛?这两个问题,有些关联,但不是一回事。

东部棉花种植的急剧减少,乃至在很多地方消失,有很多原因。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农村劳动力成本的持续升高。传统的棉花种植,劳动力投入很多,尤其是田间管理和收获环节。农民用工成本,是以农民工工资为参照的。由于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去了,并且外出务工的工资不断上涨,因此,造成了农村用工成本不断上涨。2009年-2019年,全国农民工人均月工资从1417元增长到3962元。东部地区棉花生产规模太小,难以机械化,加之同新疆比较,东部地区的棉花单产又低得多,没有竞争力。农民种植棉花,无利可图,于是不断放弃种植棉花,改种其他作物,尤其是机械化作业程度很高的玉米。现在东部地区仍然存在的少量棉花种植,主要是在一些不适合种植其他作物的贫瘠土地上,例如在黄河三角洲的盐碱地上。

新疆棉花生产的不断扩张和增长,是由一系列因素推动形成的。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大类:自然条件、技术进步、政策支持。自然条件包括:光照充足、热量丰沛、比较干燥、土地偏碱性、多沙质土壤等,有利于棉花生长。技术进步包括:新的高产抗虫棉花品种、先进节水灌溉技术、覆膜技术、密植技术和机械化等。自然条件是潜在优势,而技术进步让潜在优势变成现实:提高了产量、质量和效益。新疆棉花的亩产水平,在1978年-2019年间,从25公斤提高到131公斤。同东部棉区比较,新疆棉花单产水平原来低30%左右,而现在高出70%左右。过去40年中,新疆作物播种面积扩大了一倍,主要是灌溉面积扩大了,而增加的面积,绝大部分种植了棉花。在政策方面,特别是2014年起实行的目标价格政策,对我国棉花生产向新疆集聚的过程起到了因势利导的作用。

我国棉花生产向新疆的集聚,是在一系列技术变革条件下,使得自然资源潜力得到了更好的发掘,重塑了区域比较优势,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农民生产者进行了理性选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种植优势区的优势不复存在,而被新的优势区所取代。

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桑蚕生产上。我国传统的桑蚕生产三大基地太湖流域、四川盆地和珠江三角洲,均已风光不再,现在广西已经独领风骚,占全国产量的一半。而我国最先进的桑蚕饲养模式,也出现在广西。

在技术进步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农产品生产日益向优势区域集聚是必然趋势。政府应该因势利导,让这个过程不受阻碍,更加顺畅,更加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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