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兼斌：科学共识与不确定性的公众沟通——以转基因科技为例
金兼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传播理论专委会副理事长。本文系金兼斌在12月举办的2019年全国媒体记者转基因报道研修班的报告。他的报告主题是《科学共识与不确定性的公众沟通——以转基因科技为例》。以下为现场文字记录，文字已经作者审阅。
各位学员，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进行交流。刚才胡老师介绍的时候，我在后面听了半场，很多内容一会我会有所呼应。我跟大家探讨的是争议性科技议题的公众传播问题。所谓争议性科技议题，是指那些背后涉及到科学问题的社会热点事件。换言之，当民众甚至专家间对有关事件的认识具有争议性或者不确定性时，我们作为媒体，如何进行传播报道？受众又是如何解读这种事件或科技产品背后的“科学不确定”的？
让我们从一个例子开始讨论。胡大一大夫是著名的心血管医生和科学家，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在他的公众号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章，是两年前的文章，名叫“说说他汀”。有很多服用他汀的心血管病患者都非常关心以下这两个问题。第一，服用他汀后血脂得到控制以后，是不是可以停药？第二，如果血脂比较高，是不是需要加大剂量？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不少人多少都受“是药三分毒”这一说法的影响，担心长期服用他汀会有毒副作用。胡老师做了非常清晰的讲解，他指出他汀是非常安全有效的药，应该长期服用，不能半途而废，并引述称他汀是可与青霉素发明视为一个级别的药物成就。显然胡大夫对这个降脂药是充分肯定的。文章下面有大量的读者留言，都是感谢胡大夫解疑释惑的。
但如果回过头去看看2016年前后的网上热点，会发现其时网传一篇有关他汀副作用的文章：《红色预警：他汀类药物可能会加快衰老的进程》。该文称，新奥尔良杜兰大学科学家发现，在世界各地超过2亿人口服的他汀类药物，已经显示会加快衰老，并可能有促使肌肉疲劳、记忆力减退等副作用，堪称细胞的毒药。看到这样的报道或研究发现，作为科学记者，应该去怎么面对和报道？显然，多方采信是科学报道的基本态度。但问题是，怎样才叫合理的多方采信？或者说怎样理解新闻报道中的平衡原则？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当所涉及的内容和主题超出记者的知识或认知范围之时。这些都是我们作为科学传播者，即科学和公众之间担任转译工作的媒体和媒体从业者，需要考虑的问题。科技和传播网络在发生变化，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以及对报道的期待和要求也在发生变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媒体报道程序或套路，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一些争议性科技议题时。
在风险社会大背景下，科技的社会影响常常具有不确定性，自然会有大量相互竞争的解读逐鹿各大平台，争夺读者的注意力。这之中，作为机构媒体对有关争议性科技的解读，对民众的认知尤其具有重要性。专业的机构媒体毕竟跟自媒体在公信力上不一样。但现实情况是，面对社会性争议事件或者科学性争议事件时，机构媒体有时不仅不能迅速作出反应，未能成为议程设置者，甚至有时候很容易被自媒体带偏。因此，面对争议性科技和不确定性问题，来自机构媒体的科学记者和编辑如何进行叙事考量，作出恰当而快速的反应，是具有挑战性的。
今天我将要分享的内容分几部分。首先是背景介绍，主要介绍风险社会背景下争议性科技这一概念。第二部分探讨争议性科技的社会传播问题，我将以转基因安全性议题为例，来说明科学的社会传播过程所涉及的参与者、场景、手段以及效果等，重点探讨在有关科学的社会影响方面的争议和共识问题。第三部分是结合我们自己所做的调查，给出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们，对同样的争议性科技的态度的确存在显著的差别。最后我们总结作为科学记者如何向公众进行科学共识和不确定性的传播。
一、风险社会与争议性科技
第一部分是背景，主要介绍争议性科技这个概念。什么叫争议性科技？所谓争议性科技，其争议性很多时候并非仅仅指对有关科技的科学性维度上的争议，更多是关于科技的社会影响维度——如科技对健康、环境、社会伦理可能带来的影响方面——具有争议性。实际的情况，往往这两方面的争议是交织在一起的。以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为例，我们在判断其种植对环境有没有影响，食用转基因食品对健康有没有不利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方面取决于有关实验过程和分析结果本身的科学性，但同时也与我们对有关结果的解读有关。从假设检验的角度看，离开置信度无法谈论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单纯看基于样本的实验结果，不同的人有时可以得出很不一致的解读结论，给公众带来困惑。
科技的争议性很多时候和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环境有关。以转基因问题为例，这个议题在美国算不上具有争议性，或者说有很多其他科技相关议题比转基因具有更大的争议，如气候变化、处方止痛药等。但过去十多年，转基因议题在中国则是一个持续争议的社会热点问题。除了转基因这样的农业生物技术，其他典型争议性科技还包括纳米科技、核电等。事实上，核电议题和全球气候变暖议题，因为都涉及到能源因素而交织在一起。
如何面向公众进行争议性科技的相关报道，或者说，如何跟公众进行不确定性的传播？这需要从人的风险认知心理讲起。
从认知心理的角度言，一个人对特定科技或产品的知晓程度，是跟他对这一科技或产品的潜在风险感知相关联的，但这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大量的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其实是一种U型关系。换言之，当我们对一种新科技很不了解或者对它非常了解，都容易有比较高的风险感知；对其风险感知较低的人，通常是那些对该科技有所了解的人。以人们对网上银行的风险感知为例。网上银行服务刚推出的时候，很多人其不了解，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能比较差用户，会对网络银行的使用有很多顾虑甚至恐惧，其风险感知常常是偏大的。真正对计算机比较熟悉的人，也知道这网上银行可能存在的安全漏洞，对使用网上银行服务也会比较有所保留。这样一来，其实两端的人都会感觉到这种新型服务风险比较大。第一拨使用网上银行的早期使用者，常常是那些计算机网络技能处于两者之间的用户。他们对系统和自己都更为自信，相应的风险感知就低。
在科学传播的不同理念和模式中，所谓的缺失模型，背后的假设即是关于人们对科技的了解与他们对科技的态度相关。尽管现在我们认为缺失模型是有很大偏颇的，因为人们对科技的态度，很多时候其对科技的知晓程度和知识水平，其实并不是唯一的因素，甚至不是比较显著的相关因素，人们对科技的态度还取决于科技的类型、不同的社会中人们对政府和制度的信任程度、个人风险偏好、个人社交网络特点等因素。但在很多情况下，对科技的知晓程度，的确是影响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
具体到转基因问题的社会争论，其实过去十多年，社会环境和媒介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此，影响转基因舆论的因素和机制其实也在发生变化。换言之，一个争议性议题的形成，通常有很多推手或议题的推动力量，不同推手的努力方向常常并不一致，因此在舆论场中，特定议题的演进常常取决于不同层面的推动力量或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包括资本的干预、政府的引导等，种种力量交叠在一块，影响社会的舆论生态，远远超出单纯的科学性维度。
前面胡炜老师总结了这些年国内外关于转基因争论的一些重要事件。从我国转基因舆论的演变看，这其中有些事件具有非常重要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如2009年颁发安全证书所引发的媒体和公众关注，2012年黄金大米事件等。国际上围绕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和动物影响的一些争议性研究，如胡老师所讲到的，尽管相关科学主流群体很快对这些声称发现转基因作物有健康风险的研究作出回应，证明其研究方法或数据解读有问题，但的确在公众中还是留下了转基因安全性并无科学共识的印象。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传播困境：在转基因安全性问题上，即使是零星的最终被证实有误并撤稿的另类研究，客观上仍可能引发媒体和公众的巨大关注，并在社会的集体记忆中叠加上一层“安全尚无定论”的“雪崩前的雪花”，如潜意识般影响公众看待农业生物技术的先天框架。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和北京科技报已经连续六年每月发布“科学”流言榜，很多“科学”流言是周期性发生的，说明“科学”流言始终有其生发和扩散的社会土壤。
在座各位是媒体人士。在国内有关转基因的负面舆论形成过程中，媒体其实是起过重要作用的。根据陈刚（2014）老师对《人民日报》、《新京报》、《南方周末》和《瞭望东方周刊》在2004年到2013年差不多10年有关转基因的报道统计和分析，四家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在利益与风险议题方面，突出转基因的风险：“只说风险”占39%，“利益+风险”占25%，“只说利益”占32%；在文本内容体现的倾向与褒贬态度中，转基因负面形象所占比例为37.1%，高于正面33.2%和中立29.6%。可以说，今日转基因负面舆论的形成，“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媒体如何看待争议性科技并把其中蕴含的不确定性和争议性以恰当的方式传达给公众，不只需要“新闻敏感性”，还需要有大局观和对平衡报道原则的更高层面的理解。
二、争议性科技的社会传播
争议性科技的社会传播，涉及到多元主体，特别是媒体、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张力和博弈。尽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共识，但科学和民意之间，科学家和媒体之间，因“两种文化”带来的误解和紧张关系，仍是显而易见的。果壳网有一位文采飞扬的科学记者游识猷，她在专访科学传播学者贾鹤鹏博士时，在其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科学界以为公众求知若渴，这是误会；公众以为科学界沆瀣一气，这也是误会。生动地描述了“两种文化”带来的彼此误解。
事实上，在当今社会化媒体时代，科学传播的主体已经不局限于媒体的记者和编辑，科学家、普通公众、政府部门、利益相关企业、公益和非政府组织等，都可能参与其中，并在社会的科学传播中发挥其独特功能。果壳网有个叫“我是科学家”的演讲平台，最近有个老师做了演讲，讲到在社会传播领域，为什么科学面对谣言常常会败下阵来。里面讲到了一个观点，即随着科学研究在社会整体活动中的体量、专业性和重要性不断提升，科学家主体群体慢慢不再面向大众兼做科普，其退出后留下的舞台空间，就容易被各种流言和迷信占据。这说明科学家参与科普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在当今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科学的社会传播主体，的确已经大大多元化，专兼结合做科普成为这个群体的鲜明特色。
在面向公众进行科学传播时，传播者的信源公信力，对于传播的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根据几年前我们对民众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信任度调查，科学家的社会信任度仍处于高位，排在“家人”和“同学或朋友”之后，位列第三。但信任分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比如具体到转基因安全性问题上，现在民众对转基因科学家的信任其实并不高，这和总体上仍然偏负面的转基因舆论是一致的。当我们在2016年前后参加转基因生物技术科普宣传和风险交流有关研究时，我们当时感到很奇怪的一点，是为什么微博上反转挺转争论那么热烈，却很少看到或听到真正的转基因科学家的声音。于是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我说社会化媒体平台上有关转基因的社会争论和讨论，转基因科学家整体上是缺位的。但不少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的科学家也有苦衷。面对各种妖魔化转基因的谣言，他们抱怨自己也曾冲锋陷阵站出来发声过，但无论是科学共同体还是国家媒体，很长时间对转基因议题避而不谈三缄其口，结果他们在传播一线的科学家徒有“孤军奋战”的悲壮，成了火力十足的反转舆论的炮灰。显然，一些争议性科技的社会传播，科学共同体的整体共识性表态是十分关键的，而不能单靠个别科学家的大声疾呼。
前面提到，在果壳网“我是科学家”演讲中，有讲者提到《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美国的科学与卫生普及》这本书，强调了科学家参与科普的重要性。我们专门做过调查研究，科学家群体里面真正有能力、有意愿参与科普的科学家其实并不多，存在着所谓科普的“知行反差”现象。前不久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了一场科学传播沙龙，沙龙上邀请十名科学家和十名媒体人就如何进行有效科普展开对话，参与对话的部分科学家就很明确地说：科普不是我们的义务。他们愿意做这个事情，但认为那不是他们的分内事。在社会分工的大背景下，他们对参与科普持这样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的确，如果科学家中的一些人，既对科学非常通透，又善于面向公众，可以把高深复杂的科学内容讲得很浅显易懂，从而达到恨到的传播效果，这些科学家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但善于做科普的科学家的确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们无法对所有科学家提参与科普这样的要求。事实上，不善于做科普的科学家，即使勉为其难的参与，常常效果适得其反，不如不做。科普有其专业性，另外我们也得承认，人是各有所长的。擅长做研究的，不一定擅长做传播。
在面向公众进行科学传播中，无论是媒体还是科学家，经常遇到的一个困惑或问题，是如何平衡科普内容的可读性和科学性之间的关系。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今年面向媒体人士和科学家就科普问题进行了两个调查，涉及这个问题。可以看到，近半数被访媒体人士认可这样的说法，即为保证内容的科学性，可以牺牲文章的可读性。但也有三成多的被访者不赞同这种观点，显示在媒体人士内部，对于科普文本中可读性与科学性的优先问题上，是有看法分歧。有不少媒体记者坚持认为，做科普一定首先要确保科学性；但也有人认为，科普关键要把故事讲好。如果故事吸引不了人，光有科学性引不起读者兴趣，也没有什么用。而在参与科普的科研工作者群体中，绝大部分都是认为科学性在第一位，但也有52%的被访者表示“缺乏科普写作技巧，不知如何在科学性和可读性之间平衡”是其最大的困惑。可见如何平衡好科学性和可读性，其实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
刚才讲到科普信源的重要性。2016年在转基因议题方面有一件重要的事件，就是10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向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发出倡议，力挺转基因作物，要求绿色和平等组织停止“反转”，特别是停止对黄金大米的污名化宣传。因为倡议者的身份特殊，这封公开信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关注，对于转基因作物的正名也起了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事实上，媒体对诸如转基因这样的争议性科技的报道究竟持什么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在报道这些议题时的信源选择偏好有关的。我们分析过中美英三家主流媒体，即人民网、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自2008年开始近十年关于转基因的报道，发现三个国家的差别非常明显。人民网的报道，多采用政府机构或官员，以及转基因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作为其主要信源；《纽约时报》采信最多的是产业界的意见，其次是政府机构或官员。英国的《卫报》，虽然政府机构或官员仍然是最重要的信源，但排第二位的则是非政府组织和环保组织。这样的信源结构，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这些媒体在转基因议题的报道方面，在议题类型和态度偏向上的差别：除了事实框架在三个媒体的转基因报道中都占最大比例外，人民网还经基于科技框架来报道转基因生物技术；《纽约时报》则相对更多从经济和产业的角度予以报道，英国《卫报》则最关注转基因作物种植对环境的影响，不少报道基于环保框架来定位和立意。
三、转基因安全性问题的科学共识与分歧：基于文献的梳理
在转基因安全性问题上，科学界到底有没有科学共识？刚才胡老师也讲到了这个问题。胡老师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即在科学界对此是有共识的。他特别提到了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事实上，我接下来这部分的不少材料，就来自这份2016年5月17日由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下属的农业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基因工程作物：经验和展望》（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
首先来看一下转基因作物在全球的种植情况。据这份报告统计，全世界有12%的耕地上种的是转基因作物，其中美国占了40%。无论是作物种植还是食品生产，转基因在我们当今的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中，已经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那么，如何看待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安全性？这方面有没有科学共识？关于这一个问题，其实首先需要确定的是：什么样才叫有共识？所谓科学共识，到底是谁的共识？今天午餐时我跟林敏老师讨论到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关于任何一个议题的意见，本质上都是一种分布，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判断一个事物科学界有无共识，媒体记者无法仅仅依赖简单的支持/反对比例这样的数据来得出结论。除了这些信息以外，作为向公众讲述科学的“转译者”，科学记者和编辑还需要发挥自己的“社会学的想象力”，需要带入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主观能动性，需要有胆识的判断，需要在冷冰冰的数字中注入价值观的“灵魂”，恰如其分的往前跨一步，以公众所熟悉的话语，并按公众对事物相对简化而明确的方式，来“转述”有关共识或争议背后的“事实”。
要想了解在转基因安全性问题上究竟有无科学共识，一个可行的途径，是考察相关权威组织或者相关领域主流科学家对此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如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布伦特兰（GroHarlemBrundtland）曾在其任上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并无任何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因此是可以放心食用的。她的表态也可看作是世界卫生组织在此问题上的一种官方看法。
而我们这里主要要引用的，则是上面提到的这个由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委托专门委员会研究后发布的报告，即《基因工程作物：经验和展望》。2016年5月17日发布的这份长达606页的综合研究报告对于转基因安全性问题上的争论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项调查旨在对转基因作物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对环境、人体和工物健康等——作出系统全面科学的评价。报告的结论基于对到当时为止几乎所有重要相关研究和文档的综合梳理和评估，其权威性和科学性还可以从报告起草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和报告形成流程得到某种辅证。
关于转基因作物安全性问题，这个报告得出了一系列结论，包括：
基因工程和常规育种的新技术模糊了两种方法之间的区别（例如，基因编辑和调整）；
关于基因工程作物的益处和风险，不可能彻底全面地加以概括；
所有改善植物遗传学的方法都有可能引起食物的变化，并因此可能引发安全性方面的问题；
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与环境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没有证据表明基因工程增加了美国作物产品增加的速度；
没有有说服力的证据直接归因基因工程作物食品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可以看出，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描述，都是从一种比较组对照或相对安全的角度来阐述的，即和常规育种作物的安全性进行比较。这是典型的科学研究中假设检验的逻辑。但这种逻辑上严密的表述，对公众而言，却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公众通常期待更为明确、哪怕严格说来不那么“准确”的表述。换言之，上述基于大量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如果要想真正为社会大众所了解并产生影响，上面的这种学术化表述方式显然是行不通的。
正因如此，一直关注这项综合评估研究的《纽约时报》，在上述报告发布的同一天，对这项评估的结论采用以下标题进行报道：
《研究发现，基因工程作物是安全的》（GeneticallyEngineeredCropsAreSafe,AnalysisFinds）
如果仔细辨析，可以发现《纽约时报》的上述“转译”或解读，与报告的原始表述，是有出入的。实际上，也许很多科学家在私下里愿意作出如《纽约时报》报道类似的对安全性完全肯定语气的表述，但在正式的表述中，几乎无一例外，科学家采用的都是前述那种基于假设检验逻辑的严密表述。作一个比喻，就像电影里经常看到的情节：科学家提供了各种证据，表明事实上转基因作物和食品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媒体就扮演的捅破窗户纸的那个人，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科学家说，我并没有那样说，尽管他们的意思其实是那样。但这样“往前跨一步”的肯定性表述——更接近日常生活中的话语表述，注定只能由媒体来作出。这就是不同群体和行业的社会分工。
从议程设置理论的视角看，《纽约时报》这样的精英媒体不光对公众理解有关科学议题具有“议程设置”的影响力，而且也同时是其他媒体的“议程设置者”。它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解读，也为其他媒体对这份报告的解读定了调。同样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华盛顿邮报》，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报告作了自己的“转译”：
《转基因作物安全吗？科学家说，重点看植物，不是过程》（AreGMOCropsSafe?FocusonthePlant,nottheProcess,ScientistsSay）
把转基因作物当作普通的农业生物技术产物，按产品原则进行一般监管，而不施加额外的监管措施，正是美国对转基因技术和产品进行监管的特色。这种监管思路只对产品把关，而不对转基因技术与其他农业生物技术区别对待。
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的这份报告发布后，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关注，并对澄清围绕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上众说纷纭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提供了权威依据。这种积极的社会影响，是离不开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对这份报告的“大胆”解读的。换言之，绝大部分公众并不会去阅读报告原文，他们多依赖《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进行的解读。而两家精英媒体的解读是很明确的，即在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上，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是有共识的，即：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以上主要是基于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的报告及其媒体解读，对转基因安全性问题上的科学共识进行的解读。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自己也参考不少这个方面的文献梳理材料。如果单纯从相关研究发现来看，或许可以做如下总结：在关乎健康风险的参数上，几乎所有研究都没有发现转基因和非转基因食品有任何显著统计差别。有一些指标上两者的确有差别，但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因此可以说，转基因作物在营养价值上和对应非转基因作物是对等的，可以安全用作食品和饲料。但在一些无关健康的指标参数上，也有研究发现，转基因作物和对应非转基因作物的确表现出某种统计显著性。
显然，如果就这样的研究发现向公众进行讲述，是需要知识、判断和胆识的。从事实到观点，看似只是一小步，其实是需要跨越一个深不见底的鸿沟的。
事实上，虽然大量翔实的科学研究证实转基因食品和常规育种作物制成的食品同样安全，但仍有不少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和知名人士认为，转基因的风险和收益方面，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因此认为“在转基因安全问题上，并无有效的科学共识”，如有300多名成员的欧洲社会和环境责任科学家联盟（ENSSER）就持这样的看法。但由于这个联盟的成员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很多与转基因科学相距较远，因此，其在转基因安全性问题上的观点的权威性，显然与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不可同日而语。但这并不妨碍诸如此类“不同声音”被有关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和组织引用，产生社会影响。事实上，对于公众而言，很多时候并不了解、也无从了解不同科学家或科学组织，在发表有关观点时的权威性差别。不同的声音对公众而言，会被简化为一个印象：科学家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尚且没有一致看法，看来我们还是暂时远离这个东西为好。所以这种不同意见，尽管从持有者的数量和权威性上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但产生的社会影响，却可能是有利于零星的反方的。
曾经是坚定的“反转斗士”、后来转变为转基因支持者的马克·林纳斯2017年到访中国，并进行了多场演讲和活动。他说，在有关转基因的诸多谬论中，其实最具破坏性也最为严重的一条，就是有关转基因的安全现状没有科学上的共识。“但是实际上，在英国和美国的主流科学界，科学家们都非常明确、清晰地表明转基因的技术是安全的，科学家一直认为转基因这项技术在使用当中的安全性能够得到保障。”“他同时指出，“但是很不幸，在中国，科学家关于转基因的问题通常讲的不是那么清楚，同时他们也不是那么有意愿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我对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有一个请求，就是请你们发布一个非常明确的声明，从专家的角度告诉中国的老百姓，转基因是安全的，来帮助老百姓理解科学上的论点。”
显然，没有谁比林纳斯更深切地感受到，由于“科学家关于转基因的问题通常讲的不是那么清楚”“，因此如何“帮助老百姓理解科学上的论点”，对于科学传播而言，就变得至关重要。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调查结果，是我们对清华大学师生关于转基因认知和态度的一项调查，从中试图初步说明，对转基因安全性问题的看法，其实是受到很多因素影响的。简单来说，理工农医背景的受访者，其对转基因的知识水平、对政府的信任、对科学的信任水平，都显著地高于认为社科艺术背景的受访者。而后者对媒体的信任，则高于理工农医背景的受访者。理工农医背景的受访者对转基因技术在农业、生态环境方面的收益感知，显著高于人文社科艺术背景的受访者；人文社科艺术背景的受访者，对转基因技术在农业方面的风险感知，显著高于理工农医背景的受访者。理工农医类受访者的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意愿、对转基因技术研发的支持、对转基因技术商业化的支持，都显著地高于人文社科艺术类受访者。决定理工背景受访者对转基因技术和产品态度的，主要是收益感知；而决定人文社科艺术背景的受访者对转基因技术和产品态度的，主要是风险感知。
四、结语
至此，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媒体该如何报道争议科技中的不确定性和科学共识问题？
在作出总结前，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前不久我们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健康传播中的争议性与伦理议题”论坛上，两位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这两位科学家，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生命学院，一位来自清华大学药学院。面对科学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中的争议性与伦理性问题时，科学家们希望记者和编辑如何向公众进行报道？两位教授的基本看法时：一定要寻找主流科学家的主流意见，而不能不加辨别的同时呈现零星的、边缘的不同声音，否则只会混淆视听，误导公众。但记者和编辑如何才能捕捉到“主流科学家的主流意见”，却常常并不是意见显而易见的事情。
回到科学共识的认知和报道问题，以转基因安全性为例，其实至少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的明确和辨析：
谁是这个问题上合乎资格的、有发言权的科学家？
多大比例的科学家的意见可以算共识？
是基于事实，还是也需要考虑意见？——这个问题在当今“后真相”时代已经变得尤其重要。
一些权威科学组织如果对有关问题有明确的表态了，是否就能说有科学共识？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其实本质上关乎科学报道中如何实行平衡原则。平衡原则一直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原则之一，但却常常被滥用，导致所谓科学报道中的虚假平衡或信息偏见。平衡报道并不是机械地给予不同的观点和声音以同等的能见度和话语权。有的时候，恰恰突出重点、抓大放小，看似不平衡，才是真正的平衡。但这看似一小步的跨越，其实是风险沟通和传播上的一大步，它要求媒体从业者具有高度的科学精神和媒体专业主义精神，需要我们的科学记者和编辑，真正成为有温度、有情怀、有胆识的科学转译者。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我对争议性科学报道的一些思考.
互动环节
记者：两个问题，第一，我对您不是太熟悉，您有没有做科学新闻的经验和经历，您觉得一篇好的科学报道是什么样的？第二，您在清华新闻学院同事里面有没有讨论争议性转基因的话题，或者您跟他们怎么交流的，有没有试图说服或者纠正一些东西？
金兼斌：我们学院没有科学传播这样专门的学科方向，我自己有没有科技新闻报道的经验，我只是作为观察者和研究者。在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我自己的专业是偏传播的，以研究为主。我们这几年运营一个公众号“科学传播人”，我是主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言，我们有相关的内容生产，但不太涉及到专门的科技新闻报道。虽然我们并没有科学传播或科学新闻报道这样的方向或课程，但我们学院里面有好几位老师，有专门研究健康传播的，有专门研究环境传播的。健康传播、环境传播、科学传播、风险传播这四个是交织在一块的，我们学院有这样一个研究群体。
在转基因这件事情上，我和学院多位老师做过多次交流。这些老师来自不同学科方向和教育背景，我们在诸如转基因作物或食品是否安全，转基因作物种植应不应该商业化等方面也会有不同看法甚至争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和而不同，不至于变成反转-挺转水火不容的两派，有时只是相互交流看法和数据。不同的人对风险和收益的偏好不同，对风险或者不确定性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在一个文科院系，老师们在转基因安全性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也是很正常的。
记者：金教授好，辛苦了。您讲了很多媒体报道时应该秉持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如果我现在作为记者想采访您，就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做报道，一句话回答，您会是什么样的评价？
金兼斌：您若问我的意见，我会明确回答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记者：您平常对转基因食物，有意去吃还是无可奈何的吃？如果市面上遇到这样的情况，具有选择的时候，会选择哪种？
金兼斌：首先我并不会特别从这方面去注意。我在国外也有生活经验，超市里面有机食品和转基因食品都摆在那里，价格不一样，有时候拿这个，有时候拿那个，不会特别在意。这是我自己，也仅代表我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在我而言，我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的信心，其实和我跟清华生命学院多个老师有比较多的交流讨论有关，让我对转基因的原理及其被人体消化吸收整个过程，有基本的了解。我们做转基因相关科普，虽然我以前也有理工背景，但我们还是花了一两年时间对团队做基本的转基因相关知识科普。当然这里面有些东西是超越知识范畴的，涉及到信仰问题。我刚才说我会吃转基因食品，当然是指那些经过审批准生产和上市的转基因食品。这是基本的前提。
记者：如果您有子女或者孙子辈，进行食品选择的时候，会毫不犹豫选择这个，还是会有所保留。
金兼斌：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不会去做区分。至于孩子是不是选用转基因食品，这个我尊重家人的决定和看法。事实上在对转基因技术和产品的态度上，很多时候家人之间也未必看法一致，这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丰富的饮食文化传统和养生观念的社会，是很容易理解的。中国人讲求家和万事兴，我对于家人选择什么样的食品给孩子，不会去过多干预。
记者：金教授好，我想问您刚才有个表格讲到信源信任与传播效果的关系，前面是熟人，后面是科学家。我们平时的观察来看，在社会化传播过程中，尤其是微信群里面经常会碰到的事情就是，比如我给我爸妈发辟谣相关的内容，群里会鸦雀无声。如果是同辈传播这些谣言，是非常容易获得共鸣的，这跟代际有很大的关系。另外是科学家的部分，专业媒体取证的时候会找科学家来获得非常权威的言论，另一方面自媒体也能非常巧妙get到这个途径，会通过合成或者谣言捏造说某某科学家说了这样一句话，尤其是对老年人这一非常易感的人群来说，他们是不会去求证的。面对这样的情况，您是怎么看的？我们在科学传播中有没有技巧，或者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改进，才能够让这个现状得到优化。
金兼斌：我的基本判断是，面对不同人群，我们需要设计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的传播方案，即所谓分类科普或精准科普。同样的传播策略，不同群体传播效果差异会很大。现在传播资源很多，如何妥加利用，需要考虑受众的科学精神甚至性格或心理特征。有些人比较理性，愿意去相信证据；有些人是观点先行，选择性的关注，然后自我证实。对于有些群体来说，其实要改变他是非常难的。每个人有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态度层面的东西，很多时候的确无所谓对错。转基因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跨物种基因可以进行组合。但很多人恰恰非常崇尚自然性，对他们来说，跨物种基因组合是很难接受的，已经不是安全不安全的问题了。因此，进行科普宣传时，我们一定要尽量找到真正能够影响的人群，以及对他们能够触动的角度。在整个社会科普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些人群由于其态度改变很难，传播效率和效果不好，就不一定优先投放科普资源。比较重要的科普对象之一，是中小学群体，给他们做这方面的交流会特别顺畅。
记者：我是环球时报的编辑。我自己的观察，转基因相关谣言比较有生命力的一点跟爱国情绪和民族情绪绑定比较强，针对这种情况不知道您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这样的特质是一般谣言不具备的，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金兼斌：我们经常说反转的背后，有很多人是做得比较专业的，像你说的会策略性地绑定道德制高点，这也是为什么在转基因问题上各种阴谋论盛行，甚至经常打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大旗。但这些看上去伟光正的说法，仔细辨析一下是站不住脚的。比如我们为什么要进口转基因大豆的问题，一定要从我国有限耕地面积下确保主粮能够自主供给这一国策出发，才能讲清楚。介绍这些内容，有些人听得进去，有些人听不进去。有些人可能本身就是是利益相关者，他已经持有某种立场了，你再怎么讲道理，可能也没有用。
记者：最后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发稿科学上的事实需要比较快速的去确认，不知道您这边有没有比较好的渠道可以介绍。
金兼斌：包括我们做老师也好，或者做媒体记者也好，长远来看，建设和积累自己的专家网，是特别重要的。一定要有自己随时可以咨询求助的专家网络。
记者：我是北京科技报的，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说希望媒体人在报道的时候都有一些科学精神，大家敢往前迈一步。PPT里面讲的一本书《科学是如何被迷信打败的》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对：虽然科学技术在发展，看似我们现代文明的确在接受科学，但我们接受的只是科学结果，而且用了迷信的方式来接受这个科学的结果，之所以在不停摇摆，在迷信和科学中摇摆，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搭建真正的科学思维去思考这件事情。我就在想，您认为转基因报道这件事情当中，媒体或者上层宣传上是否有失格。科学家在宣传中似乎有点缺位，其实并没有，这几年这么多的科学家都出来发声，这么多的机构，报道也开始增多，事实却是老百姓谁都不信了，科学家也不信了，反对者的声音也不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就是一个悖论，媒体很难做，媒体只报道结果的话，永远没有办法改变思维的困局。所有媒体人都很了解一句话，真理越辨越明。但是转基因这件事情上不是。我可以坦诚的说，我到现在对转基因食品也不是完全中立的状态，我买玉米会有倾向性买非转基因的，心理上就是有这样的想法，我可能在这个时候希望买标注非转基因的食品。您觉得媒体应该怎么做，未来可以扭转这种情况？
金兼斌：我开始就在强调，影响公众对于争议性科学的感受的因素是很多元的，媒体和记者的报道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媒体人仍然很重要。社交媒体的讨论，很多都是来自于相关媒体报道，这体现了媒体的重要性。反过来，最终到达受众那里，通常是其他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加工过滤过的，就像我们说的，“科学常常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来到最终消费者面前的时候，其实已经被不同“审美偏好”的人打扮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事情媒体是无能为力的。我提到的科学家在这里面缺位，指的是2016年前后那段时候，如果回过头看，那是国内转基因舆论最负面的时候，整个社交媒体上炒得那么火热，但很少有科学家的声音出现，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观察：民众在意见的自由广场里面，看不到科学家的身影。近些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政府新闻主管部门的介入，都是影响因素。至于真理是不是越辨越明，这是可以打问号的。方舟子和崔永元在2013年、2014年的争论，两个阵营就信息相互引用引证而言，几乎没有，各自大多在各自的圈里进行观点的自我强化。
至于现在民众对转基因的态度是否更加负面或没有改变，我自己判断要看不同的平台。微博上看到和知乎平台看到的关于转基因的评论就大不一样。我在清华大学做调查，总体来说师生们对转基因也不是一边倒都支持，至少支持和反对这两部分的人群比较平衡，而且可以清晰看到学科背景结构的影响：理工科师生大部分是支持和接受的；人文社科类反对的比例会相对高些。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不能期望一夜之间整个社会舆论发生大的变化了。毕竟，对争议性科技的看法和态度，是一个很个人化、场景化、生活化的事情。
记者：谢谢老师，我是腾讯新闻的编辑。我很同意同行说的，人们总是会相信他们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由于种种原因谣言总是能够比真相传播得更快更广。很低质的内容，关于转基因的谣言一下子被转10万次，我们做科学普及的媒体要花很大的精力做内容分发。从传播的角度，有没有比较有限的资源有效做关于科普和辟谣的内容分发？
金兼斌：谣言常常比真相跑得快，这并不奇怪。今天中午跟林敏老师一块讨论，我们就提到，期待网上没有转基因谣言，或者民众都非常理性，是不可能的。但反过来，科学谣言出来以后，一旦有足够的知晓度，通常也会有社会上的纠偏力量站出来，正本清源。我想说的是，我们要允许让谣言飞一会儿，不可能不出现，或者出现马上没有。从长远看，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真理总是越辨越明的，我们对此还是要有信心。有关转基因的舆论，这几年其实围绕安全性方面的谣言已经越来越少，慢慢不攻自破。当然这里面有些人更多是信念和执念的问题：不管安不安全，我就是不选择，不相信，不喜欢。这也没有问题，每个人无论是看法还是消费选择，归根到底都是自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