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煌：公猪、母猪和人才
张世煌搜狐博客，2012-10-21
[按]张世煌老师是国内少有的具有前瞻性战略眼光的玉米育种家，他看问题尖锐透彻，近年来在国内积极倡导商业育种的理念。美国或国际跨国种业公司是现代商业育种理念的发源地，近年来，随着各种生物技术在作物育种上的应用，商业育种的理念更进一步得到了提升。下面是张老师的博文。引进现代商业育种人才，需要具有国际种业公司经验的科学研究人员，来作为领域的领导，用张老师的形象语言所说就是要引进“公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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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围的小圈子里，我比较看重两个年轻人：石雷和LD。
作为一个好的育种家，须理论清晰，方向明确，技术路线端正，还要对种质资源有深刻认识。现在，基层育种者对理论、方向和技术路线越来越明确，育种工作扎实推进，但通常没有条件深入研究种质资源，更不要说对先进的美国商业育种材料做到了如指掌。拿来美国自交系只会盲目使用，而不善于改良和创新，这是普遍现象。
我现在所说的种质研究，已经超出了十几年来我对国内外玉米种质的宏观分析，应该比我更上一层楼，善于做纵向与横向的微观分析。这也就是说，容易做的事情都被我做过了，现在轮到你们不能只会划分两个杂种优势群，还要深入认识每个骨干自交系在商业育种上的使用价值，以及它们的历史沿革和来龙去脉。这些信息对后续改良和利用至关重要。似乎对中国玉米自交系尚容易获得信息，对美国自交系就不容易做到。这是误解。其实了解美国自交系信息比了解中国自交系要容易得多，而且准确可靠，绝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美国公司的所有信息都对外封锁，那是他不知道如何去查，实际上我们很容易就能掌握基本信息，倒是中国自交系查不到可靠信息，连品种审定时公布的信息也经常靠不住。某公司介绍他的新杂交种，一会儿说自交系选自美国杂交种，换个场合又说来自德国，到底怎么来的？还有没有准头？可能就是没准头。
两个杂种优势群的理论简化了育种技术，普遍提高了中国玉米育种的效率，但具体到每个企业，育种效率还是有很大差异。这就需要优秀育种家来组织和领导一支精干的育种团队，建立Pipeline和整合资源。中国企业老板如果没有建立商业育种研发体系的远大志向，只想赚点小钱，就不必从国外引进人才，还不如凑合着按现在的经营方式维持下去，得过且过算了。国外回来的人才如果想干一番事业，不在乎你企业大小，看重的是企业文化和有没有发展前景。
对种质做深入研究需要具备一些条件，至少能够系统地接触到各国商业自交系和自交系的基本信息，还要懂英语，能够娴熟地搜索网络信息和阅读文献资料，能够深入理解种质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些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石雷和LD就具备这些条件。他们独自可能培育不出大品种，却是能够管理好一支育种团队的优秀人才。中国需要美国先锋公司Duvick那样的商业育种引路人。这样的人才已经潜藏在年轻人当中，但中国企业还不善于识别和发现这类优秀人才。中国企业聘用人才只看是否育出过品种，这一点恰好不重要，因为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过去育成品种的思路不可以向后延续。如果企业里有一批“老”育种者，还有一批年轻育种者，企业老板要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才能以不同的方式分别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中国的企业老板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挖掘和使用像Duvick那样的杰出人才。
俗话说“母猪壮壮一窝，公猪壮壮一坡”。中国玉米育种界缺少有魄力的“公猪”。而企业老板看到的都是些老“母猪”或小“母猪”，却始终看不明白一头好“公猪”比一群杰出的“母猪”更重要。“母猪”再好，也只是她自己那一窝崽，而好的“公猪”能够带动一支庞大团队，不断地制造出好产品。
中国企业可以从引进老“母猪”入手，但还要学会物色好“公猪”。现在，企业老板开始从国外引进人才，不要指望他们像中国的育种者那样独打天下，也不必从国外引进一群“母猪”，在中国种业领域，国产“母猪”多的是，而且质量还不错，但是缺少有领导能力的好“公猪”。
按照孙世贤多年以前的说法，中国玉米界太混乱，包括思想混乱，技术混乱，行为方式混乱，育种材料混乱，品种混乱……，从根上说，高等教育（含研究生）那里就出了问题，所以优秀育种者，必须能够剔除国内教育所遗留给他们的干扰，改变中国教育所灌输和潜移默化的思维方式，特别是领头人必须有些国外背景。要掌握他们在国内大学里所学不到的科学知识和技能，重要的是学习现代文化和转变思维方式，并把中西文化融合在研发管理当中，具备这些条件不一定非要长期在国外留学；有人国外留学多年，回来后还是一脑袋糨糊，或者跳不出中国文化的禁锢，只能干点杂事，或去当个教授，或在科研单位谋个闲差，那种人到企业挑不起大梁。
在网上，我注意到一个头脑很清醒的育种者，自称农民。如果那个玉米粉丝真是农民，那可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头脑清醒的育种者。他不但对杂种优势群和育种模式很清醒，对“超级”闹剧、玉米之父和转基因等都有清醒认识，对育种方向、目标和技术路线比许多专家教授明白得多。这本身就说明，商业育种的理论基础和技术路线一点不神秘，不复杂，很容易理解，连农民都能理解，作为上过大学，读过研究生的科技人员和教授又有什么难呢？要说难，只难在利益上！再有就是出卖人格，才会故意抵制正确的理论、方向和技术路线。在玉米界，连个别国外留学或进修回来的人也恣意出卖自己的灵魂，中国的学术界还有什么指望？
对个体育种队伍不可忽视，国务院8号文件以后，他们正异军突起，杀出重围。东北、黄淮海和西南地区都涌现出一批有作为或做出成绩的个体育种者。虽然这支队伍结构复杂，但其中确有一些个体育种者正在从模仿和搭车育种转向主动创新，实际上朝着基础种子公司的方向发展。如果大型种子公司是“母猪场”的话，从产品创新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个体育种者正是如今市场经济迫切需要的种“公猪”（当然，从供和需两方面来说都只是一部分）。双重利益集团对国务院8号文件一直采取抵制态度，自动放弃转型机会，自我边缘化，而个体育种者却很敏锐，及时弥补市场空缺，这完全符合产业发展需要。国家玉米产业体系要像支持基层科研单位与重点企业那样，发现和支持有发展前景，素质较高和信誉较好的个体育种者。但国家管理层面要认可和允许个体育种者的发展，需要修改一些规章制度，给个体育种者和未来的基础种子公司留出部分发展空间。
现行种业政策中缺少对基础种子公司转型的制度安排，不利于科研单位与企业的广泛合作，当然也没考虑个体育种者的积极参与和向基础种子公司转型。民间出现了基础种子公司的雏形，但在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只能转嫁给受让企业，或者由个体育种者独自承担。
一般来说，个体育种者相对灵活，他们深知企业需要建设独立品牌和文化形象，对产品在市场上的可识别性有迫切愿望，所以只要掌握知识产权，就不在乎品种命名权，而科研单位不同，考核的时候，不看研究所对社会做出哪些贡献，而是孤立地从部门利益出发看待成果指标，所以科研机构需要对品种的知识产权和企业产品的市场可识别性做出妥协。未来的安排要使两者兼顾，既调动科研机构改革和转让技术的积极性，也要使受让企业获得产品的市场可识别性。当基础种子公司发展起来以后，公益性科研机构也就不得不退出商业领域了。
前面说到，基层科研人员和个体育种者研究美国商业种质有困难，其实国家科研单位和大学教授的状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国家玉米产业体系的岗位专家如果孤军奋战也无能为力，但我们能够发挥团队优势，我们将尽可能帮助大家获取有用信息。华中农大徐老师，加上石雷和LD，通过中国玉米博客已经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帮助和指引，但关键还是靠每个人的悟性和实践能力。
玉米界要逐渐形成良好风气，学术活动要务实。玉米育种的理论和方向都已经搞清楚，今后深入研究种质就是进一步务实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