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科学家与新中国科技事业

■王扬宗

中国现代第一、二代科学家大都出生于1890年代至1910年代。第一代科学家在1910年代留学欧美后归国。他们回国后，多数人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如竺可桢、李四光、胡刚复、叶企孙、吴有训、陈建功、苏步青等，他们创办或主持了一些重要大学的主要系科，使中国有了名副其实的现代大学；还有少数人如丁文江、翁文灏、孙学悟、侯德榜、胡先骕在研究机构或工矿企业从事科研或技术工作，他们创办或主持了近代中国早期的一些公立私立研究机构，开创了中国现代科学研究事业。总之，他们在20世纪上半叶，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将现代科学移植到中国，建立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初步基础。

在第一代科学家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合格的大学还很少，因此他们的整个高等教育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完成的，一旦完成学业往往就立即回国。而出生于1910年代和1920年代早期的第二代科学家，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大学的教育水准已有较大提高，他们多在国内念完了大学后才出国进一步深造。由于抗战和二战后形成的冷战等国际国内的时代背景，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留学比较晚，滞留海外时间比较长，有很多人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归国，正好赶上了国家科学技术大建设、大发展的机遇。

第一代科学家活跃于民国时期，他们将欧美的大学制度和学术科研制度引入中国，开创了中国现代的科学事业。如叶企孙、吴有训创办和主持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培养了大批物理学人才，曾昭抡主持北京大学化学系提升教研水平，编辑《中国化学会志》促进化学研究，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使之跻身国立大学的佼佼者等，近年被誉为“民国范儿”，至今仍为世所艳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代科学家中的年长者不过60多岁，年轻一些的只有40多岁。但由于中国现代科学事业起步较晚，他们已被视为“老科学家”。他们大多是科学教育家和事业家，除了少数例外，多数人的研究成果也许并不够突出，但他们是中国现代科教科研工作的老前辈、“老祖宗”，第二代、第三代科学家都是他们的学生，因此地位崇高。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礼聘为重要科教单位的领导人，成为党领导科教事业的得力助手。如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茅以升担任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曾昭抡担任高教部副部长和中科院化学所所长，杨石先担任南开大学校长，周培源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和北京大学副校长、校长，苏步青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校长等等。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新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即使在特殊时期不受信任，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仍然无怨无悔。

就学术成就而言，第二代科学家超越了他们的前辈。他们是中国科学技术各主要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其中以华罗庚、钱学森等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一部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和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等为代表。如华罗庚的归国极大地提升了我国数学研究的水平，钱学森回国后开创了我国的导弹研制和航天事业，钱三强成为我国核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军人物，彭桓武、张宗燧培育了一批理论物理人才，唐敖庆、卢嘉锡等带动了我国量子化学、结构化学的发展，叶笃正对于我国气象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是他们奠定了我国当代科学技术许多学科和领域的基础，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研究生制度若有若无，两代科学家培养的高级人才并不多。他们达到的学术高度，也就是20世纪中国科学的高度。改革开放到来后，他们老当益壮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发挥余热。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兴起，第二代科学家大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退出了科技一线。

两代科学家的人生和事业跨越民国到新中国，他们经历了时代的巨变，他们的学术事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不变的是他们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是他们无怨无悔的奉献，是他们严谨不苟的治学精神。他们是共和国科技的脊梁。他们的形象，在激进的年代，沦为“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遭到“脱离实际”的指摘和“马尾巴的功能”之类的嘲笑；拨乱反正之后，随着全社会对科技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贴上“大师”“泰斗”等称号，成为新的高大上典型人物。这些恐怕都不是他们所愿意领受的，也无补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报》组织记者追踪两代科学家的人生足迹，走访他们创建或工作过的大学院系、研究院所，采访他们的学生后辈，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使读者了解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艰难历程，领略科学前辈的学术追求、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薪火相传、继往开来，必有助于当前的科技强国建设事业。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9-09-12 第1版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