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智宏：鼓励研究基因编辑，各界先补生命科技伦理课

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人间邪恶将会接连飞出。半年前，“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这一事实给中国生命科学界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引起了各界对科技伦理底线的质疑和探讨。近两月内，中国学者在世界顶级学术刊物《自然》（Nature）主笔刊发两篇有关科技伦理的文章。3月，中科院、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联合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多所高校研究员发表评论型文章“Adopt a moratorium on heritable genome editing”，呼吁在全球范围内禁止制造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5月，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雷瑞鹏作为第一作者刊发长篇科技伦理与治理政策分析和评论文章——《在中国重建伦理治理》。

然而此事给民众造成的混乱依然存在。“基因编辑技术可以让人变更聪明吗？基因编辑技术可以让人变德更美吗？基因编辑技术能够治疗癌症吗？”为回应外界的关注，5月中旬上海图书馆举办了《从生命伦理看基因编辑》主题讲座。2小时的科普纠正了外界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诸多认识误区，主讲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生理学家许智宏强调：禁止基因编辑过的人类胚胎用于妊娠是国际的共识，也是中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共识。

基因编辑是各国争相竞争的前沿科技，它的成果会为人类疾病治疗、合成生物学、作物改良等带来巨大的利好，但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工程，它的实践范围一直受到国际学界的伦理制约。曾三次担任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委员会主任的许智宏深谙基因编辑用于妊娠背后的潜在风险，因而强烈呼吁应遵守科学伦理。

2015年，基因编辑技术治疗地中海贫血首次尝试。

这一年，基因编辑技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地中海贫血病是广东地区的一种常见病症，中山大学年轻学者黄军就试图通过基因编辑尝试完成β-地中海贫血病基因修复。他利用CRISPR技术编辑了人的3PN胚胎，进行了世界首次人胚胎基因编辑研究。然而，这一重大成果的论文寄到Nature没有被接受。在许智宏看来，黄军就用医院废弃胚胎进行实验，且是14天内的胚胎，并及时进行销毁，实验並预先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批，应该是合理的，但西方学界考量认为进行人胚胎研究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没有录用黄军就的这篇文章。

事件的扭转发生在同年美国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基因编辑组峰会上，许智宏受白春礼院长的委托带领几位科学家参加了这次峰会，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接受采访时认为黄军就的实验各项流程符合规定，他开展人胚胎的基因编辑研究得到认可。黄军就被评选为“2015年度Nature十大人物”。

许智宏介绍，这次基因编辑峰会上中外学界达成共识：不应完全禁止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但在这项技术的安全性进一步改进前，不能利用人胚胎干细胞或胚胎进行基因编辑以用于以生育为目的研究。在演讲中，许智宏多次强调了这一共识，并指出“禁止基因编辑的人类胚胎用于妊娠是国际的共识，也是中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共识。”

2018年11月，基因编辑技术又一次引发震荡。

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在香港召开前，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发布基因编辑婴儿诞生消息，舆论哗然，学界批评声四起。“将基因编辑过的人胚胎放到人体内，甚至放到动物体内，这是违反伦理的。”许智宏多次强调了贺建奎试验的不规范、不透明：这项操作既没有告诉受试者所面临的安全风险，也没有签订有资格的伦理委员会的审批证明，违背了学术界关于利用人胚胎干细胞和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研究应遵从的伦理准则和共识。

两天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这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大卫·巴尔的摩说了“No”，他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进行表态，“我不认为这样的操作有必要，这项临床实验由于缺乏透明度，破坏了科研群体的规则，并不会被同行认可。”

基因编辑技术是指在生物基因组特定位置中精确插入、删除、替换及修饰DNA的遗传工程技术。常规编辑技术大概有三种：锌指核酸酶技术、TALENs技术、CRISPR-Cas9技术。因为技术简便、廉价、效率高、适用性好，三者中CRISPR-Cas9技术中发展较快，运用较多。许智宏举例，世界首例内源逆转录灭活猪克隆成功，通过基因编辑将猪身体里的病毒去掉，进一步解决异种器官移植临床化安全性问题；对作物定点基因组编辑能够推动未来作物育种发展。基因编辑技术在医疗、农业、食品工业、化工、环保等方面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贺建奎正是用CRISPR-Cas9技术产出基因编辑婴儿的，但这项技术安全风险为婴儿的成长带来许多隐患。

关于这项技术的缺点，许智宏在讲座中做了详细介绍：至少存在识别位点太短、存在切割其他非特异位点可能，即“脱靶效应”，由脱靶效应导致的不完全可控的基因突变，可能打乱基因与基因之间的、基因与环境之间的固有平衡，容易诱发代际遗传的医源性伤害，引发伦理问题。“这项技术的安全性、特异性、有效性还有待提高。”

许智宏同时还指出基因编辑不是唯一之举：尤其父亲是艾滋病患者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其他比较成熟的治疗方法获得正常的胎儿，没必要要用基因编辑技术来做。“这个基因实际是有用的，剪辑缺失后，虽有可能治疗艾滋病，但是有可能更易感染如流感病毒等其他病毒，将来这个孩子会有更大的风险患别的病，怎么对这个孩子的一辈子来负责？”许智宏提出的忧患触动了现场不少听友。

许智宏指出基因编辑技术还在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更多应该用于治疗疾病，特别是对用其他医疗技术不能治疗的疾病，遵守伦理规范，基因编辑未来完全有可能成为很好的手段，特别是对于大量的无药可治的单基因遗传病。

技术是天使还是魔鬼的争论从未中断过。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为人类解决了许多难题，也逐渐暴露了许多问题，如商品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社会不公平、基因歧视、遗传资源隐私权保护等。许智宏具体分析，“这些年来一系列科学技术比如试管婴儿、器官移植、克隆技术、干细胞、动物伦理，包括很多新的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给医学上重大的应用和研究都带来了很多帮助，也都会涉及到伦理问题。”许智宏强调，“伴随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伦理问题一直存在，只是过去人们对技术的关注大于伦理。”

2007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右）就是一种伦理治理。

随着器官移植在外科手术的发展和运用，器官买卖、器官交易黑市产业链等现象悄然出现，甚至愈加泛滥。许智宏流露出许多担忧，“西方设立伦理委员会来审议器官分配问题，因为器官稀缺带来器官商品化，有钱人就可能有了优先权，进而引起不公平问题。关于器官异种移植的排异问题，学术界比较看好猪，但排异问题、猪身上的逆转录病毒处理等都未得到解决。这些只能在实验室用其他动物先做试验，真正能做到人身上还是很漫长的。”

1997年美国罗斯林研究所克隆羊“多利”成功引起全世界轰动。“多利”羊存活时间不长，克隆动物技术的成功却让人们看到了“克隆人”的可能性，与技术风险相比，对伦理安全的担忧和防范在学术界、政府部门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为此制订了相应的规章和监管制度，有些国家甚至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条款。 “虽然现在克隆技术比当时更加进步，但不能保证克隆出来的人健全的，可能会克隆出残疾、早衰、夭折的人。最关键的是伦理问题，把“克隆人”作为一个产品，是对人尊严的侵犯，可能会带来混乱。”许智宏强调，科学是为人类造福，而不能危害人类。

干细胞研究开创了“再生医学”新领域，干细胞治疗器官损伤方面有很大前景，可以造福人类。许智宏介绍，“两类人体干细胞中，胚胎干细胞发育潜力大，具有发育成一个完整机体的潜能，通过培养可以变成心脏细胞、肌肉细胞，也有可能变成一个人体。假定考虑不周，就会带来一系列伦理隐患。科学家、政府部门、医药部门都已经达成共识，受精卵14天以内可以利用，超过14天后不能使用，因为已经是成型比较完整的生命了。”对于如何避免干细胞临床治疗不规范问题，许智宏补充道，“进行干细胞治疗的医院必须有相应的资质，不能随意扩大干细胞临床应用，我们国家最近修订了原来的一些法律条例，目的就是要规范干细胞的使用。”

随着人类基因组测序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不少企业开始提供价格合宜而且容易使用的基因检测。媒体报道过，在2009年，参加广东佛山公务员考试的三个学生因体检检测出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而被取消录取，三个考生把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上法庭。这个案例得到了专家、学者和公众的支持。

许智宏介绍，人类基因组计划（HGP）启动后，为防止基因歧视之类极为敏感的问题，美国国会决定拨出1.5亿美元（占整个计划预算的5%）用于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研究，最后立法规定保护基因组序列作为个人隐私不能公开。1997年UNESCO通过并经联合国大会批准《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宣言》：这种研究应充分尊重人的尊严、自由与人权，并且禁止基于遗传特征的一切形式的歧视。

如何保证基因隐私、防范基因歧视已经成为新时代生命伦理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近十年，基因编辑技术论文量和专利量快速增长，中国相关研究论文比例增长速度也非常快，中国基因编辑技术专利申请高达全世界数量的25%。许智宏认为，贺建奎团队的“基因编辑婴儿”违反了国家制订的规章条例和科学伦理准则，这一事件也暴露了基因编辑伦理规范的不足，也缺乏相应的法律条款。

“社会应该如何应对基因编辑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怎样在生命科学技术发展跟保障伦理安全间取得平衡？”为此，许智宏总结了在生命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中应遵循的伦理规范：一、坚持尊重原则，尊重自主性、知情同意、隐私保密；二、坚持风险最小化原则，任何科学实验都有风险，应该把风险或者伤害降到最低；三、尽量减少对受试者、社会环境造成的伤害；四、坚持有利原则，一切科学研究、技术研究都以造福人类为宗旨；五、坚持公正原则，资源、利益、风险都必须公正。

如何推进生命科技伦理规范建设，保证伦理安全，提升中国科学研究的话语权，需要政府、科学界、媒体、公众等多方的共同发力。许智宏特别指出，对政府而言，应确定基因编辑技术发展与应用的“红线”，建立明确的惩罚制度；遵守国际准则，积极提升中国在基因编辑伦理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对科研院所，进一步强调科学机构在基因编辑研究伦理审查中的主体责任；建立中国科学家关于基因编辑的伦理共识。对媒体的科普责任而言更是任重道远，从业人员要加强自身对新兴技术的理解，包括机器人、基因编辑一系列新的技术。公众也并非不可作为，要理性、谨慎态度看待任何一项科学技术进步，相信科学，远离伪科学。

“大家要达成共识，相互监督，向世界表明我们在基因编辑伦理问题上是负责的。”11年前，许智宏从任职9年的北大校长位置上卸任，他前往燕园蔡元培纪念碑前献花告别，蔡元培老校长提出的“德智体美”人的全面发展，是他深为认同的教育理念。如今在生命科学领域，77岁满头银发的他依然出来向公众做科普，也是对蔡元培先生育人的另一种认同——科学家首先要是遵守伦理规则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