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破“土”而出
南京土壤所领导组织中国土系调查与土壤数据平台建设。
■本报记者 陆琦
对于中国土壤学界而言，2018年是一个可以写入历史的年份。
2018年8月12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以下简称南京土壤所）所长沈仁芳率领23位科研人员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世界土壤学大会。他们此行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申办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
经过与加拿大激烈角逐，中国代表团最终胜出——2026年，全球土壤科学界最大的盛会将首次来到中国。
消息传来，中国土壤学界一片欢腾。到2026年，国际土壤学联合会（IUSS）就102岁了。“终于轮到中国主办世界土壤学大会。整整一个世纪，这是几代中国土壤人的梦想。”沈仁芳的眼中，透出仿佛“申奥”成功的喜悦。
然而，他的目标还不止于此，“将来我们要引领世界土壤学科的发展”。
作为我国土壤科学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南京土壤所被认为是“土壤科学领域有重要影响力与不可替代的研究机构”。近5年来，该所通过以问题为导向的体制机制改革，更好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持续引领土壤学科的发展，正在向“我国土壤科技创新高地和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特色研究机构”的目标进发。
特色定位 孕育萌芽
2015年1月7日，南京土壤所全体研究人员聚集在会议室里，一次事关研究所未来发展的动员大会即将召开。
几个月前，中科院启动“率先行动”计划，将研究所分类改革作为突破口和着力点，提出按照创新研究院、卓越创新中心、大科学研究中心、特色研究所四种类型，对现有科研机构进行分类改革。
“我们选择特色研究所是毫无疑问的。”沈仁芳坚定地说，“自1953年成立以来，南京土壤所就具备特色所的定位——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和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这次动员大会上，全所上下达成共识：土壤是粮食安全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南京土壤所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这个改革正是我们的方向！”不少人举双手赞成。
然而，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有人担心，特色研究所就是支持关键方向的，那自己能不能获得支持？
为此，南京土壤所领导班子动了一番脑筋。最后，沈仁芳明确提出：南京土壤所就是一个特色研究所。
“我们的学科性质决定，课题组间需要合作，某一个人的贡献不可能大到可以覆盖所有人。”沈仁芳认为，改革要有一定的普惠性，挫伤大部分人积极性的政策肯定不是好政策。当然，普惠不等于平均主义，重点支持贡献大的，即使没有直接贡献的也要有所体现，让大家都能分享到特色所改革的红利。
如此一来，大部分人的心态稳定了。
2015年1月19日，南京土壤所向中科院机关提交了特色研究所试点建设方案，并开始准备特色研究所建设方案论证。
“那段时间经常加班到凌晨一两点，修改汇总材料。汇总过程中，不管几点，随时和科研人员沟通。”南京土壤所科技处处长滕应记忆犹新。“围绕研究所的发展，大家都觉得有责任和动力来推动此次改革。”
科研人员纷纷感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举全所之力，一往无前，那种感觉特别好。
哪里是问题所在，哪里就是改革的发力对象；哪里有瓶颈制约，哪里就是改革的主攻方向。
“我一开始对机构改革有一定的情绪，所里的科研经费已经够了，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干。”沈仁芳坦言，“不是为改革而改革，好的坚持即可，但一旦有问题就要立马采取措施。”
事实上，体制机制中的瓶颈问题的确存在。
通过一次次沟通、推进，大家对“改什么”在认识上逐渐达成统一，“怎么改”的具体路径开始变得清晰，改革的共识与动力不断汇聚——通过以问题为导向的体制机制改革，更好地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优势力量和主要工作更加聚焦于“土壤地力与保育”和“土壤污染与修复”两个特色方向，在农田土壤地力提升、土壤污染修复、土壤资源决策支持服务等方面力争取得重要突破。
协同创新 树大根深
南京土壤所研究员孙波曾有过一次难忘的项目申请失败经历。
2012年，原农业部向国家提交了80多个科研项目。其中，孙波牵头的全国土壤酸化治理项目排在第十，是个大团队项目，经费接近1亿元。可结果他的项目最终被“砍”了，原因是“优先支持小项目”。
孙波至今仍不无遗憾，“现在的科学研究变得越来越‘大’了，不像过去，小项目很多”。
如今，越来越多的大项目开始出现。“不再是单兵作战的时代了，协同起来胜算更大。”南京土壤所研究员杜昌文深有感触。“单独的课题组就像一根根手指头，协作的大团队好比握紧的拳头，拳头再小，也比手指有力量。”
于是，南京土壤所瞄准国家粮食安全、藏粮于地、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对原有60多个PI进行优化组合，整合各学科组优势力量，设立土壤资源与信息、土壤地力与保育、土壤环境与修复、植物营养与肥料、土壤生物与生态等5个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部。
研究部的组建，打破了“有人才、没团队”的状况，实现了“PI作坊式”向“大兵团作战”的转变，优势力量和主要工作更加聚焦于“土壤地力与保育”和“土壤污染与修复”两个特色方向。
如果说，PI制（课题组长负责制）实现了“公社集体制”向“个人承包制”的转变，那么，研究部则实现了“个人承包”向“集体经济”的扭转。
PI制的贡献在于，把研究人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有利于自由探索，但碎片化、低水平重复、同质化竞争导致的难以集中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等问题日益凸显，不利于集中力量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解决综合性问题、凝练重大成果。
以前项目招标，南京土壤所常常有两个甚至多个研究团队去PK，让沈仁芳哭笑不得。现在任何一个地方招标，各个研究部内部会协调好，所里只有一个团队前去投标。
过去，课题组从自身学科方向和队伍学科互补的角度组建团队，但这往往会导致同一个方向的人才分布在不同课题组里，在所层面出现研究力量分散且重叠的情况。研究部的组建，则是站在更高的层面，从更大的视角匹配人才，使人才结构更趋科学。
“我们所在职研究人员300多名，每个人应该有区别于他人的自我特色，在所里有自己独特的‘生态位’。只有这样，每个人对研究所的贡献才能凸显出来，才能最大程度根除人才内耗的问题。”南京土壤所人事处副处长胡君利说。
研究部的优势还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把以前多个课题组整合起来形成较大合力，在成果凝练集成方面取得较好成效。
以土壤资源与信息研究部为例，围绕我国土壤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的国家需求，其开发的复杂地表土壤信息快速获取和数字土壤制图技术，被用于清查我国土系资源情况，并由此建成我国最完整的标准土壤样本库、数据库及信息服务平台，有力支撑了国家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决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土壤数据库建设。
事实证明，这条路走对了。
通过科研组织模式的深度改革，南京土壤所显著提升了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促进重大成果产出的能力。特色研究所建设期间，共争取到6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总经费2.35亿元，在农田土壤地力提升、土壤污染修复、土壤资源决策支持服务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突破。
这一科研组织模式改革成效得到了中科院院长白春礼的高度肯定。
沈仁芳坦承，这才刚刚开始，为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如何有效组织科研攻关力量，把人力资源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仍需要不断探索。
▲中国成功获得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主办权。
▲南京土壤所探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模式。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供图
分类考核 百花齐放
离开祖国15年的向海涛，做梦也没有想到能作为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回到家乡南京，成为南京土壤所的一名研究员。
2016年，共有20人入选中科院率先行动“百人计划”技术英才（B类），其中，唯有向海涛一人来自企业，而非高校或科研机构。这曾令他惴惴不安，“虽然我在企业做了很多工作，但没有论文，所以申请‘百人’是有难度的”。
不过，向海涛没有料到，评审专家并没有以论文来评定他，在倾听了他在精准农业方面所作的贡献后，10名专家全票通过了他的资格审定。
“按照过去引进人才的方式，向海涛是来不了我们所的，因为他的论文不够。”沈仁芳有些感慨，“像这样的人才出10个、20个，大家就知道南京土壤所到底是干什么的了。”
针对人才评价标准单一、考核片面强调论文、激励机制导向不合理的问题，自启动特色研究所建设以来，南京土壤所不断健全人才分类评价体系，通过逐渐细化的分类考核，最大可能地拓展应用型人才的评价体系和岗位晋升通道。
王一明也是这项改革举措的受益者。从事应用技术研究的他，2012年至今共服务了30多家企业，近5年从企业获得经费3000多万元。
他从副研究员晋升为正高级工程师，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按照原来的评价体系，像我这样成绩不以论文形式呈现的人，岗位晋升比较困难。”王一明称自己很幸运，“特色所改革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
王一明的例子为研究所的人才蓄水池带来一片涟漪，让有兴趣从事技术转化工作的年轻人看到了希望——成长的道路被打通，可以更加坚定地做“有用”的工作。
青年是创新的未来。事实上，特色研究所建设给了研究所青年人才更大的成长空间。
“一三五”领域前沿项目，被所里的年轻人亲切称为“种子基金”。从项目立项、申请、评估到验收，主角都是年轻人。所里不仅在经费上给予有力的支持，更让他们从心理上获得了认可。“种子基金”的孕育，对于青年人才承担更重要的任务、走上更高的平台，是一个很好的支持。
南京土壤所研究员梁玉婷常说，自己是伴随着特色研究所的建设慢慢成长起来的。
梁玉婷主要从事土壤微生物功能基因组研究。2017年2月，她因为业绩突出通过岗位晋升“绿色通道”，竞聘上研究员，打破了一般岗位晋升都有的最短时长限制。当时，她正怀着7个月大的宝宝。在她眼中，这是所里送给孩子的最好礼物。
除了健全人才分类考核激励机制，南京土壤所还优化配置存量和增量资源，通过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推进特色研究所改革进程。
在中科院特色所建设专项经费支持下，南京土壤所积极盘活项目结余资金等存量资源，并设立特色研究所专项基金，用于研究部工作部署和优秀青年人才培养，进一步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稳定了现有人才，形成了结构合理、骨干突出、高层次人才队伍稳定的总体格局。
此外，南京土壤所还充分利用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优化各类经费配置结构，尽可能减轻各研究团队人员经费短缺的压力，使一线科技骨干获得薪酬待遇稳定性支持的比例提高至70%以上，为科研人员营造了潜心致研的良好环境。
科研团队在原长沙铬盐厂完成防控铬污染地下水的可渗透反应墙。
搭台唱戏 落地生根
向海涛回国是想要干一番事业的，他想让自己在国外研发的精准农业技术实现产业化，农民真正受益。两年来，成果产业化过程进展颇为顺利，甚至大大超乎他的预期。
2018年，向海涛把之前的技术打包后成立了一家30多人的商业公司，并获得千万级融资。目前，全国已有100多万亩土地使用了他们的产品。他还打算与农业龙头企业和地方政府进一步合作，大面积推广应用这套技术产品。
“原本以为在体制内做成这些事是很难的。”向海涛惊讶于南京土壤所领导的魄力、宽松的环境和体制机制改革的成效。“我需要这样的土壤来发展。”
改革，不仅要擦亮“旧名片”，更要为发展打造新引擎。
特色研究所建设以来，南京土壤所强化应用研究与产业化导向，探索适合于公益型研究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不同类型的模式。
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率低、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问题，2017年，南京土壤所新增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职管理岗位，梳理可转化成果，统筹运营知识产权。
南京土壤所科技处副处长梁林洲任职转移转化专职岗位后发现，目前创新主体仍是研究人员，转化则主要由企业来做，这中间需要建立一座桥梁，即成果转化平台。
为此，南京土壤所专门成立了知识产权管理运营平台，并通过技术入股与地方政府、骨干企业共建土壤修复公司，共享科技成果的市场价值，实现多方共赢。例如，他们与山东华鲁集团及德州市政府合作成立中科华鲁土壤修复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入股3000万元，并共建土壤修复产业技术研究院，建立了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市场运营模式。
同时，南京土壤所将成熟技术直接转让给企业。如将新垦耕地优质耕作层工程化构建技术成功转让给中向集团，合同金额1200万元，实现了该类科技成果一次性转化的历史性突破。
“任何一项改革举措都要根据所情来制定，我们要意识到公益型研究所的特点，体现中科院作为科研‘国家队’的价值。”这是沈仁芳在特色研究所建设过程中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
2018年，南京土壤所土壤与环境生物修复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昕团队，在原长沙铬盐厂独立完成了可渗透反应墙（PRB）中试的建设工作，通过拦截、净化铬污染地下水，为实现保障湘江水质和周边居民健康的目标贡献了一份力量。
“在土壤修复领域领先的美国同行都对我们的工作表示赞赏。”宋昕对这项工作倍感自豪。
从农田土壤地力提升技术及其应用、土壤污染过程与修复技术及应用，到国家土壤资源清单及决策支持服务，南京土壤所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产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影响力和经济效益，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未来，他们将进一步聚焦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和建设美丽中国等重大战略部署，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和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技供给能力。
《中国科学报》 (2019-06-04 第4版 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