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漫：应对提高粮食自给水平的挑战

把握好粮食进口与自给之间的平衡，将成为未来中国粮食政策的重要着眼点。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日前表示，近年来尽管粮食连续增产，但中国粮食政策“正在被迫作出两难选择”。在粮食进出口政策上，中国面临一些挑战。

虽然中国粮食总产量已经“十连增”，但依旧陷入“丰年缺粮”的尴尬。相关数据显示，如果将大豆纳入粮食范畴，那么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90%；在过去3年中，玉米、小麦和大米的进口量都在翻倍增长，预计未来这种涨势仍将持续。

不可否认，在自由贸易语境下，国外机械化耕种的粮食产品具有较为明显的价格优势，必然会对国内传统农业形成冲击。与此同时，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农副产品深加工产品的丰富，客观上也会对结构性调剂进口农作物需求有所扩容。但应当指出的是，粮食并非普通商品，而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不可能完全以市场化逻辑坐视其供给主动权渐次旁落，否则将不可避免地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隐忧。

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至2013年，中央已经连续10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并先后出台了包括耕地保护政策、粮农补贴等多项惠农政策，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而不久前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强调要确保小麦、水稻两大口粮“绝对安全”，“中国人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上，中国人的饭碗应主要装中国粮”。显然，提高中国粮食安全已受到决策层的高度关注，今后提高粮食产出规模、加强农作物加工监管将成为农业工作的关键着眼点。

客观而言，耕地状况、农民素质、耕种效率是关乎中国粮食产量的重要决定因素。国务院去年12月30日披露调查数据称，截至2012年底全国耕地面积为20.27亿亩，较18亿亩“红线”增加了2亿亩。但其中中、重度污染耕地约为5000万亩，且上海、天津、海南、北京可供开垦的未利用土地接近枯竭。由此可见，中国耕地质量不容乐观，而遏制土地污染现象蔓延、修复重金属污染耕地，政府每年需投入几百亿元之巨。

另一方面，中国农业还面临“谁来种地”的现实问题。目前，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已有1.6亿人，相比较首批农民工普遍有“卸甲归田”的回乡诉求，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依附情结早已淡漠，在越来越多农民由“产粮人”向“用粮人”转换的过程中，中国粮食供求局面也悄然发生质变。扭转中国农业这一演进趋势的关键就在于，以机械化生产取代低效率的人畜耕种模式，抵补日渐萎缩的农业产出。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一个农场土地规模可达几十万亩、上百万亩，农场主往往接受过高等教育、熟识大型农机应用，在政府提供销售、加工、信贷融资等扶持环境下，产出收益率颇有保障。相形之下，中国农户平均耕种面积仅有七八亩地，且大都是无力进城打工的留守人员务农，对现代化农业要素的接纳程度普遍偏低。未来只有通过深化农村土地流转改革、实现农地规模化耕种、完善农业服务水平，中国才可能加快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步伐。

其实，除了降低粮食进口依赖度之外，中国农业安全还涉及到食品质检问题。近年来，一些不法农户不惜通过以剧毒农药浸染生姜、以膨大剂浸泡猕猴桃幼果等恶劣手段确保产出和经济收益，给民众健康带来极大隐患，食品安全已成为中国一块亟待修复的短板。然而，农作物从生产加工、运输流通再到餐饮消费，涉及农业、卫生、质检、工商、药监等众多归口，极易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2月3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揭牌，实现了对区内工商、质监、食药监部门的整合。而类似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监管体系也正在安徽省、浙江省舟山市等地有所成形。这预示着，食品安全多部门“分段监管”的模式将逐步退出舞台，今后有望在大部制改革思路下有效解决食品安全监管的真空与盲点，还民众一个安全的餐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