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院士”盖钧镒：为25000种国产大豆建种质资源库
今年82岁的盖钧镒，还时常下到田间地头。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豆遗传育种学家，他将一个甲子的岁月献给了我国的大豆事业，为的就是“让老百姓吃着中国豆子打出的豆浆、磨出的豆腐”。
搜集、整理大豆种质资源2.5万余份，主持参与育成了20多个大豆新品种，在长江中下游推广种植5000多万亩，实现产业化……上周末，在位于南京农业大学的国家大豆改良中心里，这位“大豆院士”和科技周刊记者聊起了自己的科研人生路。
立志报国为民研究中国人自己的大豆种质资源库
1953年，盖钧镒高中毕业上大学，想学理科的他机缘巧合，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在南京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前身）。回忆当时，他说：“在高中时，我就立志长大要当科学家，通过科学来强国，为国家做出贡献。”
在这里，他幸运地遇到一批优秀农学家，听了育种课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的南京农学院聚集了一大批农学方面的专家，名师荟萃，师资雄厚。这些老师都曾留学国外，满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回国支援新中国的建设。
盖钧镒师从着名的大豆遗传和试验统计学家马育华教授，当年，马教授在南京农学院重新建立了大豆育种计划，开展了江淮下游地区大豆地方品种研究、大豆新品种选育和大豆数量性状遗传研究，也将盖钧镒引进了大豆科学的大门。
1963年，盖钧镒又报考了马育华教授的研究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参加育成并推广了南京农学院第一批大豆新品种南农493-1等。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他育成的南农1138-2品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广获得成功。
“很幸运，赶上了好时候。”盖钧镒说。1980年，他又迎来人生的转折点。南京农业大学推荐去考首批国家公派出国访问学者，英语较好的他获得了去美国进修的机会，赴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担任客座助教。
在美国两年半的时间里，盖钧镒考察访问了美国大豆产区12个州的大学。他发现美国大豆专家在到处收集中国大豆的种质资源，美国人用中国的大豆种质资源做进一步科研，然后再过来挣中国人的钱。看到这种状况，盖钧镒意识到中国的大豆种质资源是宝贵的财富。“而当时的中国作为大豆原产国竟然没有系统研究收集，那时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研究中国自己的大豆种质资源。”盖钧镒回忆道。
回国后，盖钧镒确定了以大豆遗传资源作为重点的大豆遗传改良研究方向。他安排学生去南方农村收集，寒暑假学生回家时，也请他们帮忙收集大豆种子。上世纪80年代至今，盖钧镒的研究团队收集到两万五千种左右大豆种质资源，并建立大豆种质综合性状数据库，其规模仅次于中国国家种质库和美国农业部的大豆种子资源库，为中国第二，世界第三。
如今，他的科研团队收集大豆种质资源的脚步仍没停歇，因为在很远的西南山区，还有大批的传承几千年的大豆种质资源等待收集。在盖钧镒心中，收集中国原产地的大豆种质资源，就是在积累国家财富。
产业差距明显
他找到了中国大豆高产优质的“密码”
虽然大豆育种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从全国层面来看，大豆还是要从国外进口。自1995年开始，作为大豆原产国，我国种植面积和单产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已从大豆净出口国变为了世界大豆最大进口国。“2017年，我国大豆净进口量更是高达9542万吨，是国内产量的近6倍。”我国大豆产业的尴尬境地无时无刻不揪着盖钧镒的心，“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大豆培育这个工作必须持之以恒做下去。”
“我国大豆单位面积产值较低，对农民来讲，种植大豆的收益远远比不上水稻等其他作物。”盖钧镒说，我国进口农产品关税极低，这对中国大豆产业影响很大，中国生产一吨大豆成本是3000元，而美国才2500元，不加关税，根本无法竞争。
“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豆基础科研上还存在较大差距。从研究来看，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它的血缘来自中国东北。中国东北的大豆到美国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经过研发投入，已经培育出产量超过我国的品种。”盖钧镒表示，我国大豆研发的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盖钧镒将高产作为我国大豆产业的突破口，除通过常规育种方法选育品种外，还探索通过选育高产理想株型来达到高产突破的目标，主持和参加育成南农88-31等20多个大豆新品种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淮部分地区推广5000多万亩，大豆亩产提高10%。在他和同事的努力下，南京农业大学被批准建立“国家大豆改良中心”。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
不要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
“科技要跟产业紧密结合，对人才评价也应有不同的标准，不要用‘论文’一把尺子量所有人，这会导致医生不会看病，农学家不会种地。我们搞农业的要多走到田间地头，观察研究。”盖钧镒认为，科技政策也需要紧跟国家发展进行调整。他举例说，部分管理人员崇尚记分制，发表多少篇论文就记多少分。作为大豆产业技术研究人员，常年工作在田间地头，培育出新的品种，但是不算分，最终落败于只写“论文”的人，结果没有人愿意为产业做贡献。盖钧镒建议，评价体系需进一步改革，评价农业科技从业人员，应当结合他的实际工作，写论文算分数，培育新品种的贡献也要算分数。
“科技管理部门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行政管理和琐碎事务，但在尖端和应用科学发展战略上，没有专门队伍做全面研究和设计，没有专门部门管理。”盖钧镒认为，中国的科技体制应把应用技术研究推向各个产业部门，比如农业部门管农业应用科技，水利部门管水利应用科技。国际科技竞争非常激烈，国家要特别加强高端科技的研发，科技部门要有一批战略科学家为国家提供战略决策意见，而将产业实用技术委托产业部门去推动。
盖钧镒表示，国家大豆改良中心设在南京农业大学，团队要联合全国大豆科技人员共同努力，重点在选育突破性优良品种，研究发挥优良品种产量潜力的技术，不断提高我国大豆生产的能力。目前美国的大豆平均亩产量能够达到200公斤，而我国的平均产量只有125公斤，差距较大，我国大豆科学技术投入还处于劣势，还需奋起直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