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气候如何影响粮食安全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编制了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旨在为国际社会提供有关消除饥饿和改善营养等方面的信息。9月11日,联合国在意大利罗马发布报告。以下为报告第二部分《气候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之《不断变化的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如何影响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直接和根本原因?》摘选。

è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正以多种方式损害粮食可供量、获取、利用和稳定性以及喂养、照料和保健方式。
è气候直接和间接产生的影响日积月累,造成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状况日趋恶化。
è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正在损害农业生产率、粮食产量和种植方式,从而扩大了粮食供应缺口。
è出现极端气候之后粮价飙升、不稳,往往还会造成农业收入损失,从而减少获取粮食的机会,并对消费的食品数量、质量和膳食多样性造成不利影响。
è气候变化严重影响营养状况,表现方式如下:损害生产和消费的食品的养分质量和膳食多样性;影响水和环境卫生,从而影响健康风险和疾病的发生方式;改变孕产妇和儿童保健以及母乳喂养方式。


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对粮食供应的直接影响最甚,因为农业对气候敏感,并且农业部门是农村贫困人口粮食和生计的主要来源。然而,比起农业生产率这单独一项指标受到的影响,总的后遗症复杂、严重得多。粮食安全和营养同样取决于粮食获取、利用、消费方式和系统整体稳定。

营养状况取决于膳食摄入与健康状况之间的相互作用。若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使人无法消费适当或充足的食物,或使人采取危机和紧急对策,那就更有可能发生疾病。若人们免疫系统受到损害,或人们更多接触疫病风险因素病媒,尤其是在卫生服务不足的情况下,粮食的获取和利用则可能进一步受到影响。

对粮食可供量的影响

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层面上对粮食生产率(每笔投入得到的农业产量)产生了不利影响,体现在改变了作物单产(每单位土地面积收获的农业产量)、种植面积(种植或收获面积)和种植强度(一年之内种植的作物数量)。各国设法通过进口来弥补国内产量损失,但出口供应往往有限。总而言之,由此造成的农业产出缺口损害了短期和长期的粮食安全和营养。

生产率下降损害了粮食产量

很多国家的作物单产已受气温和降水变化影响,后者影响到了全球小麦和玉米的合计单产。还有有力证据表明,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重大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引发的气候变异在降低作物单产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研究指出,严重的高温和用水紧张造成全球小麦和玉米单产每年巨幅波动。据估计,在观察到的(玉米、大米、小麦和大豆)单产波动中,约有三分之一(32%至39%左右)由气候因素引起。

在整个生长季内,作物对日间30摄氏度左右的极端气温高度敏感,从而导致单产下降。对1961-2014年全球作物单产波动的分析表明,高温和干旱使玉米、大豆和小麦的单产大减,但对大米的影响不大。

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大量人口食物不足的地区,因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加剧而面临单产下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个全球作物单产最低的区域,气温不断升高,导致玉米、高粱和落花生的单产下降。在印度农村地区,农作季节高温日越来越多,导致作物单产下降。有区域因气候变化而出现单产增加,但只在少数:比如,中国东北部、英国和爱尔兰的单产都有增加,因为所处纬度较高。

有关干旱对作物单产下降的影响有着大量记录,但热带气旋等其他极端气候的影响却没有充分量化,尽管它们对某些区域产生了明显影响。热带气旋对作物造成的破坏包括海潮盐水对内陆造成损害、没顶洪水造成氧气不足、山洪、植物风害和呼吸加强引起水分紧张,以上现象可能同时发生。例如,在孟加拉国,气旋导致海水所含盐分更多渗入沿海和淡水渔业社区,渔业生产因无法充分获取充足淡水而受不利影响。

若仅关注单产,则可能影响对农业气候冲击脆弱性的评估。尽管没有全球概况,但若干案例研究提出证据表明,种植强度和种植面积均受到气候波动和极端气候的负面影响。

例如,在越南湄公河三角洲,丰水期泛洪时间和强度以及枯水期盐水入侵方面的波动影响了大米种植周期。2000年的严重洪水导致作物歉收,但浮稻品种未受影响。相比之下,2004年低于正常水平的季节性降雨因盐度较高而使灌溉供水减少,从而导致当年枯水期无法收获大米。根据各国的现有证据,为减轻气候对农业产生的影响,显然应设法减少因作物单产下降以及种植面积和频率变化造成的产量损失。

当然,气候影响因区域、国家和国内地区而异。国家粮食产量所受综合影响的差异不仅因为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的类别和地理分布各异,还因为农业系统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作物、种植模式、耕作技术(如旱作与灌溉、高投入比与低投入比、游牧与集约化畜牧生产)和农业管理系统之间存在差异。

尽管存在上述细微各异的要素,但有证据表明,对很多国家来说,气候因素至少部分解释了国家谷物产量差异。尤其是在半干旱气候区域,例如中亚、近东和北非,谷物产量完全取决于气候变异。在这些区域,能以气候解释80%或以上的每年产量波动的情况不在少数。

尽管能在很多国家看到气候对产量的影响,但在非洲,二者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最为复杂。在非洲大陆,每个国家的产量都在密切性和相关性上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气候变量依赖性。相比之下,在很多亚洲国家,例如中国、印度和哈萨克斯坦,产量与单项气候指标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但与归一化植被指数等生物物理指标之间却有显著相关性,部分因为农业植被增长依赖很多气候和非气候因素的情况比较复杂。

干旱是被证明会对产量产生不利影响的最重要气候事件之一。对很多国家来说,干旱指标与粮食产量之间呈高度负相关性。相关性在半干旱国家或易旱大陆性气候(如中亚)中最高,而在很多赤道地区(如中亚、中美洲),干旱指标与产量之间没有相关性。

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不一定总会影响国家粮食总产量,但可能严重影响地方产量,往往会对当地人口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产生破坏性影响。在以小规模家庭农民和牧民为主的地区尤其如此,所受产量损失可能严重影响生计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但不一定显著影响国家粮食产量。

例如,近几十年来,埃塞俄比亚的国内谷物产量大增,但常常报称发生地方性重度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危机,而这类危机往往又与干旱有关。在该国较干旱的东部,最被边缘化的生计地区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大。干旱的发生通常相对限于局部地区,会对当地生产和生计产生严重影响,使人们无法通过向其他地区购买粮食来满足自身粮食需求,即使总的来看,该国的情况不比以往任何一年差。

其他例子包括加纳阿夫拉姆平原地区,农民报称雨季晚到、一季过半出现热浪和强降雨引发洪水,这些现象导致作物损失和单产低下,从而减少了家庭粮食供应。然而,由于该区域农作区大多限于边缘化局部地区,因此没有体现在国家产量损失之中。同样,在中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1980-2008年降水同时对每个省份产生了最为不利的影响,但仍未造成全国作物收成锐减。

聚焦干旱无可厚非,因为在干旱造成的破坏和损失中,83%影响到了农业部门,尤其是作物生产和畜牧(图30)。渔业和林业的破坏和损失较小,但对依赖这两个分部门获取生计和食物的人口来说,破坏和损失可谓巨大。作为很多国家粮食生产的一大来源,渔业受到海啸和风暴的影响最大。研究表明,气候变异直接影响渔业,因为鱼类种群和渔业活动与天气和气候动态息息相关。在经济上对林业影响最大的是洪水和风暴。洪水和风暴可能会对森林产生严重影响,毁林则会加重它们产生的不利影响,引发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



粮农组织的各个农业数据库用于对2003年至2013年在67个发展中国家发生的140次大中规模气候灾害(至少影响了25万人)进行统计分析。分析结果估计,损失相当于3.33亿吨谷物、豆类、肉类、奶类和其他商品,或相当于每次自然灾害过后平均7%的人均国民膳食能量供给量(DES)。从国家层面来看,损失非常严重,但从地方层面来看,损失很有可能更大,能量损失可能加重家庭粮食不安全状况,除非采取相关措施,弥补膳食能量供给量缺口。

中美洲“干旱走廊”,尤其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是2015-2016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干旱产生了严重和长期的影响,造成降雨推迟和不规律,降雨量低于平均水平,气温高于平均水平,河水位高出正常水平20%至60%。干旱还是过去十年最严重的现象之一,造成农业产量大幅下降,损失估计占作物收成的50%至90%。仅在危地马拉,农业、畜牧业和食品部估计,玉米损失达8.2万吨,经济损失总计3080万美元,黑豆损失11.82万吨,经济损失达1.023亿美元。这场干旱造成360多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在此期间,南部非洲发生了35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在2016年初造成区域性大规模作物歉收,出现790万吨谷物缺口。粮食供应和储备不断消耗,从而推高了持续攀升的粮价,影响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为此,六个国家(博茨瓦纳、莱索托、马拉维、纳米比亚、斯威士兰和津巴布韦)宣布全国进入干旱紧急状态,同时另有两国宣布发生局部旱灾(南非和莫桑比克)。

在区域层面,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宣布发生区域性旱灾,并发出区域人道主义呼吁,寻求当地和国际社会给予援助,填补25亿美元的赈灾计划资金缺口,援助约4100万受灾人口(约占南共体总人口的14%),其中2600万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产量缺口造成粮食进口增加

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还会影响粮食进口,因为各国都在设法弥补国内产量损失。125随着产量下滑,进口可能也会随之减少,从而导致贸易流量走低。对中低收入国家来说,高温、少雨和低归一化植被指数普遍与谷物大量进口之间呈显著相关性,从而说明易受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的影响。中东/北非国家以及西部和南部非洲国家也是如此,而在东非和中美洲,气温似乎是与进口最直接有关的一项指标。

尽管如此,由于气候相关冲击对国内生产产生了有害影响,估计亚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的农产品出口降幅和进口增幅合计起来往往最大。这可被视作一种间接影响,造成国内产量损失,随后导致进口粮食需求上涨。就非洲而言,尽管1970年代以来出口与进口之比持续走低,并且非洲大陆已在2000年成为粮食净进口国,但研究结果显示,灾后农业进口增量相应小于国内产量损失。某些情况下,非洲进口的补偿性增加可能高达损失的一半。非洲的人道主义应急水平较高,可以填补部分缺口,但粮食供应仍然受到了负面影响。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干旱影响的深入分析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情况。研究估计,该区域1991年至2011年发生干旱后,粮食进口增加了60亿美元,而同种商品的出口则减少了近20亿美元。此外,每次干旱过后,各国平均损失3.5%的农业增值增长,这个数字在地方层面很有可能更加严重。

粮食供应受到的中长期影响

除了产量损失和贸易恶化以外,大中规模灾害可能会对整条粮食价值链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对部门增长以及粮食和非粮食涉农产业并最终对国家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这些灾害会给农业造成严重的破坏和经济损失(图33)。就种植业和畜牧业损失而言,2005-2015十年间单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损失就约为960亿美元。对很多国家来说,可能需要好几年才能从破坏和损失中恢复,并且不利影响可能扩大为长期影响,从而影响农业增长以及终身营养和健康(继而影响经济生产率)。

在大中规模气候所致危害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和破坏中,25%以上见于农业部门。若极端气候事件造成气候相关灾害频发,农业部门的累计损失可能更大。例如,2006年至2013年,菲律宾发生75次灾害,其中大多为台风、热带风暴和洪水。这给该国农业部门造成了约38亿美元破坏和损失,平均每年4.77亿美元,约占2014年拨给农业部门的国家预算的四分之一。

巴基斯坦农业部门连续受到三次气候相关灾害影响(2007年气旋/洪水;2010年洪水;2011年洪水),累计造成76亿美元破坏和损失,金额几乎高达巴基斯坦政府2008年至2011年农业支出的四倍。

粮农组织的上述分析还表明,55%的灾害造成农业增值大幅负增长。研究发现,每次灾害过后,平均损失2.6%的国家农业增值增长,而在地方层面,影响很有可能大得多。



本节聚焦现有大量数据的主粮作物生产情况。然而,要注意的是,粮食生产中与人们膳食需求和营养(果蔬、大豆以外其他豆类等)有关的其他重要作物没有得到充分研究。今后的研究需要填补这方面数据缺口,了解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如何影响这些粮食的生产。

对粮食获取的影响

一旦出现极端气候,粮食价格和波动性就会随之激增


气候异常,尤其是极端事件,会使农业单产、产量和库存量发生变化。眼下,关键的是对价格的相关影响。粮价剧烈波动对粮食获取构成了重大威胁,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和在高收入国家较贫困群体中。

最近已做大量努力,设法把气候对作物单产的影响与价格、收入和贸易量联系起来。有力的统计证据表明,受洪水、干旱或气旋影响的社区食物篮价格高于对照社区,有意思的是,影响最长可以持续九个月。

尽管价格取决于众多因素,但相关性分析提出的证据表明,在孟加拉国、贝宁、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马拉维、尼加拉瓜、多哥和也门等一些国家,平均气温越高,玉米价格越高。气温与价格之间这种正相关性同样见于一些小麦生产国,并且这种关系似乎在苏丹、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也门等热带国家生产的小麦中比较典型。

一项涵盖1960-2014年的研究发现了证据,表明气候冲击变异对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的影响会在春夏厄尔尼诺现象期间加剧。研究还发现,大豆价格的波动是对气候变异作出的反应,在秋冬气象季节略微减小波动,并在春夏加大波动。

价格波动对城市贫困人口影响最甚,因为他们多达75%的收入都用于购买粮食。然而,粮价飞涨和剧烈波动也可能严重损害小规模粮食生产者、务农者和粮食只买不卖的农村贫困人口的生计和收入,迫使其减少消费量,降低消费质量。




全球粮价往往在生产大国出现极端气候时飞涨。图34展示了国际食品和谷物价格走势,竖线表示某种作物全球前五大生产国之一单产低于趋势线25%的事件,说明出现了季节性极端气候。在其中很多情况下,全球粮价都会上涨。

全球生产大国遇到的气候冲击会助长粮价上涨和波动;不过,其他因素也发挥了有力作用,因此难以归因。公共和私营部门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方式可能引起严重的连锁反应,在贸易中诱发放大气候相关粮食风险,继而跨过国界产生影响。略举几例,这些风险包括粮价飞涨、食品安全问题以及与冲突和移徙的相互作用。国内在政策上应对粮价危机的一个范例是禁止出口,此举可能适得其反,助长更多波动。此外,粮价稳定与能源价格波动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

以农业和自然资源为生的人口收入损失

在最易受到气候冲击和自然危害影响的人中,大多数为世界各地的25亿小农、牧民、渔民和以林为生的社区,他们从可再生自然资源中获取食物和收入。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小农生产的粮食各占63%和69%,而在尼泊尔和玻利维亚多民族国,70%和85%的小型家庭农场都是粮食生产者。

气候冲击既会对家庭粮食生产产生负面影响,也会随着农业产量下降,对农村收入产生不利影响。在粮食不安全区域,很多小型家庭农场消费自家农产品的同时还在当地市场售卖。这使其易受气候变动的影响,因为在其自己生产的粮食中,可供消费和售卖的粮食减少。大量证据表明,他们的收入受到了更加严重的限制,难以维持花费较高的基本消费。

家庭研究提出证据表明,小型家庭农业家庭对食物和收入的获取受到了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的不利影响。例如,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过去五至十年降雨波动的加剧造成总收入约35%的下降,同时气温波动的加剧造成每日能量摄入量约11%的减少。

在马拉维,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即比宜人地区的上限置信区间高出1摄氏度),人均总消费量就减少约20%,食物能量摄入量就减少近40%。在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尔,发现降雨和最高气温的波动会对家庭收入和消费支出产生负面影响。这表明国家不具应对能力,或者缺乏收入平滑方案。还有证据表明,气候冲击影响收入水平的同时还会影响收入波动。对马拉维和赞比亚的家庭研究表明,季节性降雨波动的加剧(经过35年确定)在降低预期收入的同时还会拉大收入差异。

对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的气候冲击也对农业劳动力需求产生不利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农村务农者获取食物和收入。鉴于贫困和粮食不安全人口高度依赖农业创收,气候变异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影响。

对以畜牧为生的人来说,气候冲击可能造成牲畜、奶产量和贸易损失,从而导致收入和食物资源大减。此外,很多牲畜疫病都在地域和时间上与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有关,可能导致收入和食物大量损失。

例如,在非洲大部分地区肆虐的裂谷热是一种牲畜蚊媒病毒病,一再引发严重的流行病,造成染病牲畜大量发病和死亡。裂谷热的爆发和模式与厄尔尼诺现象转向拉尼娜现象密切相关。在东非,超过半数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同时伴随着相应的裂谷热爆发。2006-2007年在肯尼亚东北部爆发的裂谷热造成超过42万只绵羊和山羊死亡,由于牛和骆驼流产,奶损失估计超过250万升。

由于气候冲击可能会对收入和食物产生巨大影响,受影响人口关键是要能够应对自身损失,并调整自身生计,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确定气候冲击对生计的影响并制定应对和适应策略是消除粮食安全和营养所受影响的关键。

对粮食利用和食品安全的影响

收入减少和粮价高企导致膳食质量和多样性下降


家庭纷纷采取对策,应对气候冲击过后出现的粮食和收入减少以及粮价上涨。这可能损害家庭消费的食品质量及其膳食多样性。损害膳食多样性和质量的对策包括减少每日餐数和每餐餐量、跳餐、少食富含营养的食品和/或多食高脂肪、高糖、高盐的高能量食品。

气候冲击、采取对策和膳食多样性及食品质量最后受到不利影响之间的这种联系有据可查。例如,在孟加拉国,气候冲击影响稻米产量,往往导致大米涨价,从而与儿童体重不足发生率升高和膳食多样性变差密切相关。在一项家庭层面的研究中,发现印度尼西亚存在类似情况。在以上两项研究中,高企的大米价格都对营养产生不利影响,主要降低了非粮食品的支出水平。

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沿海鲁菲吉地区,人们同时受到长期旱季和洪水的影响。因此,由于过去几年缺少足够的豆类和鱼类、气候变异导致作物歉收和粮价不断上涨,他们的饮食习惯发生了改变。在长期旱季中,这意味鲁菲吉地区人民无法每日三餐,只能吃两餐乃至一餐。新的膳食包括稠稀饭和烧生芒果。

在很多国家,儿童急性营养不良状况因季节而异,发生率在收获季节前几个月上升一两倍。这个时期往往恰巧还是雨季,粮食短缺和膳食多样性不足的同时伴随着感染发生率的升高。季节性气候变异的加剧往往加重了这方面的儿童急性营养不良季节性差异。

食品种类、膳食多样性和食物/养分摄入量随季节波动。生长季推迟或季节性降雨分布变化可能加剧食物和养分摄入量的季节性波动。在马拉维,在种植与收获之间的生产淡季,人均膳食能量消费量和其他养分获取量比起收获后季节有实质性减少。就个人而言,种植季节和收获季节的膳食多样性各下降了26%和30%。

一项对越南北部山区24-59个月龄儿童的研究表明,能量摄入总量随季节大幅波动:秋季最高,春季和冬季较低,夏季最低。此外,秋季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质摄入量高于其他季节。冬季(11-2月)干冷,夏季多雨酷热(5-8月)。春季(3-4月)和秋季(9-10月)是两个短暂的过渡季节。焦点小组访谈发现,秋季凉爽的天气使儿童比在其他季节更多进食。

在一些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气候冲击频发,影响了国家/当地粮食生产,加上没有足够时间恢复,损害了长远的粮食安全和营养。这体现在农业和渔业生产率下降,对短期人道主义粮食援助的依赖性加强,传统的粮食系统逐渐受损,从多样化、健康的传统膳食加紧永久性转向更多接触往往高盐、高糖和高脂肪的进口加工食品。相应的膳食变化增加了超重、肥胖和膳食相关非传染性疾病(NCD)的风险。

食品质量和安全下降

越来越不规律的降雨和越来越高的气温以及其他极端事件影响了收获后价值链上食品的质量和安全。就安全而言,更强的降雨很有可能创造某些条件,助长霉菌生长,从而造成地里仍未成熟的作物受到真菌霉素污染,而此类毒素正是由特定霉菌自然生成。在干燥效率下降和作物被昆虫破坏的情况下,问题特别严重,因为这两种情况给真菌霉素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有利于其大幅乃至有时巨幅增加污染重要的主粮作物,最终造成作物不宜作为粮食或饲料使用。例如,对霉菌(导致所有消费者患上肝癌和导致儿童发育迟缓的黄曲霉毒素)生成的某些毒素来说,收获前干旱应激与收获间和收获后降雨增加加在一起为增加食物污染创造了理想条件。气温升高也有利于有害生物和真菌在贮存期生长,从而加快导致养分退化的进程。

很多细菌、病毒和寄生原生动物极度依赖气候并对极端气候敏感。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和极端气候,例如温度和湿度,改变了它们的存活和传播方式,从而可能导致细菌、病毒和病原体更多污染水和食物。哪怕是灌溉用水受到更多污染,也会影响作物安全和食用受污染作物的动物安全及其后续粮食产出。

不安全的水和食物形成一个腹泻和营养不良的恶性循环,对最弱势群体的营养状况构成了威胁。若不能保障粮食供应,人们往往转向不太健康的膳食,食用更多“不安全的食品”,其中化学、微生物和其他危害则会构成健康风险,进一步加剧已经临界的营养状况。

一些食源性病原体的存活率或增殖率对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敏感。例如,沙门氏菌是食源性疾病的一大病因,估计在2010年造成5万多人死亡,其增殖明显取决于温度。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在哈萨克斯坦,月平均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沙门氏菌病病例就会增加5.5%。

海表温度不断升高可能导致重金属流动加剧,造成形式发生变化,有害藻华影响新的地理水域。藻类生成的毒素在藻华期间爆发倍增,往往会在食物链上得到浓缩,虽然不对鱼类和海产品构成威胁,但最终可能导致受影响水域的海产品无法供人类安全食用。在地方层面,这对沿海社区造成了直接后果,因为鱼品往往是蛋白质的唯一来源。从全球来看,鉴于海产品是国际贸易量最大的食品商品,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会受到影响。尽管藻华一向限于特定热带水域,但气候变化导致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此前从未受到影响的水域,当地人在这种新型健康威胁面前措手不及。在重金属积聚的水域,它们也会积聚在食物链上,最终危害消费者。

在质量方面,极端气候可能通过扰乱运输基础设施来影响膳食质量,导致食品变质并/或减少获取新鲜果蔬、肉类和乳制品的机会。气温升高和降水变化已经迫使全球农民采用各种气候变化适应策略,例如作物多样化、农牧兼作系统、改变种植和收获日期以及使用抗旱品种和高产水敏作物。尽管此类策略有助于维持粮食产量,但采用的新作物和新栽培方法也增加了引入人们和卫生系统并不熟悉的食源性疾病的风险。

对健康和营养的影响



气候产生的人类健康影响对粮食安全和营养至关重要。正如第1部分所示,疾病影响了身体吸收养分的能力,可能会对成人和儿童的营养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此外,频发的感染和疾病是造成儿童消瘦和发育迟缓的重大诱因。疾病也是孕产妇营养受损的一大风险因素,影响母体营养状况的同时还影响了胎儿的营养状况和健康。这些气候相关不利影响可能削弱人的工作能力和生产力,从而严重威胁获取食物和收入的机会以及膳食质量,最终威胁粮食安全和营养。

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可能影响人类健康,直接通过气温和降水变化以及热浪、洪水、气旋、干旱等自然危害,同时间接通过气候对不利生态的风险(如病媒传播疾病和其他传染病、作物歉收)、食品安全风险(真菌毒素、重金属、有害藻华等)和社会的气候冲击对策(如长期干旱后人口流离失所)产生影响(见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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