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气候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发表日期：2018-09-18 12:05AM 阅览次数：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编制了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旨在为国际社会提供有关消除饥饿和改善营养等方面的信息。9月11日，联合国在意大利罗马发布报告。以下为报告第二部分《气候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之《为何聚焦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摘选。
è气候变异和更复杂、更频繁、更强烈的极端气候暴露可能蚕食在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方面取得的进步，乃至使其出现倒退。
è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是最近全球饥饿状况恶化背后的一大诱因，也是引发严重粮食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è2015-2016年强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严重干旱影响了很多国家，从而促使全球食物不足状况最近出现恶化。
è饥饿问题在某些国家严重得多，这些国家的农业系统对降雨、气温变化和严重干旱高度敏感，很大一部分人口以农业为生。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影响到了农业和粮食安全，会使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推动可持续农业这一挑战更加难以应对。
气候变化的形成需要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时间。各种自然现象(例如厄尔尼诺、拉尼娜、火山喷发或其他地球系统变化)引起的周期性或间歇性变化还会造成短期的气候变动(如气温和降雨变化)和极端事件(引发干旱、洪水、风暴等)。不过，这些短期气候变动并不全因气候变化而起。
基于以下三种考虑，本报告聚焦气候变动和极端气候。首先，极端高温、干旱、洪水和风暴等极端事件的数量比1990年代初增加了一倍，1990-2016年平均每年发生213起(图15)。其次，尽管气候变化的出现需要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时间，但人们仍在日常生活中经历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不论是否因气候变化而起。其三，不足为奇的是，即使是在短期，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各个方面，包括粮食可供量、获取、利用和稳定性，都有可能受到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影响。
气候变化影响了热带和温带地区的主要作物(小麦、大米和玉米)产量，若不加以适应，随着气温不断升高继而出现更多极端高温，产量可能更差。气候相关灾害在风险形势中影响之大，目前在国际上报告的所有重大灾害中占了80%以上。
在所有自然危害中，洪水、干旱和热带风暴对粮食产量影响最大。尤其是干旱，对农业造成的破坏和损失占其所受总破坏和总损失的80%以上，特别是对畜牧和作物生产分部门来说。就极端事件而言，渔业分部门受海啸和风暴影响最大，而林业所受经济影响则大多来自洪水和风暴。
各国食物平衡表的最新信息表明，在受2015-16年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地区，粮食供应减少，价格上涨。这个事件造成气候显著偏离和异于历史正常水平，世界各地受到了不同形式、不同强度的影响。在某些地区，严重旱情因厄尔尼诺现象而起，尤其是在很多中低收入国家所在区域。
在饥饿状况日益恶化的同时，同样令人担忧的是，面临堪比危机的粮食不安全状况的人数持续增加。2017年，51个国家和领地近1.24亿人面临堪比“危机”或更加严峻的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急需采取应急行动，助其保护生命和维持生计。2017年受灾人数高于2015年和2016年，据报前两年各有8000万和1.08亿人面临堪比危机的状况。正如饥饿状况恶化一样，助长堪比危机的粮食不安全状况的主要致因都与气候有关，尤其是干旱。此外，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还在加重令人担忧的营养不良状况。
不断变化的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对农业、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重大影响
有力证据表明，全球气候正在发生变化，表现为气温和海表温度升高、冰川融退、气候制度转变、极端事件变频变强和海平面上升。地球加速变暖导致全球生态系统进程改变、气候不断变异和气候相关事件更为严重，包括极端气温(严寒酷热)和降雨变化(洪水和干旱)。不过，如上所述，不是各类极端气候和温度都能轻易归咎于气候变化。例如，干旱有时难与变暖趋势联系起来，因为影响干旱的是气温、降水和土壤水分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其中降水尤其表现出较高的自然变异性。飓风和台风仍然较难应对，主要因为它们极少发生，并且动力学相当复杂。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经历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
气温不断升高，更加多变
地球气候在上个世纪快速变暖，气温升高了约0.85摄氏度。根据历史观测数据，全球明显呈现出热天暖夜总数增加和冷天凉夜数量减少的趋势。地表和海表温度显然逐年升高，并在近几十年不断加速上升。平均温度升高的趋势往往体现在一项或多项极端温度的衡量标准(如高温天/低温天和高温夜/低温夜)之中。
在澳大利亚、南部非洲以及北部、中部、东部和西部亚洲，高温天和高温夜的数量有所增加。即便如此，一些分区域呈现出具有空间差异性的变暖和变冷趋势，如在东非、南美洲西部和东南部、北美洲中部和美国东部，其中加拿大东北部高温夜数量出现了减少。总的来说，1983-2012年是北半球过去1400年中最热的30年。从最近来看，2015-2016年厄尔尼诺现象是区域性温度异常的一大源头，比如巴西等国地表温度升高，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等国地表温度下降。
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温度异常足以表明，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影响了农业。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于2015-2016年，上次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于2011-2016年(前一次发生于2010年)；两次都恰逢全球多地注意到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因此，不妨描述这两段时期的气候异常，从而剖析气候与食物不足发生率上升之间可能的关联。
可以注意到，在这两段时期，大多数国家农作区平均气温高于1981-2016年长期平均气温。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国家，作物单产和产量很有可能受到影响。不过，也有一些例外：阿根廷、肯尼亚、巴拉圭、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西非部分地区在2015-2016年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2011-2016年全都经历了气温下降，某些情况下可能与厄尔尼诺现象所致降雨增加有关。
在很多地区，极端事件的数量和强度都有增加，尤其是在平均气温升高的地区：高温天越来越多，最高气温越来越高。极端高温造成死亡率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作物单产减少以及其他损害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后果。
2011-2016年农作区异常气温持续高于长期平均气温，造成过去五年极热天气更加频现。包括巴西、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以及东非和中亚其他一些国家在内，很多国家频现极端得多的日最高气温的时间多达三年或更久。
降雨空间变异性高
年降水量(或降雨量)每年自然远比气温还要多变，全因各种本地和全球诱因而起。总降雨量因频率和强度的变动而异，而频率和强度则可以互相抵消或增进。例如，中亚降雨频率的增加被降雨强度的减小所抵消，而南部非洲的降雨频率和强度则在2011年至2016年出现减小。同样，不同区域的历史降雨趋势迥异得多，但区域性强降雨似乎只多不少。
从最近几年来看，降雨数据的空间变异性较大，与历史平均相比，呈较强的正异常和负异常。最显著的是，2015-2016年全球大部分地区降雨量低于正常水平，其中一些情况也明显见于2011-2016年，从而再次突出了气候变异(尤其是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等重大全球事件)对其出现不到十年的这段时间产生的影响。同样令人震惊的是，从综合农作区的情况来看，这些异常同样显而易见，其中非洲、中美洲、南美洲、东南亚、菲律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2015-2016年降水量低于正常水平。在这些区域，数百万小规模家庭农民、牧民和农牧民的生计依赖降雨。不过，一旦降雨量超出正常水平，往往就会产生危害，造成作物受损、水土流失和洪水。在2015-2016年厄尔尼诺现象期间，亚洲大部分地区降雨量高出正常水平。
季节性变化
除了气温升高和降雨变化之外，雨季性质同样不断变化，尤其是季节性气候事件的发生时间。这与雨季晚到/早到、一季之中降雨分布不均(如无雨天和有雨天持续时间)和雨季气温变化有关。一季之中的变化可能不算作极端气候事件(干旱、洪水或风暴)，但仍属气候变异的范畴，会影响作物生长和畜牧牧场供应，同时可能会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重大影响。
例如，在加纳阿夫拉姆平原地区，农民逐渐注意到雨季晚到、一季过半出现热浪和强降雨引发洪水，这些现象导致了作物损失、单产低下和家庭粮食供应减少。同样，在加纳文奇，农民认为降雨分布不均和干旱频发是影响最大的气候相关变化。尼日利亚沙瓦那地区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北部卡盖拉地区的农民也注意到雨型变化和生长季缩短。然而，很少有研究把农民报告的季节性变化情况与实际的气候数据联系起来。
难以了解季节性降雨分布、季节长度和季节起讫时间变化的原因和影响，因为这取决于具体的种植和畜牧系统以及各种不同的农历。不过，日降雨量的频率和强度提供了一定证据，表明近几年很多国家和区域的种植区降雨分布出现了变化。
非洲是气候对生产和生计影响最大最复杂的区域之一。之所以易受气候冲击影响，主要是因为70-80%的非洲大陆农村人口的生计系统主要采用旱地种植和畜牧系统。重度依赖旱作农业(种植和畜牧)导致农村人口更易受到影响。此外，在干旱、半干旱和干旱亚湿润地区，人类活动的影响加剧了荒漠化和干旱状况。这与非洲尤其相关，因为耕作延伸到了边际土地(如干旱和半干旱土地、丘陵区和山区以及湿地)农业。考虑到其与该区域气候影响之间密切和复杂的关系，加上非洲是全球食物不足和营养不足发生率最高的区域之一，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发现季节长度和到来时间的变化。
严重干旱
干旱是以长期缺雨为特点的极端气候事件，可能造成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主要是将不利影响转嫁到农业生产、粮价、价值链、供水和生计，从而影响获取收入和食物。
证据表明，近几年(2011-2016年)很多地区都遇到了若干严重干旱，其中一些是史上最极端的干旱(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另一些持续时间奇长，蔓延范围更广(如在索马里、南部非洲、印度和中美洲“干旱走廊”)。
通过计算过去五年观察到严重缺雨的年数，看出若干国家在2011-2016年遭遇重大的降雨负异常，频率高于跨度更大的1981-2016年。若干国家(尤其是在非洲、中美洲和东南亚)遭遇干旱，不仅累计降雨总量奇低，而且降雨强度变小，雨天变少。
更多地区的降水频率和降水量大减，从而引发了干旱，使人尤其担忧农业生产。干旱持续时间往往是决定其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总体影响的一大因素。频率和持续时间的指标尤其包括生长季缺雨量和归一化植被指数异常。从全球来看，2004-2006年和2015年是2000年代中期以来作物旱情频率最高的年份，期间正好出现了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异常(2004-2005年、2006-2007年和2015-2016年发生了厄尔尼诺现象)。相同数据表明，2009年和2011年也是大旱年，如在东非大部分地区。
通过比较2015-2017年与2004-2017年的旱情频率，2015-2016年厄尔尼诺现象对农业植被的影响显而易见。2015-2017年的图示表明，非洲大部分地区、中美洲部分地区、巴西和加勒比地区以及澳大利亚和近东部分地区在2015-2017年遭遇的旱情频率大大高于14年平均频率。尽管各地有所差异，但从1960年代末起，萨赫勒、非洲之角和南部非洲尤其受到干旱影响。干旱造成严重饥荒和社会经济损失(如牲畜死亡)，并导致患病人数增加。
严重洪水和风暴
比起任何其他极端气候事件，洪水在全球引发了更多气候相关灾害，过去25年洪灾发生率升幅最大，高达65%。亚洲是洪灾发生率最高的区域。不过，非洲洪灾数量从2006年起大减，并在2013年被拉丁美洲及加勒比超过。
风暴频率不像洪水频率那样大幅升高，但风暴仍是气候相关灾害的第二常见诱因。亚洲的风暴相关灾害发生率也是最高，平均每年发生二三十起。非洲部分地区同样高发风暴相关灾害，但受灾范围往往更多限于特定地区。
河道洪水、海洋风暴潮和热带气旋对低洼地区、泛滥平原和三角洲产生了不利影响。对全球33个三角洲的详细研究发现，其中85%在过去十年遭遇过严重洪水，受灾面积达26万平方公里。
尽管洪水和风暴相关灾害普遍逐年增加，但目前受其影响的人却越来越少。对热带气旋全年致死情况的分析表明，这类死亡大量集中在低收入国家，但很多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暴露度也很高(这些国家的经济损失更大)。
对暴露度、脆弱性和风险性变化的区域分析表明，尽管1980年以来洪水和气旋暴露增加，但死亡风险却普遍减小。但有证据表明，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风险因农业、粮食系统和生计极易受到洪水和风暴等极端气候影响而被放大。
气候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都会影响农业和粮食生产。因此，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方方面面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包括粮食的可供量、获取、利用和稳定性。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指标与粮食安全和营养指标之间的联系证实了这点。
严重干旱导致食物不足状况恶化
粮食安全和营养指标可能与极端气候事件尤其相关，例如严重干旱，会对农业和粮食生产构成严重挑战。若出现严重干旱，并蔓延颇广，干旱可能影响国家粮食供应和获取以及营养，从而推高全国食物不足发生率。如果国家农业生产极易受到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影响，并且国家没有制定充足的支持措施来消除遗患，情况尤为如此。
对食物不足发生率时间序列的变点分析确认，食物不足状况经过多年减轻或稳定后开始加剧，表明在76个国家的91个食物不足发生率变点中，27个国家的28个变点的出现时间与2006年至2016年严重干旱应激状态对应。换言之，在2005年以来食物不足状况加剧的国家中，近36%的国家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变点与严重干旱同时出现。在严重干旱应激状态下出现变点的27个国家中，大多数(19个)在非洲，其余有4个在亚洲，3个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1个在东欧。
最惊人的是，2014-2015年与严重干旱情况有关的变点数量大增期间出现了近三分之二的变点。在这些案例中，食物不足发生率从2015年起持续升高，可与2015-2016年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严重干旱联系起来。更细致的审议发现，过去几年很多国家都亲历了食物不足上升期；但在2015-2016年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发生期间，这种涉及众多国家的变化导致全球食物不足发生率趋势都出现了扭转。
尽管上述分析没有确立因果关系，并且数据的不足有碍从统计上推断联系，但众多对应发生的案例结果表明，干旱可能是近期某些情况下食物不足发生率升高的一大促因。这项变点分析无法支持这样一种假设，即2015-2016年强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极端干旱(尤其是在2014-2016年)是食物不足发生率升高背后的诱因之一。这种联系还从若干研究中得到证实，这些研究表明，干旱与儿童发育迟缓之间密切相关。例如，孟加拉国的干旱事件与干旱事件发生五至九个月左右后发育迟缓率升高有关。在津巴布韦农村地区，遭受干旱的一两岁儿童生长速度显著低于降雨正常地区的同龄儿童。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气候变暖变干与粮食供应减少和儿童发育迟缓估计发生率升高有关。
极端气候暴露和脆弱性增加
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对人们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产生的不利影响大小取决于人们的气候冲击暴露和脆弱性程度。在随后的分析中，气候冲击被定义为农作区出现极端降雨和/或温度以及特定时期每年发生复杂事件(如干旱、风暴和洪水)。过去20年，气候冲击暴露频率更高、强度更大，不仅如此，这种情况还出现在已经易受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风险影响的国家。具体而言，在食物不足、产量和单产易受极端气候影响的国家，干旱、洪水、风暴和高温期带来了更多气候冲击。
从各国的极端气候暴露来看，证据表明，极端气候暴露的中低收入国家数量有所增加，比例从1996-2000年的83%升至2011-2016年度的96%。最惊人的是，极端气候的暴露频率(五年之中暴露年数)和强度(五年之中多种极端气候)同样都有增加。考虑到每个分时段的暴露频率或年数，各国暴露率在1996-2000年至2011-2016年升高了30%以上。从不断加大的强度来看，2011-2016年有36%的国家遭遇三四种极端气候(极端高温、干旱、洪水或风暴)，高于1996-2000年的18%。换言之，过去20年暴露国家数量增加了一倍。
从区域来看，分析表明，极端气候强度增幅远大于全球平均。例如，非洲国家三种或以上不同极端气候发生率增加了160%，从1996-2000年的10%增至2011-2016年的25%。同样，遭受多种冲击的亚洲国家比例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996-2000年的23%增至2011-2016年的51%。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的极端气候强度也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996-2000年的26%增至2011-2016年的56.5%。
眼下，很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和亚洲国家，还在季节交替之际更多遭遇气候变异，无论是生长季早到或晚到，生长季缩短，还是两种情况同时出现。51个中低收入国家遇到生长季早到或晚到，29个国家遇到生长季缩短，其中28个国家同时遇到这两种情况。这是额外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一个风险因素。我们还观察到，在季节交替之际遭遇变异的所有国家还都遭遇极端气候。
过去三年，食物不足状况日益恶化，正如本报告所解释，各国的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暴露也呈上升势头。但在中低收入国家，后者的出现似乎远远早于前者。这就让人不禁要问：这些趋势是否相互关联？似乎如此，详见下述。
简单的因果关系表明，国家粮食不安全状况恶化与气候冲击高发有关。在2011-2016年遭遇极端气候的时间超过三年的国家被定义为高发国家，无论属于低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这说明的是短期一再高频率遭遇气候冲击。
2017年，气候冲击高发国家平均食物不足发生率高出较少或没有遭遇气候冲击的国家3.2个百分点。更惊人的是，高发国家的食物不足人数(超过3.51亿人)比非高发国家多出一倍以上。
在确认的2011-2016年51个极端气候高发国家中，23.5%为低收入国家，76.5%为中等收入国家。从地理位置来看，大多数(76%)在非洲和亚洲(分别占39%和37%)，15.5%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其余在大洋洲和欧洲。
由于中低收入国家越来越多遭遇极端气候，因此面对这类事件的脆弱性是影响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一大风险因素，值得更多研究。此处脆弱性是指极端气候对粮食安全产生不利影响的概率增加的状况。分析应围绕国家农业产量和单产面对极端气候的脆弱性问题以及相关粮食供应链和自然资源生计的脆弱性加剧问题。
如果考虑极易受到构成粮食安全威胁的极端气候影响，则本分析确定的128个国家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即有统计学意义)。如果谷物产量和单产对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敏感，并且生计对气候敏感，则会出现风险。如果严重旱情与食物不足发生率恶化同时发生，也会出现风险。
例如，为本报告进行的分析表明，2017年所有遭遇极端气候的国家食物不足发生率平均为15.4%。与此同时，农业产量/单产还极易受到气候变异影响的国家食物不足发生率为20%，食物不足发生率极易受到严重干旱影响的国家食物不足发生率为22.4%。若农业产量/单产极易受到严重干旱影响，并且食物不足发生率对严重干旱高度敏感，食物不足发生率则要升高9.8%(25.2%)。按照农业部门从业人数衡量，高度依赖农业会使食物不足发生率提高9.6%(25%)；对于低收入国家，发生率则会提高13.6%(29%)。
令人惊奇的是，食物不足发生率先在低收入国家升高，并且升幅较大，尤其是在农业产量/单产极易受到严重干旱影响，并且食物不足发生率对严重干旱高度敏感的国家。
对中等收入国家有不同发现，食物不足发生率的上升不太显著，并且时间滞后(从2015-2016年起)。同时，农业产量/单产和整个国家极易受到严重干旱影响的国家食物不足发生率的上升也较为显著。这往往表明，中等收入国家可以化解极端气候暴露增加所产生的影响，但可能无法同样在2015-2016年妥善应对，或许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灾情严重。在此期间，其他因素也可能发挥了作用，例如拉丁美洲很多国家面临经济放缓，这种情况压缩了财政空间，难以实施各项社会计划，从而削弱了国家应对极端气候事件遗患的能力。
在极端气候高发(暴露时间超过66%)并且极易受到影响的国家，食物不足发生率的上升更为显著，并从2011年起就开始上升。
高度依赖农业的国家食物不足发生率最高，但从2011年起，在产量/单产对气候敏感并且易受严重干旱影响和整个国家易受严重干旱影响的国家，食物不足发生率升幅最大，其次是产量/单产易受严重干旱影响或整个国家易受严重干旱影响的国家。
如上所述，图27中令人惊奇的是，大多数极端气候高发国家(接近四分之三)实际上其实都是中等收入国家，但我们却看到食物不足发生率从2011年起持续上升，而这主要由低收入国家推高。
极端气候是全球粮食危机的一大诱因
2017年，51个国家和领地近1.24亿人面临堪比“危机”或更加严峻的重度粮食安全状况(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阶段3及以上或相当阶段)，急需采取应急行动，助其保护生命和维持生计。在其中34个国家中，总人口76%以上(近9500万人)面临堪比“危机”或更加严峻的严重粮食安全状况，还受到气候冲击和极端气候影响(表7)。
如果冲突和气候冲击同时出现，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则会受到更严重影响。2017年，34个粮食危机国家中有14个受到冲突和气候冲击的双重影响，导致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大大恶化。2017年共有6580万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其中1550万人遭受极端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急需挽救生命的援助(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阶段4及以上)。
大多数气候相关粮食危机国家未受冲突影响，但气候冲击和气候应激源却是引发重度粮食不安全紧急状况的一大因素(34个国家中有20个如此)。在这些受气候影响的粮食危机国家中，29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阶段3及以上)，其中390万人急需挽救生命的紧急援助(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阶段4及以上)。
在34个国家中的21个，干旱都是一个气候诱因。不过，其中只有七个国家发生干旱的同时没有受到其他气候冲击。大多数情况下，各国遇旱的同时还会遭遇洪水、气旋和其他不太极端但同具破坏力的气候事件，包括旱期和降雨不规律以及雨季晚到(表7)。
在非洲区域，气候冲击和应激源对重度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影响最大，影响了24个国家的5900万人，急需采取人道主义行动。
在气候冲击和冲突互相作用从而引发粮食危机的地区，五岁以下儿童急性营养不良发生率从极高到较高不等，其中包括苏丹达尔富尔地区(28%)、南苏丹(23%)、乍得湖区(18%)、也门(10-15%)、尼日尔迪法地区(11%)、刚果民主共和国(8-10%)和阿富汗(9.5%)。
在受干旱/洪水影响的地区或国家，包括肯尼亚北部、巴基斯坦信德省、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还有沉重的急性营养不良负担。气候冲击加重了造成急性营养不良的根本因素，包括：粮食不安全状况严重；无法充分获取各种营养丰富的食物；腹泻、疟疾和发烧等疾病高发；难以获取初级卫生保健和安全用水；卫生设施不足；母乳喂养方式欠佳。
很多研究表明，尤其是儿童的健康和营养状况，特别容易受到气候相关灾害影响，既包括紧急情况发生阶段(由于营养不良和营养不足)，又包括灾后阶段。洪水和干旱对急性营养不良高发期的影响(通过破坏作物或引发疫病)有详实的记录。
总结
在本报告分析考查的20年间(1996-2016年)，各国遭遇极端气候的频率和强度都有增加。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易受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风险影响。若农业生产、粮食系统和生计易受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影响，国家则会面临极大的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风险。
尽管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不是引发观察到的全球饥饿状况加剧的唯一诱因，但分析表明，它们是一些国家的重要诱因。它们还加重了冲突、经济放缓和贫困等造成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其他因素。因此，关键是要更详细地调查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如何损害粮食安全的各个方面(粮食可供量、获取、利用和稳定性)和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