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农组织报告: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编制了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旨在为国际社会提供有关消除饥饿和改善营养等方面的信息。9月11日,联合国在意大利罗马发布报告。以下为报告摘选。

近年来的饥饿和粮食不安全趋势


è新证据继续表明,世界饥饿人数继长期下降后近年来有所增加。全世界近1/9的人口,约8.21亿人,食物不足。
è非洲几乎所有分区域以及南美洲的食物不足和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似乎有增无减,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食物不足情况较为稳定。
è饥饿和粮食不安全问题加剧的这些迹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即要在实现一个无饥饿世界的道路上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到2030年,消除饥饿,确保所有人,特别是穷人和弱势群体,包括婴儿,全年都有安全、营养和充足的食物。”

2017年版《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预测,全世界食物不足发生率长达十年的下降已经结束,并可能发生逆转。这种状况主要由以下方面因素造成:冲突地区局势持续动荡,世界许多区域发生了恶劣的气候事件,经济下滑,影响了和平环境的形成,加剧了粮食不安全形势。现在新的证据证实,一些国家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较低,在另一些国家,人们获取粮食的能力不均现象增加,因此预测2017年全世界范围内膳食能量消费不足的人口比例将进一步增加。粮农组织最新估计数据显示,全世界人口中食物不足的比例,即食物不足发生率,似乎已连续两年增长,2017年可能达到10.9%。

尽管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百分比的绝对增长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考虑到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意味着过去三年中遭受饥饿的人数一直在增长,迄今已恢复到近十年前的水平。目前,全世界食物不足的绝对人数估计已从2016年的约8.04亿增加到2017年的近8.21亿。这一趋势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若不加大努力,到2030年将无法实现消除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遗憾的是,新的这些估算数证实,非洲和大洋洲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已连续若干年保持上升趋势。非洲仍然是食物不足发生率最高的大陆,受影响人口接近总人口的21%(超过2.56亿人)。这些估算数还表明,亚洲直到最近的下降趋势可能已经结束。2017年亚洲食物不足发生率预测数据显示,估计有11.4%的人口营养不足,数量超过5.15亿人,这证明亚洲是全世界食物不足人口最多的区域。

仔细研究亚洲各分区域的情况,不难发现西亚和东南亚是导致这种下降趋势放缓的原因之一,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东南亚国家,由于受到恶劣气候条件的影响,粮食供应和价格相应受到影响,而西亚国家则受到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的影响。

在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更为紧迫。据估计,该区域有23.2%的人口,即大约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人口,可能在2017年面临长期粮食匮乏。除东非以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所有分区域,都出现了食物不足发生率增加的情况。南部非洲的发生率略有增加,而西部非洲则显著上升,可能是由干旱、粮食价格上涨和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放缓等因素造成的。食物不足发生率的动态趋势以及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食物不足人口总数急剧增加。撒哈拉以南非洲食物不足人数从2010年的1.81亿增加到2016年的近2.22亿,六年内增长了22.6%,而且根据目前的预测,2017年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突破2.36亿。

南美的食物不足发生率相对较低,但情况也在恶化:2014年为4.7%,到2017年预计将增加到5.0%。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可能是主要出口商品(特别是原油)价格持续低迷,这些商品占用了国家本应用于进口粮食的资源,降低了各国政府开展投资发展经济的能力,并大大减少了保护最弱势群体所需的财政收入,即保护他们免受国内价格上涨和收入损失的影响。

在改善营养方面取得的进展


è全世界有5000多万名五岁以下儿童受到消瘦的困扰,其中大约一半生活在南亚,四分之一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要解决儿童消瘦问题,需要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包括预防、早期识别和治疗。
è目前,在减少儿童发育迟缓方面取得了进展。然而,2017年全世界仍有近1.51亿五岁以下儿童(22%)发育迟缓。这个比例低于2012年的25%,主要得益于亚洲取得了进展。超过3800万五岁以下儿童超重。
è女性贫血和成人肥胖发生率不断增长。全球八分之一以上的成人肥胖,三分之一的育龄妇女贫血。

在2012年世界卫生大会(WHA)上,成员国批准了到2025年改善孕产妇、婴儿和幼儿营养的六项全球目标。这些目标要求采取措施:i)降低育龄妇女贫血率;ii)降低新生儿低出生体重发生率;iii)提高婴儿纯母乳喂养率;iv)降低发育迟缓率;v)降低消瘦率;vi)遏制五岁以下儿童超重发生率的上升势头。后三项指标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框架的一部分。为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2030年最后落实期限保持一致,这套2025年目标已延长至2030年,以确立全球营养目标。此外,世界卫生大会《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行动计划》还要求到2025年降低成人肥胖发生率。

《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跟踪上述七项指标中六项的进展情况。低出生体重估算数将在本报告发表后于2018年晚些时候公布,因此未在此处提及。

在全球范围内,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的比例继续下降,2017年的发育迟缓比例为22%。发育迟缓儿童的数量也从2012年的1.652亿降至2017年的1.508亿,五年间下降了9%。2017年,五岁以下儿童中有7.5%(5050万)消瘦。自2012年以来,全球超重儿童的比例似乎没有变化,2012年(世界卫生大会目标的基准年)为5.4%,2017年为5.6%(3830万)。

在全球范围内,在2012年,36.9%的六个月以下婴儿为纯母乳喂养(基于各国2005年至2012年的最新数据),而在2017年,纯母乳喂养的婴儿比例为40.7%(基于据各国2013年至2017年的最新数据)。

令人遗憾的是,全球三分之一的育龄妇女仍然受到贫血的影响,贫血对妇女及其子女都有重大的健康和发育影响。育龄妇女贫血发生率从2012年的30.3%逐步上升至2016年的32.8%。与此同时,成人肥胖发生率继续逐年上升,从2012年的11.7%上升至2016年的13.2%,达6.723亿人。

仔细研究三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不难发现显著的区域差异。在2012年至2017年间,虽然大多数区域似乎在降低发育迟缓发生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非洲在相对改善方面进展最小。2017年,非洲和亚洲的发育迟缓儿童数量之和占全球总数的90%以上,分别为39%和55%。非洲的发育迟缓儿童数量呈上升趋势,而亚洲的发育迟缓发生率则相对降幅最大。大洋洲估算数的置信区间太大,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


2017年,全球五岁以下消瘦儿童的总数达5050万,其中亚洲和大洋洲两个区域的消瘦发生率几乎达10%;而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的发生率仅为1%。大部分负担集中在亚洲,而世界70%的消瘦儿童都居住在该区域。

2017年,全球超重儿童的数量达3800万,其中非洲和亚洲的占比分别为25%和46%,尽管这两个区域的儿童超重发生率最低(非洲区域为5%,亚洲区域为4.8%)。大洋洲(8.7%)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7.3%)的发生率最高。2012年至2017年期间,各区域的超重发生率或超重儿童人数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非洲和亚洲的纯母乳喂养率为北美的1.5倍:在北美,六个月以下婴儿的纯母乳喂养率仅为26.4%。相反,非洲和亚洲育龄妇女贫血的发生率几乎是北美的三倍。各区域的育龄妇女贫血发生率均未下降。

北美的成人肥胖发生率最高,增加速率也最高。虽然非洲和亚洲的肥胖发生率仍然最低,但也在呈上升趋势。

总体而言,在发育迟缓和纯母乳喂养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这些进展可能不足以实现全球营养目标。相反,儿童超重、成人肥胖和育龄妇女贫血的情况并没有改善。

为了实现世界卫生大会提出的2025年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营养目标,需要增加对营养干预措施的投资,加大政策和计划实施力度,加强政策一致性,并做出更多的国家承诺。

全球对解决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关注程度前所未有,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激励各国围绕明确的行动议程做出努力。作为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的后续行动,联合国2016-2025年“营养行动十年”已成为各国的总体行动框架,便于各国分享经验,促进改善协调,营造政治势头,以扩大消除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行动。由60个国家组成的“加强营养运动”继续激发多部门开展联合行动,以消除发育迟缓和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所有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都可以围绕这一势头协调努力,以加强营养干预措施,并努力消除营养不良。

聚焦消瘦问题

根据世卫组织儿童发育标准,“消瘦”指体重身高比较低。今年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详细研究了五岁以下儿童的消瘦问题。

全球针对消瘦问题制定的目标是到2025年将发生率降至5%以下,到2030年将发生率降至3%以下。2017年,7.5%的五岁以下儿童受到消瘦的影响,各区域的发生率从1.3%(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到9.7%(亚洲)不等。拉丁美洲除外,所有其他区域的消瘦儿童中有三分之一严重消瘦(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的比例为四分之一)。

消瘦儿童的死亡风险增加。2013年的一项分析表明,在夭折的五岁以下儿童中,有875000名为消瘦儿童(占所有夭折人数的12.6%),其中516000人严重消瘦(占夭折人数的7.4%)。尽管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中由消瘦引起的死亡风险最高,但低体重身高比仍然是困扰很多儿童的营养问题,甚至是大龄儿童。

造成消瘦的主要根本原因是家庭粮食安全状况不佳,喂养和护理做法不足,以及/或缺乏健康、水、卫生和卫生服务。不理想的母乳喂养和不良的辅食和喂养方法可导致体重迅速减轻或发育迟滞。父母和看护人不了解如何适当地储存、烹饪和消费食物,可能是促因。消瘦可能是发生感染恶性循环的一部分:营养不良会加大感染的风险,感染后因食欲减退和肠道吸收不良而进一步减轻体重。腹泻尤其容易导致体重迅速减轻,缺乏适当、及时的医疗保健会减缓这些疾病的康复速度。目前尚未十分清楚的是,消瘦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发育迟缓、低出生体重和贫血。但有证据表明,消瘦问题对线性生长产生负面影响,从而不利于儿童生长发育。一旦爆发人道主义危机,上述营养不良的所有根本原因会随之加剧,因为危机局势往往会对儿童和妇女可获得的食物的数量和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这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尤其危险,因为持续的粮食短缺会导致儿童膳食单调、营养密度低,限制儿童的生长。此外,人道主义危机局势往往会限制医疗保健服务、水和卫生设施的获取,导致疾病同时增加。

消瘦状况通常以调查时的发生率来衡量。然而,由于与其他形式的营养不良相比,消瘦通常是一种短期状况,因此若以某个时间点的发生率来衡量,会低估整个日历年内新增的案例(即发生率)。对于消瘦发生率的估算可能因季节而异,并且通常在雨季期间最高,雨季往往是收获之前的期间,因此食物短缺以及包括腹泻和疟疾在内的疾病发病率更高。包括长期和急性紧急情况在内的危险事件也会影响消瘦率,因此除季节外,还需要考虑实际背景情况。记录长期消瘦发生率趋势很困难,因为调查通常不是在某一国家所有地区同时进行的。

据估计,在全球五岁以下儿童中,有5050万名儿童在任何特定时间点都有消瘦现象,其中大约一半生活在南亚,另外四分之一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消瘦发生率超过15%(非常高的类别)的国家包括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印度、尼日尔、巴布亚新几内亚、南苏丹、斯里兰卡、苏丹和也门。虽然在发生紧急事件时通常会造成消瘦问题,但大多数消瘦儿童并未在紧急事件地区。

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的消瘦发生率存在很大差异;平均而言,最贫困家庭的儿童的消瘦率比正常水平高出1.4倍。虽然在特定国家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但从综合数据看,按照居住地或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来衡量,五岁以下女童与男童的消瘦率并无显著差异。

在许多分区域都发现,最富裕家庭和最贫困家庭之间的儿童消瘦率存在差异。在非洲五大分区域中的三个分区域,最贫穷人口中儿童消瘦率显著高于最富裕人群,东非的悬殊几乎是其两倍。在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等消瘦发生率较低的分区域,最富裕和最贫穷的人口之间无显著差异。

在各国国内的不同地理区域,消瘦率存在巨大差异。在一些调查中,例如在冈比亚和也门的调查中,消瘦发生率最高与最低的地理区域之间的发生率没有显著差异。在其他国家,如乍得、尼日利亚和苏丹,则存在很大差异。然而,由于估算可能基于不同季节收集的数据,而在一国的不同地区所开展的调查的节点和持续时间存在差异,因此各地理区域的消瘦发生率可能不具完全可比性。

季节性变化对五岁以下儿童消瘦率的潜在影响对印度等国家尤为重要,因为印度2015-16年全国家庭和健康调查(NFHS2015-16)的数据收集工作持续了一整年。在整整一年中,印度会出现多个季节的更替,例如收获季、旱季和雨季,这可能会影响消瘦发生率。因此,在印度观察到的儿童消瘦发生率的巨大地域差异可能受到在特定地区开展调查的时间节点的影响。然而,其他因素也可能造成了各邦之间消瘦发生率的巨大差距。例如,在儿童消瘦发生率最高的邦,大约70%的家庭无法获得卫生设施,几乎一半(46.1%)的人口处于印度最贫穷的五分位数之列。相比之下,在儿童消瘦发生率最低的邦,几乎所有家庭(99%)都可以获得卫生设施,且该邦人口的大多数(63.7%)处于印度富裕的五分位数之列。

由于消瘦通常被不准确地认为是在爆发紧急危机时才会发生的情况,因此,那些旨在解决非紧急情况下发生的这种形式的营养不良的持续计划通常在规模和质量上都显得不足。2016年,超过400万名五岁以下儿童因严重消瘦而接受治疗,较2014年有了大幅增长,当时仅有300多万人接受治疗。然而,在2016年的某个时间点估计有1700万儿童严重消瘦,因此获得治疗服务的比例很低(即仅四分之一)。为救助严重消瘦儿童而做出的供资往往是短期的,且主要在发生人道主义危机时才投入。制定可持续且资源充足的计划,以防止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包括儿童消瘦,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营养目标的必要之举。

要解决消瘦负担,必须多管齐下,包括婴幼儿期预防、在出现并发症之前及早发现,以及治疗受影响的儿童,特别是那些严重消瘦的儿童。2013年的一项分析表明,通过管理急性营养不良,同时提供一揽子婴幼儿营养措施,包括保护、促进和支持适当的母乳喂养,提供良好的辅食、喂养方法以及微量营养素补充剂(将覆盖率提高到90%),可将严重消瘦发生率降低61.4%。

要预防消瘦,需要解决造成营养不良的根本原因。提供母乳喂养支持和家庭营养咨询—特别是关于如何提高辅食和喂养做法的质量,并针对儿童常见疾病提供早期护理,都至关重要。粮食系统需要确保为婴幼儿(包括最脆弱的人群)提供有营养、安全、负担得起的膳食。各项水、卫生和环境卫生计划必须确保他们能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此外,社会保护和安全网计划需要确保为那些被主流发展边缘化的儿童和家庭提供健康的膳食。

改进生长监测和宣传,例如通过疫苗接种服务和儿童健康和营养日进行监测和宣传工作,有助于确定面临严重消瘦风险及面临疾病和死亡风险的儿童,如中度消瘦儿童和需要治疗的儿童。此外,对于严重急性营养不良的儿童需要加大力度予以治疗和营养处理,以此作为儿童常规保健和营养服务以改善儿童生存的一部分。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行动框架》载列了有关这些方面的建议行动,鼓励各国酌情在“联合国营养行动十年”的框架下实施这些行动。

粮食不安全与营养不良之间的联系

è粮食不安全除了引发营养不良外,还会引发超重和肥胖,这些营养不良形式的高发生率在许多国家同时存在。营养食物费用高、粮食不安全给生活带来压力及生理上适应食物限制,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说明粮食不安全家庭的超重和肥胖风险之所以更高。
è粮食获取不足会增加出生体重低和儿童发育迟缓的风险,这两大问题会加大日后超重和肥胖的风险。
è必须将获得安全、有营养和充足的食物视为一项人权,并优先考虑最弱势群体。需要制定政策来推动关注营养的农业和粮食系统,并特别关注五岁以下儿童、学龄儿童、青春期少女和妇女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以打破营养不良的代际循环。

乍看之下,前面的部分似乎在阐述不同的问题,证实了2017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中描述的趋势:饥饿和粮食不安全问题日益抬头,而儿童发育迟缓继续下降。此外,1975年至2016年间,全球成人肥胖发生率稳步上升,并且在过去十年中呈加速之势。如何协调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看似矛盾的趋势?

与儿童消瘦一样,儿童发育迟缓和其他形式营养不良的原因纷繁复杂,涉及多个部门,并且植根于各种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意识形态因素中,而这些因素又会影响对其他资源的管制。从粮食系统的角度来看,不难发现食物供应链、食品环境和消费者行为等方面的相关因素都是造成营养不良的基本和潜在原因。这些相互交织的因素因环境而异,在不同区域、国家、国家内部、甚至家庭之间和家庭内部都各不相同。

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社会和经济快速变化,城市化进程加速,粮食系统、生活方式和膳食习惯也随之发生变化。膳食模式相应发生变化:人们开始摄入能量密集、高饱和脂肪、高糖高盐、低纤维含量的食物。

此类变化带来营养状况及膳食相关疾病的变化。在转型前的条件下,较脆弱群体面临的主要营养问题是营养不足和营养缺乏。这种转变逐渐导致人们(包括更脆弱的人群)的能量消费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营养不良和一些营养素不足的情况开始减少,而高脂肪、高盐高糖高热量的精加工食品的过量消费成为一大问题。这种消费习惯导致超重和与膳食有关的非传染性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儿童发育迟缓和消瘦水平在各区域和各国持续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观察到的超重和肥胖发生率也在同时上升,通常发生在儿童发育迟缓水平也相对较高的国家和社区。营养不良与超重和肥胖的共存通常被称为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此外,超重和肥胖的人也可能缺乏微量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这通常称为“隐性饥饿”,因为可能没有明显的饥饿迹象。据估计,全世界有15亿人缺乏一种或多种微量营养素。育龄妇女的缺铁性贫血是微量营养素缺乏的一种表现形式,甚至连超重或看似营养良好的妇女也可能有缺铁性贫血。

关于育龄妇女贫血,世卫组织认为40%或以上的发生率对公共卫生的影响非常严重。三个国家的女性贫血发生率较高,且成人肥胖发生率高于20%;其中海地也是儿童发育迟缓高发国家。29个国家是妇女贫血和儿童发育迟缓高发国家,其中八个国家的儿童消瘦发生率也很高。

营养不良的多重负担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更为普遍,穷人是高发人群。在高收入国家,肥胖的高发人群也是穷人。多种营养不良形式的共存不仅可能发生在国家和社区内,也可能发生在家庭内,甚至可能出现在同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在家庭和个人层面上发现了这种情况的各种例子。例如,同一个家庭中,可能有孩子发育迟缓,而母亲可能超重。在个人层面,女性可能超重并患有贫血症,而孩子可能同时发育迟缓和超重。

因粮食获取不足导致的粮食不安全并非始终以明显方式促成了这些情况。中度粮食不安全水平往往会导致人们摄入能量密集但微量营养不足的膳食,因为迫于资源限制,人们不得不降低膳食的营养质量。例如,这种膳食会导致儿童缺乏微量营养素,阻碍其生长,并可能导致其母亲肥胖。与此同时,使肥胖增加的膳食可能缺铁,从而可能导致同一女性肥胖和贫血。

粮食不安全尤其会增加低出生体重、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和育龄妇女贫血的风险,还会影响孩子出生后头六个月的纯母乳喂养质量。此外,粮食不安全与五岁以上女孩的超重有关,并且是妇女肥胖的一个风险因素,这在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尤其如此。

必须强调的是,除了造成营养不良以外,粮食不安全的经历还会对儿童和成人的福祉产生其他不良后果。粮食不安全会对儿童的学业表现产生负面影响,并造成行为问题。粮食不安全的儿童更有可能面临不良健康后果和发育风险。对于儿童和成年人而言,缺乏可靠的食物获取来源可能会导致焦虑、压力、抑郁、人际关系紧张,以及因社会耻辱感造成不合群。无论营养状况如何,这些心理和社会影响对整体健康和福祉产生严重影响,并对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带来负面经济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粮食不安全的恶性循环,其中社会隔离、抑郁和压力,以及健康状况不佳和认知发育不良都会阻碍人们充分发挥潜力,可能对生产能力和获取食物的机会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可以做什么?

随着粮食安全(粮食获取)、膳食摄入量和营养结果方面更多的数据不断出现,对此类数据的综合分析将获得更具体的信息,以制定合理政策,消除多种形式的营养不良。

现有证据表明,有必要实施和扩大干预措施,以保证获取有营养的食品,打破营养不良的代际循环。从胚胎至婴儿2岁生日之间的1000天是奠定一生健康的最重要时间段,若能妥善把握这段窗口时间,可以防止儿童发育迟缓和超重,促进儿童营养、生长和发育,对孩子的一生产生持久的影响。儿童生长迟缓的伏笔早在母亲怀孕前和怀孕期间就会埋下,并且会产生短期和长期后果。儿童营养不足会导致儿童认知发育受损,会给自我实现和生产力产生严重不利影响。营养不足的女孩长大后会成为营养不足的母亲,她们很可能生产低出生体重的婴儿,于是形成了营养不良的代际循环。在这个重要的机会窗口中,前六个月的纯母乳喂养以及2岁前充足的辅食和合理的喂养做法对于确保儿童正常生长发育至关重要。

鉴于这一证据,制定政策时必须特别关注五岁以下婴儿和儿童、学龄儿童、青春期少女和妇女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这些群体被认为最容易受到食物获取不足造成的有害后果的影响。《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行动框架》概述了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相关建议行动,各国承诺在“联合国营养行动十年”的框架下实施这些行动。

世卫组织提出了“双重义务行动”,可以同时减少营养不足、超重和肥胖。这些行动强调需要谨慎推进,以确保消除儿童期营养不足的战略不会加剧日后超重和肥胖。应重新设计和利用现有计划,并制定新的干预措施,以减少发生多种形式营养不良的风险。贸易、投资和农业政策必须考虑到营养需求,并改善获取健康膳食的途径,而不是在粮食供应环节推广能提供廉价淀粉、脂肪和糖的商品作物。

总之,各种证据继续表明,近年来全球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状况有所增加。降低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的努力正在取得进展,但速度很慢,尚无法实现全球目标,而且区域间和区域内存在重大差异。同时,育龄妇女贫血和成人肥胖正在增加。如果不能确保全年获得安全、有营养和充足的食物,就不可能消除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这需要扩大社会保护政策的范围,以解决不平等问题,并确保政策在以下方面考虑两性的营养需求:目标;设计;以及确定辅助性健康、护理和农业干预措施,以提高营养成果。同时,必须向营养敏感型农业和粮食系统持续转型,以便为所有人提供安全优质的食物,根据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行动框架》和“联合国营养行动十年”《工作计划》的建议行动推进健康膳食。还需要制定市场法规遏制消费不健康食品,并出台政策促进健康食品供应和消费。所有这些行动都需要加强公共治理,并解决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权力不平衡问题。必须将粮食获取视为一项人权,确保最脆弱群体能优先获得安全、有营养和充足的食物。(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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