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在农业大学讲话点燃了“一把火”…

康生在农业大学讲话点燃了“一把火”

——写在我亲历的农业“大跃进”60周年（2）

（这是我亲历农业“大跃进”的往事，愿您喜欢。）

1958年7月上旬，康生（中央文教领导小组副组长）三次到北京农业大学视察，他在7月19日讲话时提出“教授、学生要以产定级”论。康生说：农业大学毕业生不要考几分了，能搞出亩产5 000斤的就是特优生，亩产4 000斤的就是优等生，亩产3 000斤的算刚及格，搞2 000斤的就要留级了，不过将来把产量搞上去还可以提升。教授评级也要这么办，能搞出亩产5 000斤的评为一级教授；亩产4 000斤的评为二级教授，亩产3 000斤的评为三级教授，亩产1 000斤的只能评讲师。康生说：在农业“大跃进”一年里，农民将了一军，专家教授大大地输了。这就提出了一个农业院校到底还要不要的问题。

康生的讲话在北京农业大学点燃了“一把火”！全校师生沸腾起来了，浸淫在狂热鼓舞之中。开始一拨接一拨地邀请各地“放卫星”农民到学校“作报告”。全校师生召开跃进会、誓师会，酝酿放卫星田的指标。老师怎么评升教授、学生怎么评特等生？一些敢想敢说的师生点燃满腔熊熊火炎，也让一些专家教授被树为反面典型，频繁地作为“质疑”或“将军”的靶子。

火上加油的《中国青年报》社论说：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家长期脱离工农，脱离生产实际，也有一些人抱残守缺，装腔作势，其实没有什么真实本领。昆虫学家分辨不清害虫，水稻专家不会种水稻。在一定的意义上讲，并不比工农的知识多，反而要比工农的知识少。不是么，小麦亩产四、五千斤的奇迹是什么人创造的呢?一切脱离实际的所谓专家，还有什么值得推祟的价值呢。最后说，我们要“把资产阶级的最后阵地夺取过来”。

全校以及各系几乎是连续地举行“大跃进”誓师会，教师轮流登台你追我赶报告自己放的“卫星”指标，学生在台下造声势喊口号。农业生产竞赛变成了比干劲比口号比胆子的较量。那些登台敢于放言“高指标”或“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教师都在一阵掌声中顺利地“过关”，而那些讲科学说实话的教师，在一阵又一阵“保守、落后”口号声中困境窘态，甚至有的被逼得痛哭流涕也不让“下台”。

记忆犹深的是著名小麦专家蔡旭先生，当时他选育的小麦品种农大183已经推广到1700多万亩。蔡旭不相信报上刊登的小麦高产卫星亩产3530斤。他明确表态“我怀疑小麦亩产双千斤都是假的，最多只有800多斤。”他去湖北谷城参观后说：“在外面看了半天，千斤还是在我们这儿。”蔡旭先生因此被树为全校“思想落后”典型。在农业“大跃进”誓师会上被点名登台表态。他发言“小麦高产指标800斤”，台下一片哄笑、一阵口号；第二次他把小麦高产指标提高到“900斤”，仍然不能被通过。蔡先生争辩说，他培育的“农大183小麦品种最多只能打700斤”，又是一片哄笑。蔡先生最后免为其难地把小麦高产指标提高到“1 000斤”，才算在一片嘘声中被轰下台去。

农业大学全校师生再次沸腾起来了，一次一次的会议，一次一次的表态，每一个师生都要“向党交心”，要深刻暴露灵魂深处最为隐秘的思想。实际是强迫人们对自己的良心撒谎，失去了心灵深处最后的一点领地。对学生来说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抵触不是很大，而对那些年岁大、家庭负担重的老师来说是如同要承受一场磨难。

随后，全国有23所农林院校44 500名师生响应毛泽东主席“农业大学全部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一年”的号召，到农村参加农业“大跃进”运动，占全国在校师生总数的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