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减贫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每个国家都存在贫困问题，但因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对贫困人口的界定、扶贫对象的选择及扶贫政策的重点各有不同，国际合作是实现世界减贫合作与共享发展跨入新阶段的有效途径。
记者：能否请您对贫困与减贫的范畴进行简单的界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各自的角色和作用应该是怎样的?
谭卫平：贫困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涉及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生理等多方面问题，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域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贫困，人们往往也会得出不同的定义。
例如，1901年，英国著名的企业家和管理学家朗特里(S·Rowntree)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活动要求，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 这实际上是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待贫困，将视野局限于物质生活范畴。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贫困是指对人类基本能力和权利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缺乏。这是从发展学的视角认识贫困。讨论“贫困”不得不提及的一个概念是“贫困线”，又叫“贫困标准”，是指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贫困线是是衡量居民个人或家庭是否处于贫困状态的数量界线。中国当前的贫困标准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每年还根据物价指数、生活指数等进行动态调整。
1986年，中国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工作。当年，国务院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安排专项扶贫资金，制定有利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优惠政策，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到1993年底，农村贫困人口由1.25亿人减少到800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14.8%下降到8.7%。之后又先后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等中长期扶贫规划，减贫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扶贫的范围正在不断缩小，从大规模区域性的贫困缩小到2017年804个重点县和片区的3846万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证，发挥政府投入主体和主导作用，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开发，是中国扶贫开发事业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政机关、军队和武警部队、国有企事业单位等率先开展定点扶贫，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贫困地区结对扶贫协作，对推动社会扶贫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与扶贫开发，社会扶贫日益显示出巨大发展潜力。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扶贫企业具有资金、管理、经营等多方面优势，在产业扶贫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脱贫攻坚以来，各地涌现出一定数量的扶贫企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深度参与扶贫开发，引导和带动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创新完善与贫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成为产业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力量。
社会组织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在中国扶贫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提出，“支持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各类组织从事扶贫开发事业”。2017年12月，国务院扶贫办下发《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组织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是联系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等社会帮扶资源与农村贫困人口的重要纽带，是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载体，是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减贫经验
记者：当前中国减贫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是什么?在全球范围，这个问题又是怎样的?
谭卫平：脱贫攻坚工作中，最主要的难点是深度贫困。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就攻克坚中之坚、解决难中之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部署安排。2017年11月，中办、国办又印发了《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意见》指出，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简称“三区三州”)，以及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贫困村，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是脱贫攻坚中的硬骨头，补齐这些短板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关键之策。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打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作出安排部署，特别强调要“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正在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国际减贫合作成果惠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点内容就是民心相通。而减贫是最贴近民生的领域，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开展国际减贫合作对于“一带一路”合作的一个突出意义就是促进民心相通。
减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做好国际减贫合作，重在打通民心。中国目前倡导的国际减贫合作新机制是有别于西方国家设立的援助机制，不附加任何条件，而且用参与式的方式充分考虑受援国基层社区百姓的需求。此外，这一新机制将合作国视为伙伴，让对方充分的参与到减贫合作项目的管理中，使其有平等感和拥有感。这种新型的国际减贫合作将有利于改善合作国的民生，促进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合作打下良好的民意基础，同时进一步巩固中国的对外友好关系。
记者：中国几十年来摆脱贫困与经济的发展分不开，总结起来中国的经验主要是什么?
谭卫平：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我们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过去五年，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4%以下。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指出，在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证，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二是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效，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问题，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三是坚持加大投入、强化资金支持，发挥政府投入主体和主导作用，吸引社会资金广泛参与脱贫攻坚。四是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力量作用，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脱贫攻坚格局。五是坚持从严要求、促进真抓实干，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工作全过程和各环节，确保帮扶工作扎实、脱贫结果真实，使脱贫攻坚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六是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用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支撑脱贫攻坚。这些经验弥足珍贵，要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和发展。
全球减贫模式差异
记者：在国际减贫的实践中，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有着怎样的不同的经验?能否提供一些案例?
谭卫平：从全球范围内看，每个国家都存在贫困问题，但因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各国对贫困人口的界定、扶贫对象的选择及扶贫政策的重点各有不同，存在很大的差异。
发达国家的扶贫以社会保障和救助为主。
1.以社会保障体系为基础的扶贫济困
发达国家扶贫以强大的社会保障政策为基础，主要可分为选择补救型和普惠制度型。前者是在社会成员发生贫困救助需求时采取应急措施，或者说按照一定的标准有计划和有针对性地展开贫困的精细化分类，在此基础上实施选择型的社会福利体系;后者则是全面覆盖的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以美国为例，美国偏重补救型，而欧洲国家福利则侧重普惠型的社会保障制度。
2.以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方式管理减贫福利
美国政府主张有限责任的减贫措施，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合作，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推出《个人责任与经济机会协调法案》，福利管理权限下放，各州获得贫困人口的衡量测定和援助数额上极大的自主权。比如，医疗救助项目就是与医疗护理组织签订合同购买医疗救助服务，而由各州落实的社会性服务，也与相关农场、超市、餐馆等合作完成。
发展中国家依据自身能力和需要制定减贫政策。
1.发展经济、调节收入分配仍是发展中国家减贫的根本途径
发展中国家的致贫原因多样，归纳而言，经济增长缓慢、发展不均衡、分配不合理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因此发展经济、调节收入分配仍是发展中国家解决国内贫困的根本途径。巴西政府运用一系列有助于穷人摆脱贫困的政策来实现收入再分配，如有条件收入转移支付计划，条件是贫困家庭子女需在学校接受教育和享有基本的医疗保健(后来扩展到包括儿童医疗保健)。
2.减少儿童贫困是阻断代际传递的关键
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注重儿童贫困问题，特别关注儿童的营养、健康和教育问题，各国虽然做法不同，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出台专项政策减少儿童贫困;二是注重顶层设计;三是专项目标集中，各项政策都聚焦于不同的儿童贫困问题，特别是营养、健康和受教育水平等;四是强调社会参与，在政策设计与执行中，既强调政府部门承担主要职责，同时广泛争取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
3.寻求国际减贫合作带来的新机遇
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发现，这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意识到全球化背景下强化南南合作的重要性，并已开始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寻求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新机遇。泰国央行行长指出，泰国在地缘政治上位于东盟地区的核心地带，是东盟的物流、贸易和金融中心，是东盟市场与中国之间天然的桥梁。而中国也需要通过泰国，进入东盟乃至大湄公河次区域，这将对产品供应链进行重新布局。
最不发达国家的减贫能力弱。
1.长期接受外援，政府领导力弱
最不发达国家的扶贫较为被动，这些国家普遍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政府的财力、能力极低。以肯尼亚为例，该国每年以接受大量的发展援助为主，政府财政预算的1/3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减贫的重点主要是发展经济、创造就业及建立穷人能够负担得起的社会保障体系。
2.非政府组织活跃
因为长期接受援助，这些最不发达国家的政治体系主要是模仿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极为活跃，而国家在扶贫中的领导力较弱。以非洲为例，非政府组织参与非洲减贫的形式非常丰富，多采用间接扶贫模式，尤其那些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更是如此。
3.企业主导的社区减贫模式
企业投资为最不发达国家(例如非洲地区的国家)实现工业化、解决贫困问题带来了希望，一些跨国企业已经开始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推动企业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些国家青壮年劳动力存量较大，企业投资一是增加当地就业，比如中国在非企业员工当地化比例超过78%，有的甚至达到99%;二是培育本土经营，中国在非洲企业大多采取与当地合作的方式，培养非洲商业精英，使之成为未来非洲大陆工商业的骨干;三是企业在当地开展造福于民众的公益事业。
减贫能力建设与国际合作
记者：减贫的根本应该在于能力建设，能力建设的难点是什么?国际合作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国际合作的挑战是什么?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谭卫平：减贫能力建设涉及的面很广，从减贫的主体和客体来讲，减贫能力建设的难点主要有两点：一是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内生动力对脱贫攻坚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要着力激发贫困群众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主动性，着力培育贫困群众自力更生的意识和观念，引导广大群众依靠勤劳双手和顽强意志实现脱贫致富。这就告诉我们，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必须引导贫困群众树立主体意识，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起来，聚焦贫困群众的能力养成和自我发展潜力培养，变“输血”为“造血”，在改变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更加注重素质能力的提升和思想观念的更新。
二是扶贫干部的能力建设。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加强干部扶贫能力建设，是进一步推进脱贫攻坚的强大动力。比如在2017年6月，国家公务员局、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关于开展行政机关公务员脱贫攻坚培训的意见》，《意见》指出，公务员队伍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骨干力量，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组织保证。大力开展公务员脱贫攻坚培训，为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攻城拔寨的关键期，只有按照国家要求，全面、系统、专业、深入地加强扶贫干部培训，才能持续改进扶贫干部的思想观念、工作思路、执行能力等扶贫工作能力，从而带领群众夺取得脱贫的胜利，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圆满实现。
国际合作是学习和共享各国减贫经验，推动中国减贫能力建设，实现世界减贫合作与共享发展跨入新阶段的有效途径。伴随“一带一路”倡议共识认可度的提升和快速推进，加强减贫合作交流和共享发展的平台和机遇将会不断增多，此类的国际合作成功推动了减贫经验“走出去”和“引进来”，为减贫能力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整体上适应了我们国家减贫发展的需要。例如，在很多国际减贫实践中，如泰国的“乡村发展计划、小农发展规划和乡村就业工程”、巴西的“家庭补助金计划”、法国的“积极就业团结收入”等经验，都值得学习和借鉴。中国作为减贫成效最显著、探索创新经验比较突出的大国，在未来的国家减贫合作中，必将在共享发展中不断取得新成果，为国际减贫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进步做出新贡献。
国际合作最大的挑战是狭隘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多边主义才是发挥国际合作、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
在一年前的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就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阐述了中国主张，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国际社会广泛赞誉演讲提振了人们对全球化、对多边主义、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国际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正是要努力维护和发展多边主义，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综合国力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显著提升，在全球主要多边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给多边主义带来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