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之争将会回归理性与科学

“我们调查发现,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反对比率总体呈下降趋势;64.3%的公众认为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网络争论和媒体报道总体上偏负面,强调转基因弊大于利;77.4%的公众认为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存在安全问题,但不等于将来没有……”

崔凯做题为《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的演讲

日前,在美国加州农业与食品研究中心(CIFAR)主办的转基因食品360度论坛(GM Foods 360 Forum)上,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课程教授崔凯做题为《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的演讲时这样说。

3日,崔凯告诉科技日报记者,2016年和2017年,他和同事在中国先后进行了两轮全国性的社会调查,调查范围覆盖了大陆全部31个省份。

据记者了解,崔凯的这篇关于中国公众对转基因的调查结果,将于2018年4月发表于Nature旗下的食品刊物Science of Food,文章题目为《Public perception of GM foods: A national study of Chinese Knowledge and opinion》。

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人数在下降

作为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中国从1995年开始从国际市场进口大豆。中国的大豆进口量从1995年的30万吨飙升到2017年的9500万吨,占全球大豆贸易的2/3。

“就在中国开始增加进口大豆数量的同时,转基因作物在1996年也开始由实验室走向商业化,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农业发达国家迅速拓展。”崔凯说。

这种情况下,中国进口的大豆越来越多的是转基因品种,这很快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关注。

崔凯说,中国公众本来对基因这个概念并不敏感,2000年前后中国甚至还出现过一款畅销基因概念保健品“珍奥核酸”。然而中国在2002年开始施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以后,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自2002年起,有很多中国学者进行了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调查。由于抽样地点局限于不同的省市,样本数量也多为几百份,统计数据存在很大的差异。

崔凯说,但有一组数据仍具有一定可比性,就是每次调查结果中的支持/反对之间的比率。经过比对发现,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反对比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2002—2017年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与反对比率汇总

在2012年以前,支持者多于反对者,2012年以后,反对者开始多于支持者。为什么拐点出现在2012年?

崔凯说,那一年湖南发生了“转基因黄金大米”事件,引发全社会关注。随后的2013年,方舟子和崔永元两位公众人物爆发转基因论战,并持续至今。很多公众不明就里、无所适从,有些甚至一旦看到奇形怪状的农产品,就会认为这是“转基因”,谈虎色变。

90年后青少年群体对转基因食品支持率最高

为全面了解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状况,崔凯和同事在2016年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社会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2063份,受访者常住地包括中国大陆全部31个省份的193座城市。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对转基因食品持支持、中立和反对态度的比例分别为11.9%、46.7%和41.4%。

其中也存在一定的群体差异:年龄段与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态度呈反比,1990年以后出生的青少年群体对转基因食品支持率最高(19.5%),反对率最低(18.5%)。男女性别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上没有显著差异。西部省份对转基因的支持率最低(7.4%),反对率最高(51.3%)。研究生以上的高学历群体对转基因支持率最低(9.5%),反对率最高(47.8%);大学及以上学历群体中,理科背景的受访者对转基因的支持率(14.1%)显著高于文科背景(7.5%);低收入群体对转基因食品的反对率(34.2%)要显著低于高收入群体(51.6%)。

对于公众关于转基因食品最想了解的信息有哪些?崔凯和同事经过调查发现主要有5关注点: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科普知识;如何辨别转基因食品?哪些是转基因食品?

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的关注点

相对于地沟油、农药残留、动物激素超标、饮用水污染等问题,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

对于中国农业部宣布的相关转基因食品安全事实,您的态度是?

你觉得杂交水稻是一种转基因作物吗?

您认为媒体对转基因报道的总体倾向是?

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和进口,您认为中国政府的监管力度?

是否有种子公司出于商业利益,推动政府批准转基因作物或者诱导农民种植转基因作物、政府相关部门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估审批过程。

崔凯说,还有几个问题的统计结果非常有趣,比如:43.8%的公众认为杂交水稻也是转基因作物;45.7%的公众认为相对于地沟油、农药残留、动物激素超标、饮用水污染等问题,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要更为严重或相差不多;45.5%的公众认为生物科学家对转基因的观点也不可信;47.1%的公众认为政府应该对转基因加大监管力度,最好完全禁止;64.3%的公众认为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网络争论和媒体报道总体上偏负面,强调转基因弊大于利;77.4%的公众认为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存在安全问题,但不等于将来没有。

中国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存在很大顾虑

公众对科学家公信力的态度

通过上述调查结果不难看出,中国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存在很大的顾虑。原因何在?

“我们通过媒体和网络检索,搜集整理出关于转基因食品的14个负面传闻。”崔凯说。

14个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负面传闻

Q1 转基因技术会破环食物中的营养成分。

Q2 很多动物不吃转基因粮食和水果。

Q3 能够杀死害虫的转基因作物,对人和动物也会有毒性。

Q4 转基因食品会引发过敏、癌症等病症。

Q5 转基因种子是不育的,吃了转基因食品,人体生育能力会受到影响,人体自身的基因会被改变。

Q6 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导致田间蝴蝶和蜜蜂等昆虫的数量急剧下降,会破环生态环境。

Q7 转基因作物会导致杂草和害虫进化升级,甚至出现“超级杂草”、“超级害虫”,酿成未知风险。

Q8 违背自然规律地制造新物种,会造成对其它天然物种的“基因污染”,破环生物多样性。

Q9 很多大型国际活动(奥运会、世博会等)都禁止提供转基因食品。

Q10 很多印度棉农因贫困自杀,而种植转基因棉花是导致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

Q11 俄罗斯立法:禁止在俄境内种植转基因作物、生产转基因食品,并禁止俄罗斯进口转基因食品。

Q12 美国孟山都公司毁灭中国大豆产业,转基因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生物武器”。

Q13 有些官员和学者被跨国公司和境外势力收买,他们支持转基因食品是因为存在幕后交易。

Q14 “上帝创造万物”,而转基因技术则是对“造物主”的挑衅和僭越,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2017年,针对上述14个转基因负面传闻,崔凯和同事再次进行了社会调查。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1200份,受访者常住地包括中国大陆29个省份的86座城市。

调查结果显示:在上述说法中,公众知晓度最高的三个是Q1、Q5和Q9,知晓比例都超过70%。而对上述说法认同度最高的三个是Q3、Q8和Q9,赞同比例分别为51.1%、60.1%和65.9%。

对孟山都公司转基因阴谋论这一说法的态度

另外,Q12(美国孟山都公司毁灭中国大豆产业,转基因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生物武器”)赞同比例也达到45%,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崔凯说,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也存在一定的群体差异:老年人比年轻人认同度越高,小城市比大城市认同度高,低学历比高学历认同度高。这种差异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原因,值得深思。

转基因之争在中国将会回归理性与科学

“面对世界权威的研究机构做出的结论,很多中国公众依旧心存疑虑,网络上关于转基因的传言依然大量存在。对此,我们需要理性面对。”崔凯说。

他先后两次分别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从事转基因的公众认知研究,此间也做了很多资料搜集和访谈工作。

崔凯认为,只有公众真正了解了相关知识,才能对转基因食品有理性的认知和态度。中国还有近一半的消费者对转基因持中性态度,这部分群体的态度走向将决定转基因食品在中国的未来走向。

“阴谋论很廉价,因为不需要事实证据,凭借想象就可以随意假设,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心态。但是,纵观科学史,一项新发现被承认往往要经历一段非常曲折的过程。自然科学的结论是一元化的,但文化态度却可以多元化,我们应该尊重公众对转基因食品不同的选择。”崔凯说。

他举例了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历程。1978年,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来到了这个世界。此间,“试管婴儿之父” Edwards博士饱受争议:罗马天主教廷说他亵渎上帝;科学界说他实验不规范,没有做动物实验,就直接进行了临床阶段;阴谋论者说,他的实验过程是伪造的;新闻媒体上甚至有人称其为“恶魔”。

直到2010年,全球的试管婴儿已经超过了400万,而世界第一个试管婴儿已经32岁,诺贝尔生理学奖终于授予了已85岁的Edwards,而此时的他已经虚弱到没有办法亲自出席颁奖仪式。如今,全世界10%的家庭面临不孕不育的现实问题,是Edwards用他毕生的努力给人类带来了福音。试管婴儿的商业化经历了三十年争论,即使今天得到了认可,生儿育女当然会首选自然受孕,而不是去做试管婴儿。

“消费者优先考虑非转基因食品,把转基因食品作为第二选择,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公众需要更久的时间来理解转基因食品,‘挺转派’和‘反转派’都不必站在处心积虑地想击败对方的立场。相信伴随着综合科学素养的提升,转基因之争在中国将会回归理性与科学。”他说。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陈小柒

审核:管晶晶

来源:科技日报

(责任窦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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